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開始的那場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看點很多，其中之一是運動中很多共產主義的小兄弟開始對老大哥是趨迎崇敬五體投地，可是後來卻一個個對老大哥翻了臉，有的甚至還大打出手。這種翻雲覆雨的做派，就是那些厚顏無恥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都看得目瞪口呆。
拿中國來說，不用說，中國是蘇聯的小兄弟——從建黨到建軍乃至後來的建國，都得到了蘇聯老大哥無微不至的關懷，開始中共也對此感激再三沒齒不忘，可是，當毛澤東翅膀硬了，就開始對曾經五體投地的老大哥翻臉了。這臉最先是從延安時期開始翻的。
1938-1941年，毛為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鞏固並擴大其在黨和軍隊內的基礎，開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動。這些活動包括：毛起用陳伯達和胡喬木作為自己的理論助手。陳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他擅長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古代哲學概念，這有助於毛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理論化和系統化。至於胡，毛看重他走筆成章的文字表達能力和他領導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經驗。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為中心的體制，由任弼時具體籌劃，將體現等級差序原則的大、中、小灶幹部待遇制度進一步明確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確保對黨的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它可以在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王明最熱烈的聽眾——自視清高的傲慢。 毛親自主持加緊編纂「黨書」——黨的歷史文件集。毛在胡喬木的具體協助下，從1940年底開始，編輯《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為建立以毛為中心的中共新黨準備理論依據。
這些活動，目的一個就是打擊以王明為首的親蘇派，進而與原先匍匐於地的老大哥蘇聯平起平坐不分伯仲。
在上述準備的基礎上， 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提出他隱藏在胸中多年的觀點，在以後以《論政策》之名發表的給黨內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提及其在十一個方面的表現。在這裡，毛放了一隻觀測氣球，他使用的是比較籠統、含混的「蘇線埃運動的後期」的概念，而沒有明確指明其時間段是從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至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他用「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來代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正式判斷。毛之所以選擇在此時提出自己的觀點，是基於他對其政治對手內部分裂狀況之準確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領導層頑強堅持對原政治路線評價的人，並不是王明，而是與毛長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與毛關係密切的洛甫。至於王明，己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嚴重錯誤的看法。儘管王明只是重複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觀點，但王明在此時舊事重提，卻完全是為與在國內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關係。對於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訐，競相推卸責任，毛看在眼裡，卻絲毫沒有表明他個人對王明的欣賞和支持，畢竟使毛感到威脅的是在國際共運中聲名遠揚的留蘇派之精神領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自己站在一邊的洛甫。眼下形勢早己變化，王明正不時向毛示好，且將毛從「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升格為「偉大的理論家」。只有洛甫一人還在頑強抵拒毛為修正歷史結論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對毛放出的氣球作出劇烈的反應，可是，教條宗派集團已四分五裂，勢單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進攻？一旦觀測到留蘇派虛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蘇派的後臺斯大林竟也毫無動作，毛迅速將陣地從黨的十年歷史問題轉移到當前。這次毛不再將王、洛分開，讓這些 「理論大師」呈現原形。毛決定徹底摧毀王明等頗以在黨內坐大的基礎——他們所擁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兼聖盃看守人的名號！
1941年5月19日，毛當著王明等的面，向王明發起新的一輪攻擊，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他要求徹底扭轉1938年後開展的學習運動方向，「廢止孤立地、靜止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而代之以學習當代最高綜合的馬列主義——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向王明發起的最新挑戰中，一組組最具隱喻性和挑戰性的新語匯被毛創造出來——「言必稱希臘」、「希臘和外國的故事」、「教條」、 「留聲機」，儘管皆有其針對意涵，卻並不明確所指，這就更加容易在詞語與現實之間引發疑問和聯想，從而猛烈動搖王明等的老語匯的神聖地位，為毛通過改變詞語，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掃清障礙。
經過這一系列準備後，延安整風的大幕終於在1942年初拉開。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運用其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毛澤東在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沈重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其一系列概念與範式相沿成習，在1949年後改變了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當然更直接更大範圍的翻臉是斯大林死後的五十年代，不僅翻臉而且雙方在邊境陳兵百萬，也還曾在珍寶島大打出手，讓世界看透了這對大家庭中哥倆的可笑。
有大哥二哥榜樣在前，下面的小兄弟自然也就有樣學樣起來。咱們先來看看朝鮮。
朝鮮政權能夠建立和維繫，完全是依賴蘇聯的佔領和中國的抗美援朝，自然，開始金日成對這兩個在關鍵時刻拉了兄弟一把的大哥二哥是感激不盡諂諛有加的。當戰爭結束後，中國軍隊沒有立即撤兵。當時朝鮮軍隊分為兩派，一是親蘇派，一是親中派——即中共在延安培訓的幹部。1956年2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蘇聯共產黨二十大會議上猛烈在批判斯大林，並藉機指責金日成在朝鮮大搞個人崇拜。四個月後，金日成訪問蘇聯，赫魯曉夫曾要求金日成放棄個人崇拜。根據記錄了當時朝蘇兩黨會談的蘇共內部文件記載：蘇共向朝鮮同志提出忠告，朝鮮勞動黨存在嚴重錯誤，對金日成進行個人崇拜。金日成接受了蘇共的提議，同意採取措施改正缺點。 蘇聯的動向使得朝鮮國內的延安派受到鼓勵。延安派暗中策劃對金日成的批判。實際上，從哪一方面看，金日成也不配擔任朝鮮的最高領袖。1956年8月29日，朝鮮勞動黨舉行蘇聯、東歐歸國報告會，親蘇派的樸昌玉和延安派的崔昌益等人公開向金日成挑戰。
於是，金日成開始向蘇聯和中國翻臉了——其翻臉形式跟毛澤東如出一轍：都是以整肅國內的親蘇派和親中派（又叫延安派）入手的。1960年代初期亡命韓國的前朝鮮副總理助理吳基完見證了延安派發難及失敗的全過程：延安派的一位成員在朝鮮中央會議上剛一發言，立刻遭到金日成游擊隊派一哄而上的高聲謾罵以至於無法繼續發言，會場亂作一團。其他延安派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實際上金日成的臥底已經洞悉了延安派的意圖，因此金日成迅即反撲，把涉及的延安派成員全部開除出黨。當天延安派的商業部長尹金欽、職業總同盟委員會委員長戌輝即逃亡中國，而崔昌益和樸昌玉被逮捕，後來在8月的中央全會上被除名。
不久後，蘇聯第一副總理米高揚、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先後訪問朝鮮，兩人都要求撤回對親蘇派和延安派的除名處分，因而在9月的中央全會上，崔昌益和樸昌玉又被恢復了中央委員身份。但金日成的清洗運動遠沒有完。到了1956年底，朝鮮勞動黨開始換發黨證（實際就是進行清黨運動）。1957年，金日成借這一運動將黨內的延安派、親蘇派以及南朝鮮勞動黨派系的殘餘一網打盡，延安派的結局不甚清楚，親蘇派中仍保留蘇聯國籍者在此期間全部返回蘇聯。
經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清洗運動後，到了1958年3月，朝鮮勞動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金日成將這一連串事件形容為一大勝利，從此，以其為主體的游擊隊派獨佔了朝鮮的領導地位。據統計，到1961年9月，四次代表大會選舉出的85名中央委員中，原來三次代表大會選舉出的71名中央委員連任者只有28人，而其餘43人中大部分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親蘇派。 金日成還在朝鮮全境開展思想整肅，後來解密的蘇聯內部文件記錄了金日成的清洗過程：在一個月內，有兩千多人遭到整肅，其中四百多人以反對朝鮮政治體制的名義被公開槍殺。
再來看看越南。越南建國跟蘇聯關係不大，但卻可以說是中國一手扶持起來的。從新中國成立後，中方在援助越南抗法、抗美戰爭中所付出的巨大的犧牲來看，越南怎麼也不至於走上「背叛」中國的道路。然而，事實上，跟中國與蘇聯關係一樣，開始好得可以傳一條褲子的越南中國，很快也彼此翻臉。
越共親華派主力軍基本上由早年在中國活動、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對中國 有深情的人組成；還有一部分雖然不是在中國活動，但傾慕中國革命事業，敬佩 中國革命家，有意或無意接受中國革命理論及軍事理論，這些人後來也成了親華 派。第一類親華派由胡志明領班，成員包括阮良陰、黃文歡、洪水以及後加入的 武元甲等人。第二類親華派由長征領班，成員包括阮志清、朱文晉、黃文泰、阮文靈等人。 越人民軍創始元老中，則大多為親華人物。自武元甲以下，有阮志清、朱文晉、 黃文泰、洪水（阮山），這些人都是越人民軍創始元老。特別是武元甲一直為胡志明的愛將，加之戰功赫赫，在越南黨政軍裡的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到1969年，胡志明去世之後，越南黨政軍大權逐漸被黎筍集團把持住，而黎筍則是一個親蘇而又極端反華的人。經過一系列政治鬥爭後，黎筍在越南黨政軍裡安插了大量的親蘇勢力。但由於，但有武元甲、黃文泰等將領撐著，大體上還是保持了親華與親蘇的平衡。但1972後，武元甲因復活節攻勢的失敗，被實際上解除了軍事指揮權，而由文進勇替代。此後武元甲雖然一直擔任著越南的國防部長，但其實在軍內一直走下坡路。 事實上，從1969年胡志明逝世後，武元甲在越南黨內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實際上已經開始下滑。出於的一貫立場和越南的對外戰略，武元甲對蘇聯一直很警覺，對黎筍完全倒向蘇聯一直頗有微詞。 其實原來武元甲和黎筍兩人的個人關係很好，但從1974年前後，兩人之間就出現了問題。後來1978年，越南華僑開始受到不公平待遇，武元甲對此很不平，公開指責黎筍。 1978年後，中越兩國分歧越來越大，一場危機就在眼前，武元甲提出要「和中國同志緩和矛盾」，再次遭到黎筍的批評，武元甲大將因此也被暫停行使國防部長職務，由文進勇大將代理。 最後，當然就是1979年那場所謂「中越自衛反擊戰」了。
這些共產主義國家發分分合合讓人不禁想起中國古代哲人莊子在其《山木》篇中的這樣一段話：「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什麼理想，什麼主義，全是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