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聽說街面上在鬧「公訴」，抓「漢奸」，探頭看看。茅於軾、辛子陵兩個老頭兒正被一群文革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圍著，他們揮語錄，喊口號，跳忠字舞，誓言要將兩個老頭兒「批倒批臭」，「再踏上億萬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你可以把這些看成鬧劇，也可以把它看成喜劇，在這個普遍苦悶的時代，他們給我們帶來了歡樂。
我掃了一眼「北京市人民公訴團」發起人名單，笑了。掐指數數，這裡邊有幾個正經人？或者有幾個類似正經人呢？遺孀也出來了，戲子也出來了，病人也出來了，混子與小丑也出來了……。他們代表了自文革以來所有時代與文明的棄物裡的「精華」，正所謂「沉渣泛起」。見到孔慶東司馬南司馬平邦三位混跡其中，我更加釋然，足見之前我給這三位的評價是準確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三位儘管身份不同，卻也頗為同質——彷彿病灶相同，病態各異罷了。假若拿戲臺來分工，司馬南是唱正角，孔慶東是唱丑角，司馬平邦則插著令旗滿場飛奔，一個相當敬業的龍套。
凡這類鬧劇多由孔裔領銜，司馬家族墮後，很對路的安排——總要有個丑角先道開場，引人注意；隨後派上正角，唱念做打，依依哦哦；最後龍套出場，圖個熱鬧……
我也不知道所謂「第一視頻」究竟是個什麼媒體，彷彿孔慶東還是「首席」，司馬南次之，司馬平邦更次，加上天真爛漫的主持人，一問一答，一臺益智節目就這樣出籠了。
孔慶東很亢奮，稱這次「公訴」是「一件大事」。想著一群「烏有鄉民」湊三五十個「三教九流」，狐朋狗友，便起事宣布自己代表「北京人民」，代表「各行各業」、「各個領域」以及「公憤」，全不在意2000萬「北京人民」、「各行各業」以及「公憤」們的感受。這樣的High態只有「公訴團」才有，這樣的邏輯也只在孔慶東們那裡成立。
我一如既往，將這一夥人視為無物，將這一場鬧劇視為「蒼白井蛙空洞」的「公訴」——簡稱「蒼井空的公訴」。抱歉，我怕是辱沒了蒼井空老師，因為她的學術與境界在許多方面都勝過了「北大教授」。
大概只有歷經文革，你才會知道這個「公訴團」究竟有多麼「蒼井空」。目前來看，它也只能算是個「帽子鋪」，各種名號尺寸的帽子隨意派發，大打折扣，什麼「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的領導」，什麼「反動勢力」、「漢奸分子」、「帶路黨」……，這樣的每一款若放在毛澤東時代都會找不到腦袋，但現在只管叫它們飛，最終都會落到回收站裡。
「蒼井空」們的另一面就是一邊指斥別人「漢奸賣國賊」，一邊僱人吹捧自己為「愛國者」、「當今的偉大人物」、「受全國人民擁護的偉大學者」等等。孔慶東的無恥在於他真的「謙虛」，還一本正經道：「我們也不願意當什麼偉大學者」等等。我呸。
一個「不願意當什麼偉大學者」的「北大教授」果然不俗，提及茅於軾便是「老而不死」、「老王八蛋」，體現了自孔老二至孔73不斷推陳出新的「孝道」。
茅於軾、辛子陵已近耄耋，固然「老而不死」、「老王八蛋」，劉思齊等似乎也強不到哪裡，對罵起來也是可以的。但「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只能算是小孩子的把戲，什麼「提起公訴」、「堅決審判」、「繩之以法」，或如「兩道槓」的司馬平邦，什麼「動他一個手指頭」、「投雞蛋」、「罵娘」、「揮拳頭」、「嚇也能嚇死丫的」……
司馬平邦等有個毛病，就是喜歡嘴上動手動腳，打打這個，嚇嚇那個，彷彿小地方出來的混子，從來不曾邁出過「烏有之鄉」似的。
如今，文革式的大流氓已然斷種，漸多的倒是些小混子小流氓，亂亂哄哄。比如這次的組團——流氓會「公訴」，誰也擋不住。但流氓終歸還是流氓，手裡常備著「雞蛋」之類。我這裡也好心規勸：雞蛋太貴，扔不如炒。
或許他們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茅於軾、辛子陵以及所有的「漢奸賣國賊」默對「公訴」，不聯名「抗訴」？因為不必，因為世間真理不為烏合之眾而存在。所有烏合之物不過是想以數量取勝的一股濁流，這樣的力量我們在文革中見過，凶猛無比，而在今天，他們只好三五十人，倒像是郭德綱相聲裡的材料。
所謂「公訴」，他們誰來代表「公」呢？或許那只是一種性別，況且也還存在著疑問。
我也開列了一個名單，不妨與「蒼井空公訴團」發起者的名單做一比較，結論自然也就有了。我想，即便名單中人已死去多年，也將比那個名單裡的活人更為長久——
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輯、雜文家，1966年5月17日服毒自盡；吳晗，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1968年10月11日於獄中自殺；範長江，著名記者，人民日報社長，1970年10月23日投井身亡；翦伯讚，歷史學家，1968年12月18 日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自殺；上官雲珠，著名電影演員，1968年11月22日跳樓自殺；容國團，世界乒乓球男單冠軍，1968年6月20日上吊自殺；傅其芳，國家乒乓球隊教練，1968年4月16日自縊而死；熊十力，國學大師，1968年5月24日絕食身亡；顧聖嬰，著名鋼琴家，1969年1月31日與全家一同自殺；嚴鳳英，著名黃梅戲演員，1968年4月8日服安眠藥死於醫院；老舍，著名作家，1966年8月24日溺水自殺；儲安平，光明日報總編、右派，1966或67年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傅雷，著名翻譯家，1966年9月3日與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殺……
還有，劉少奇，國家主席；彭德懷，國防部長、元帥；賀龍，國家體委主任、元帥；陶鑄，國務院副總理；張霖之，煤炭工業部部長；田漢，作家、戲劇家；趙樹理，作家；邵荃麟，文學評論家；章伯鈞，民盟中央副主席；潘天壽，著名畫家；蓋叫天，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
這是一個怎樣的陣容？他們又該公訴誰呢？他們是否有勝訴的可能呢？
中國的，也是人類的多少精英都被毛澤東及其幫凶毀滅，單憑這一點他就是國家與民族的罪人。還有什麼疑問麼？倘若這根恥辱柱上不懸掛他的名字，那麼就會懸掛所有逝者與我們的名字。
之前與現在，我也並非完全贊同茅於軾的一些觀點。我以為求異求新恰是他的不足，他更像一位時尚達人、老年模特，多少缺乏些經濟學家的醇厚與重量。比如他對毛澤東私生活的披露與評價簡直就是八卦彩報的版面，對歷史而真切地評價毛澤東毫無意義，反而削弱。
生活方式固然能折射人品，但一味地對個人生活抹紅塗黑卻也會失卻了剖析的力度與角度。況且中國帝王自古三宮六院，毛澤東倒是「節儉」了許多。至於什麼「肌膚之親」、「姦污」之類，大概都是按照市井流氓的評價標準，從開始便與帝王無關了。
但我必須支持茅於軾發表觀點的權力。這話雖說爛了，但在這個爛的時代，面對「公訴團」這些爛人，我依舊還要重複，要使他們知道：毛澤東的時代已經過去，雖有屍體卻再也不能借屍還魂。「公訴」等等，終不過是「幾隻蒼蠅碰壁，嗡嗡叫」，不久便至「未足奇」。
退一步講，茅於軾、辛子陵不過是要將死人整死，而你們分明又要將活人整死。先不說你們做不到，只說你們絕不是什麼好東西。這是我反對你們的理由，沒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