（四）蕭華
蕭華是「解放軍」高級將領中的年青俊彥，亦多才多藝，當年他創作的「長征組歌」就曾風靡全國，也是毛澤東、林彪十分倚重的軍內高幹。然而，有關蕭華的研究不是很多，一來相關的資料較少，二來蕭華一直以正面人物出現，以當前國內的政治形勢，對蕭華的論述大都停留在歌功頌德方面，鮮少觸及蕭華文革之前以及文革初期的主要活動，更不用說根據這些活動對蕭華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了。邱會作的回憶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使我們可以根據這些重要的回憶資料，解析一下蕭華在文革中的表現。
（1）蕭華是倒羅的積極份子之一
蕭華作為總政主任與羅瑞卿的關係身為密切，毛澤東部署倒羅戰役之初，蕭華亦是軍內向毛告羅狀的主要人物之一。1965年12月初楊成武、劉志堅、蕭華、葉群一起到上海向毛匯報羅瑞卿的問題。上海會議和後來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蕭華都是非常積極的參與者，事後中央轉發的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蕭華也是主要作者之一。白紙黑字，見證歷歷。邱回憶說：「上海會議剛結束，肖華主持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全面部署批判羅瑞卿，調子要比上海會議高得多，要求各大單位不僅要「批羅」，還要揪出和批判「羅瑞卿線上的人」。羅瑞卿問題在軍內公開並且升級了。肖華軍在軍委秘書長的事上不如意，以積極地批羅，和他劃清界線。」（頁15）在批羅一事上，楊成武、蕭華、劉志堅最積極。（頁17）
（2）批判他人保護自己
羅瑞卿是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蕭華則是總政主任，雙方關係曾十分親密，這也是盡人皆知的。羅瑞卿的倒臺，蕭華還是頗有些緊張的。為了表示與羅劃清界限，蕭華採取的手段不是正面教育，而是希圖打擊別人以保護自己。總政在部署批羅的同時，還擬定了一個和羅一起批判的名單，其中就有邱會作。蕭華把羅瑞卿列為單純軍事觀點的人，而邱會作則是單純專業觀點的人。蕭華的目的就是通過批判他人「不突出政治」而表示自己的鮮明態度。蕭華的做法被林彪和葉劍英及時制止。（《邱會作回憶錄》 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 頁397）
（3）文革初期總政是軍委文革小組的主要後臺之一，整了不少軍內高幹
文革運動在全國的興起，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組。而軍隊內部搞文革就要有相應的機構。那就是軍委文革小組。該小組的組長劉志堅還是中央文革的組員。為了配合中央文革，蕭華和劉志堅專門請了江青、康生、張春橋給軍隊作報告，要求軍隊支持造反派。邱會作回憶說，中央碰頭會曾開會討論蕭華問題，不少人提了很尖銳的意見：總政和全軍文革領導軍內的文化運動，既不依靠各級黨委，也不依靠廣大革命群眾，更不執行政策，只是依靠造反派造反，搞的是「武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斗死的軍隊高級幹部有趙爾陸、楊至誠、文年生等一批人，受到嚴重摧殘的就更多了。尤其嚴重的是，總政是負責管理幹部的，對武鬥幹部不制止，也沒有採取措施保護，更沒有營救過任何人。相反，總政主要的部長，如文化部長謝鏜忠（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兼機關組組長）、宣傳部長李曼村（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兼院校組組長）等人，還同造反派一起策劃過對領導幹部的武鬥，並到現場觀看。蕭華為首的總政和全軍文革文革初期整了一大批軍內高幹，引起眾怒。蕭華的倒臺很大程度上是江青的因素，另外也有其咎由自取的因素在內。
蕭華的弱點其實是很明顯的，即蕭華總是表現出極左的面貌。雖然文革就是一場極左的運動，但是每個參與人之間還是頗有不同和區別的。蕭華的問題在於，哪邊的政治勢力大，蕭華就會倒向哪邊。且蕭華樂於「整人」，從1959年整「彭黃張周」，到文革初期整羅瑞卿，再在文革中整其他軍中老幹部等，蕭華給人們的印像一直不佳。文革後蕭華被鄧小平趕到蘭州軍區當政委，又在蘭州整冼恆漢。洗恆漢在自己的回憶中就說：「眾所周知他（指蕭華）在羅瑞卿同志問題上的表現，就已經夠淋漓盡致了：在羅瑞卿同志落難時，他提供炮彈，落井下石，並主持發動全軍揭發批判；在羅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後，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義寫詩悼念，對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機多了，也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人的‘風派’本質。」（《風雨八十載——冼恆漢自述》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六二九期2008年2月18日）這個說法確是一針見血。
（五）李德生
李德生在文革當中的竄升實乃一個異數，他從安徽野戰軍十二軍軍長升任安徽省軍管會主任和省革委會主任，中共「九大」上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總政主任，中共「十大」上還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在撲朔迷離的政治環境中，李德生作為軍委辦事組的成員，不僅避過了「九一三事件」的衝擊，而且在日後與「四人幫」的交手中也能全身而退。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李德生依然有其軍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李德生在文革當中的作用的確值得人們細細研究。筆者手頭有一本《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乃李的秘書祝庭勛所著（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1月版）。此書在總體的論述上依然跳不出黨文化的藩籬，依舊以《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歷史決議》為藍本，主要框架與論述毫無價值，是典型的官史範本。只是其中對李德生文革初期的活動作了一些有價值的描述。對照邱會作的回憶，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李德生的文革經歷。
（1）李德生的崛起和出任總政主任
以往的解放軍總政主任分別是羅榮桓、譚政和蕭華，軍銜分別是元帥、大將和上將。總政主任主管全軍的高級將領的任命、升遷，地位和作用非同小可，非軍中有能力者擔任不可。然而，李德生在軍中的資力甚淺，只是個少將而已，有如此軍銜和資力者在總政二級部長和副部長中大有人在，更何況還有軍中頗多的其他上將和中將，哪一個拎出來也不見得比李德生差。為何李德生竟有如此之殊榮，箇中之緣由又何在呢？
李德生是文革興起時軍隊內部支左的「模範人物」，受到毛澤東的欣賞和器重。就如同毛澤東欣賞河南的紀登奎、湖南的華國鋒、上海的王洪文一樣。這些人都是文革當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毛澤東以文革劃線，凡是支持、擁護、執行毛的文革路線的人都會得到重用，上述諸人就是代表人物，日後都飛黃騰達。然而，這四人當中，卻只有李德生一人最後還能穩穩噹噹地讀過餘生，得到一個好的名聲，實為一個特例。
李德生在文革初期在安徽執行支左工作，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讚揚。1967年1月21日南京軍區黨委向中央軍委報告是否派部隊到合肥支持造反派，毛澤東批示曰「林彪同志：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以後反右真正革命左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第197頁）這是毛澤東就軍隊支左首次發出的嚴厲命令。康生在當年10月22日接見安徽兩派代表時特別強調，「毛澤東、黨中央、中央文革對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是極大關懷的……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親自批了電報，要支持你們元月二十三號鬥爭李葆華。正因為這個批語，使全軍介入支左的，這是對安徽的頭一個批語。」（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年版）
由於毛澤東下令軍隊支左，原安徽省軍區支持的保省委書記李葆華一派迅速垮臺。造反的「8•27」等組織在省軍區支持下於1967年1月26日奪了省委及合肥市委的權，然而他們在奪權後排斥和鎮壓其它造反派組織。參加奪權的一派說「一．二六奪權好得很」，由此被稱為「好派」，未參加奪權的造反派則說奪權「好個屁」，被稱為「屁派」。1967年3月27日和4月1日中共中央連續發了兩個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成立了軍管會，指定列五條關於群眾組織的政策性規定。但是安徽局面依然十分嚴峻，「屁」派與「好」派的武鬥不斷。在這種情形下，中央決定派李德生率領解放軍12軍進入安徽支左。1967年9月5日，江青、康生等人接見安徽兩派群眾組織，康生說：「我們相信十二軍軍長李德生同志和六四○八部隊，現在又有人說，他們支持保守組織，這是錯誤的，我們認為他們的大方向是對的。」隨後，康生指責安徽省軍區前期犯了錯誤。康生說：「一•二六奪權以前，省軍區犯了很大錯誤，壓制了軍區的造反派，壓制了革命群眾和幹部，壓得很厲害，有的還採取了打擊」。（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年版）。那麼，什麼是中央文革口中的安徽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支持安徽的造反派，打倒以省委書記李葆華為首的當權派。由於李德生奉命支左，196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改組安徽省軍管會，李德生被任命為省軍管會的主要領導人。在1967年11月1日中央領導人第六次接見安徽代表團時，周恩來特別提到「現在已經有了能夠正確執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解放軍十二軍在那裡，十二軍在那裡就由十二軍統一領導，就不用南京軍區再派人去了。我們信任、依靠十二軍去領導，信任、依靠李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能夠領導。」（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年版）由此可見，安徽省軍區在文革初期由於保護了李葆華，壓制了安徽地區的造反派，從而引起中央文革的極大不滿，康生、江青、周恩來等人在講話中多次嚴厲指責省軍區司令嚴光犯了嚴重錯誤。而李德生到安徽後則通過軍隊支左，新成立的省革委會中結合了兩名原省級幹部擔任副主任，一位是原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任之，他在曾希聖時代得到重用，李葆華時代也保留了下來。另一位是1957年受曾希聖打擊的楊效椿，他在李葆華來皖後被平反，並於文革前夕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這也勉強算作對各方勢力「一碗水端平」。但實際上，兩派幹部的矛盾並未真正解決，依然延續了很長時期。
李德生的崛起源於安徽的蕪湖事件，蕪湖兩派鬥爭激烈，而李德生在安徽大力支持了當地的造反派，把蕪湖市委一批幹部打成階級敵人。在1968年7月15日李德生發表的講話中即可看出端倪。李德生在講話中把原蕪湖市委第一副書記寧之祥、原蕪湖物資局黨委副書記王文達、原蕪湖地委監察組副組長鄭佩、原蕪湖地委副書記李干、原蕪湖地委副書記秦彬等人打為「反革命分子」，誣指這些人是「隱藏得很久的叛徒、壞人、黑手」。李德生進一步發揮說「把這一小撮壞人、黑手、壞頭頭揪出來，使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必將進一步教育群眾，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向前發展。……蕪湖肯定還隱藏著一小撮更狡猾更危險埋藏得更深的階級敵人。他們正在改變策略，繼續頑抗，策劃新的反撲，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及時揭露階級敵人的一切新的陰謀詭計，放手發動群眾，緊緊依靠群眾，窮追猛打，向階級敵人展開更加猛烈的進攻。我們要主動地積極地去亂敵人，亂得敵人無藏身之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統統都挖出來，使真正的左派力量緊密團結，發展壯大。」（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年版）由於李德生在安徽的「三支兩軍」工作，李德生得到中央文革的讚賞，從而換來毛澤東對李德生的青睞。李德生由此被招到中央參加中央工作。可以說，李德生是解放軍支左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代表人物，由此得到毛澤東的讚賞而高升。
在中共「九大」結束時毛曾順口說了一句「李德生可以考慮當總政主任」。九大後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在會上正式提出讓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並想馬上辦成。這時吳法憲馬上離開會場電話向林彪作了報告。林彪沒有時間再考慮了，於是立即去見毛，提出讓李德生當總政主任，得到毛的批准，在不到幾個小時內就辦完了手續。可以說，這是林彪為了防範「上海幫」染指軍隊事務所不得不採取的必要手段，李德生當總政主任總比張春橋要好一些。這就是為什麼資力、威望都不高的李德生能順利成為全軍政治工作主管的由來。（頁402－403）邱會作說：「李德生率軍赴安徽「三支兩軍」，以「左」的姿態介入文化大革命，得到毛澤東讚揚。在中央裡工作的軍隊幹部，李德生相比我們幾個抵制江青的「死硬分子」來說，能被上海幫接受。李德生雖然沒有當過大軍區主官，一步躍升到中央軍委，但他到北京後比較謹慎，沒有和上海幫私下接觸，工作尚可，林彪也能接受他。這次江青垂涎總政主任，林彪提議了李德生，遏制上海幫向解放軍的滲透。」（頁403）
（2）廬山會議後李德生與軍委辦事組漸行漸遠
廬山會議上林彪出手打擊文革極左派張春橋，軍委辦事組大都捲入這場鬥爭，但李德生卻是一個例外，原因在於李德生兩邊都不敢得罪。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打倒陳伯達，迫軍委辦事組檢討，唯獨沒提李德生，從此李德生與軍委辦事組其他人漸行漸遠。1970年11月召開的華北會議上，李德生積極出手打擊李雪峰和鄭維山，要求從嚴處理李、鄭二人。在向毛澤東匯報華北會議情況時，李德生更是不顧事實地說「有人說廬山上發生的是未遂政變，是嚴重問題」。由於李德生積極參與倒李倒鄭，會後李德生取代鄭維山成為北京軍區司令。在隨後召開的軍委座談會上，李德生主張要學習三十八軍報告，批判「派性」應為重點。也就是說要翻當年北京軍區打壓造反派的老賬。但是李德生的主張遭到軍委辦事組其他人的反對。此後的軍委辦事組整風會議上，李德生事先與江青商談後對黃吳李邱嚴肅批評，認為黃吳李邱對原中央文革的領導人很不尊重云云，黃吳李邱的檢討剛一寫好，李德生就積極向江青作匯報。江青正想插手軍委辦事組諸人的檢討，於是找到周恩來聲稱她是受害者，有權過問此事。幸好周恩來及時報給毛，擋住了江青的企圖。（頁516、526－527）李德生的地位再那個時期日益顯得重要起來，只要看看李所兼各職即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安徽省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後來為省委第一書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安徽生產兵團司令員、政治委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業務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總政治部主任，然後又加上了北京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二書記等等。李德生竟然一身兼有大大小小十幾個官職，是中共歷史上在同一個時期擔任官職數目最多的人。這實際上就是中央裡政治局勢發生變化的結果，軍委辦事組不再是鐵板一塊了，李德生有倒向江青那一邊的傾向。筆者認為，從李德生這段時期的表現來看，當李看到毛澤東對軍委辦事組的不滿、批評時，李德生及時地見風使舵，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拉開距離，劃清界限，並適時地倒向江青一邊，成為江青等人在軍委辦事組的代言人。有人把李德生寫成先知先覺，早就發覺了林彪一夥篡黨奪權的野心，並與之作了堅決的鬥爭云云，實乃虛妄。
（3）「九一三事件」後李德生對軍委辦事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李德生作為毛澤東信得過人參與了處理這一事件的全過程，不僅如此，李德生還參與了審查、處理黃吳李邱等人的專案組，在對黃吳李邱幾人搞逼供信、偽證、假證一事上出力良多。李德生對待邱會作尤其惡劣，如：李德生指示總後在邱家搞一個「展覽會」，企圖抹黑邱會作。後來毛澤東、周恩來發現實在不妥，發話撤掉該「展覽會」。此外，李德生還抓住所謂的「八八事件」和「九一三」前一天的一個電話問題不放，積極配合張春橋和汪東興繼續追查邱會作。據後來王洪文在獄中透露，李德生是當時政治局裡最積極要徹底打倒黃吳李邱的人之一（另一個是汪東興），筆者認為，李德生心裏清楚他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之間的關係，如果不積極表現，搞不好也許會受到牽連。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積極揭發、打擊黃吳李邱諸人，向毛澤東、江青等人輸誠表忠，以此來表明自己的態度，堅決與林彪、黃吳李邱等人劃清界限，求得自己在中央地位的穩固，說不定還能再上一層樓。果不其然，李德生的表現沒有落空，中共「十大」上被毛提名中共中央副主席，個人政治生涯達到了頂峰。
（4）李德生的背運和「安全著陸」
李德生雖然在中共「十大」上升格為黨的副主席，但是依然沒有什麼實力，這種靠毛澤東一人賞識而升到高位者在文革期間多所見矣。可惜的是好景都不長。原因就是他們的高升不是憑自己的真本事，所以往往升得快，下得也快。李德生在中央最高層如果不徹底投降「四人幫」就很難混下去，即使李德生再怎麼賣力打擊、迫害黃吳李邱等人都沒用。筆者認為，「四人幫」確實大肆攻擊過李德生。但是毛澤東才是真正的幕後人。毛澤東搞一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其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將李德生從北京趕走，其他人的調動不過就是陪襯而已。李德生到了瀋陽後，毛再委派紀登奎、李先念當面讓李德生「辭去黨中央副主席」一職。據紀登奎後來的回憶，當時是紀登奎與李先念二人一起找李德生談話，紀登奎說：「德生同志，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我們兩人只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澤東的意見。」（紀坡民《上台下臺，任職辭職——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 載華夏文摘增刊 第347期，2003年7月8日）既然毛澤東發了話，李德生也就不得不「辭職」了。李德生這段與「四人幫」的「過節」日後成為李受「四人幫」迫害的明證。「四人幫」倒臺後，李德生雖然也屬文革中冒生出來的文革新貴，但是卻能全身而退，成為文革新貴中唯一一個最終還能「安全著陸」的中共大員，1990年在國防大學政委一職上風光退休，而其他文革新貴者，如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陳永貴、吳桂賢等無不黯然下臺了事。
綜觀李德生文革時期的經歷，李德生也是一介凡人。李德生在造反派興起的文革大潮中，積極配合中央文革支持了安徽地區的造反派，在安徽頗有一些名聲，由此被毛澤東「慧眼識才」，提拔倒中央工作。如果李德生不是這麼一個文革運動積極參與者，李怎能得到毛澤東的賞識和重用？李德生的聰明就在於在中央兩大政治派別中，保持相對的中立，兩頭都不得罪。但是當政治局面明顯改變時，就及時調整立場，並適時反戈一擊，犧牲他人，保存自己。這一點李德生對黃吳李邱四人的審查、迫害方面尤為明顯。這並不是某些人所吹噓的什麼與「林彪反革命集團」作鬥爭，恰恰是中國政治中最黑暗最齷齪的舉動－－落井下石。事實證明，李德生積極參與打擊自己以往的同僚並不能保證自己地位的穩固，除非徹底投向「四人幫」，甘心成為他們的鷹犬，否則遲早還會遭到文革極左派的打擊。李德生後來的遭遇充分說明瞭這一點。所以李德生應該明白，黃吳李邱並不是他的敵人，恰恰是他的「同一個戰壕的戰友」！他至少應該明白唇亡齒寒這一簡單的道理，沒有了林彪和黃吳李邱們，李德生還能繼續坐穩他的總政主任的位子嗎？如果李德生在粉碎「四人幫」後能對過去有所反思，應當知道雖然他們當年在那種體制下參與打擊、迫害黃吳李邱等人，也許多少出於無奈，屬身在其位不得不為之，但在粉碎「四人幫」後就應除去強加在黃吳李邱等人身上的不實之辭，還黃吳李邱一個公道。可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絲毫未曾看到李德生任何像樣的反思，似乎他這個文革中最大的受益人成為受害者，再加上祝庭勛一類人的按照黨中央的決議歪曲、篡改歷史，美化李德生文革中的行徑，致使這段歷史被人為地扭曲。因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李德生文革中的言行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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