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讓人民幣升值，人們自然要問：人民幣升值能糾正現在人人都談的全球貿易失衡問題嗎?尤其是，中國的這一政策變化會在減少貿易失衡同時，把工作崗位還給美國嗎?答案是否定的。
人民幣升值會導致製造業在新興市場之間轉移，使美國貿易赤字稍微下降，同時會使其進口商品價格抬高，讓利率也升高，但未必會提高美國的就業。人民幣升值本身不太會拉動中國的國內消費，儘管全世界都想看到這一點。只有當中國政府放鬆其對經濟的控制，通過民有化改革使政府不再是主要的土地與財產所有者，讓普通家庭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上升，中國民間消費才會發生根本性增長。
二十多年前，為了辦手續準備來耶魯大學讀書，我跑遍北京，差不多花了一天時間才發了一份電報到美國。當時，打電話到美國每分鐘至少是四美元，而且在北京只有兩個地方開通了國際長途電話業務!跨太平洋通訊緩慢又艱難，信息流量也嚴重受限。在那時的運輸與通信價格那麼高、容量那麼小的情況下，跨國貿易的成本和壁壘如此難以克服，以致於儘管中國工人的工資可能不到美國工人的四十分之一，但是，美國製造業還是不用擔心，製造外包還沒成氣候。
即使人民幣升值50%，製造業也不會流回美國。
然而，今天，隨著網際網路和行動電話的普及，不僅越洋通訊近乎免費，信息傳播手段良多，而且洲際運輸成本也非常低廉。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人民幣升值50%，使中國勞動力成本升至美國的十分之一以上，製造業仍然不會流回美國。至多是美國零售商不從中國進貨，而從其他新興經濟體進貨罷了。人民幣升值不會對美國的貿易赤字或就業問題帶來人們所期望的那種積極影響。
正如幾乎所有中外評論家所說的那樣，全球貿易失衡的真正解決之道在於中國提升國內消費。許多人說挑戰在於中國人不喜歡消費，只喜歡儲蓄。——肯定並非如此，中國人和其他國家民眾一樣喜歡消費，喜歡過更好的日子。
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資料庫》(the Penn World Table)，在1952年，也就是中國土地集體化、企業國有化之前，中國的民間消費佔GDP的67.4%，這與今天美國的71%並沒有多大差距。之後特別是大躍進的那幾年，民間消費急劇下滑;整個計畫經濟期間，民間消費相對於GDP一直在下滑;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之際，民間消費所佔GDP比下降到48.7%。
改革開放的頭十五年，民間消費相對於GDP保持平穩。到1997年，是49%。那時候，中國一些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這個相對消費水平太低，經濟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度太高，開始呼籲調整政策，讓民間消費對推動增長發揮更重要作用。然而，雖然願望強，但接下來民間消費仍繼續下降，現在只略高於 GDP的35%!為什麼這麼難?
已經給的解釋很多，包括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到位、規避未來生活風險的金融產品還不豐富，還有就是銀行儲蓄利息被人為壓低，讓百姓的收入因此沒有應該的那麼高，變相由百姓給國有企業補貼;這些當然是家庭不敢消費、必須多儲蓄的原因。但是，更為根本的原因不在這些，民間消費之所以一直沒有跟上中國GDP的增長步伐，是因為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仍屬於國有經濟，政府擁有社會最主要的資產和土地，財產性收入主要由國家享有，並且也因為徵稅權和財政程序沒有受到實質性制約監督，缺乏民主運作機制。
中國太多的財產性收入和國民收入流進了各級政府的金庫，個人收入佔比當然就越來越少，家庭消費佔GDP的份額就越來越低。按照一些官方統計，國有經濟產值大約佔GDP的35%。然而，這一比例被嚴重低估了，因為許多由多個國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並沒算作國企，但實際的產權還是國家擁有。
如果算上企業產權、資產和土地，政府差不多擁有整個社會資產性財富的60%以上。誠然，過去30年的快速增長意味著土地、企業股權和其他資產的價值都升高了，但這些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各級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個人手裡。
國有制抑制民間消費增長，因為它使百姓不能從土地增值、國企利潤和資本收益中直接獲益，使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很少。人們會認為，政府擁有並經營企業會惠及所有公民，國企利潤和國有資產的增值有助於減少或消除公民交稅的必要。但是，在中國，實際徵稅權主要掌握在國務院和其部委手中，並且很少受到全國人大的監督核查。
所以，不奇怪，從1995到2007年，政府稅收(不包括國企資產收益、土地出讓收益)增加了6.7倍，而與此同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了 1.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只增長了1.2倍。這期間，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是GDP增長率的兩倍，而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則低於GDP增長率。
隨著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幾乎失控地增長，一個必然的結果是政府靠稅收和賣地收入就夠了，無需國企上交利潤，甚至在各國企和國有事業單位出售資產之後，也不需把所得上交國家。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也不舉行公開聽證會要求國企上交利潤，上交國企資本所得。實際情形是，全國人大每年開會一次，會期十天，其常務委員會也不舉行公開聽證會要求國企對國家負責。
於是，國企能把大部分利潤留下，也能把資產出銷收益留下，然後按照國企自己的意願進行再投資，不斷投資。當然，即使把利潤交給了地方政府，政府也會拿這些錢去投資。這兩方面就解釋了如下現象：中國總儲蓄佔GDP的百分比從1992年的 41%增長到最近的 51%;在新增的這十個百分點中，有七個百分點歸功於企業儲蓄的增加，其餘三個百分點歸功於政府儲蓄的增加，而私人儲蓄在GDP中所佔的百分比則停留在 21%左右。
國內產能和消費需求間的失衡迫使中國更加依賴出口，並因此需要人民幣匯率保持低水平。
簡言之，資產由國家所有，加上缺乏制約徵稅權的民主機制，一併造成了如下這種循環：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國民收入和資產價值都在增加;但大部分財產性收益和比例越來越高的國民收入都流進政府金庫，變成了國企和地方政府擴大工業和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從而進一步擴大經濟的製造產能;與此同時，由於普通家庭收入佔國民收入的份額在下降，民間消費在GDP中的比例也只能跟著下降;這就加劇了國內產能和國內需求的失衡，使得中國更加依賴於出口，而為了便於出口，就必然要求人民幣停留在低幣值水平。
民間消費增長不足、人民幣匯率必須很低以及巨額貿易順差的膨脹，這些都是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的產物，不是偶然。
過去，對各種資源的國家所有制和並由政府控制經濟，使中國能夠迅速工業化，其好處是明顯的。但是現在，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後，情況跟以前不同，增長模式必須轉向靠內需，而此時，國有經濟比重太高、政府徵稅太多就成了增長模式轉型的根本障礙：因為它們抑制了民間消費的增長，所以，國有制經濟體和徵稅權不受制約，也要為全球貿易失衡擔負部分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