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學者王友琴報導，上海左樹棠「收聽敵臺案」的自首者無名氏（名培民，姓氏不詳）連累案主家被查抄、隔離審查、毒打致死，自己亦被隔離，釋放流浪後，終以自殺結局。（網路圖片）
文章核心提示：鄧小平之女鄧榕所著作之《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透露鄧小平一家藉由收聽短波的外國電臺方才推知林彪外逃的大消息，見證了「敵臺」報導的快速可靠，節錄文章內容如下：
「九一三」後的一天，從短波的一個外國電臺中，樸方突然收聽到一條消息，說有一架中國的飛機在蒙古墜毀。以後接連幾天的消息都在推測，說中國內部可能發生了重大事件。樸方當即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父母親，父親沒有說什麼。到了「十一」國慶節，國家照常地進行慶祝活動，卻取消了從建國以來每年國慶都有的遊行。更令人感到費解的，是在這一段時間的新聞中，特別是在關於國慶節的報導中，沒有了林彪，這是極其異常的。哥哥對我說，可能林彪出事啦。父親還是像往常一樣，只聽不語。
林彪自爆身亡，應該說是「文革」以來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發五天後，經毛澤東批准，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十天後，擴大傳達到地、師一級。10月6日，中央發出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傳達擴大到地方黨支部書記一級。10月24日，中央的傳達擴大至全國基層群眾。
11月6日，工廠裡突然通知父母親去工廠聽傳達中央文件。父親的黨籍雖保留了下來，但聽中央文件的傳達，卻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親像往日一樣換好膠鞋，拿著雨傘到工廠去了。他們走後，我一會兒到哥哥的屋子裡，一會兒到奶奶的廚房裡，心神不安地打著轉轉，等著他們聽傳達回來。要知道，在「文革」中，什麼都可能發生，是福是禍，是凶是吉，老天爺都不能預料。
父母到工廠後，看見在約一百多平方米的食堂裡，全體職工八十多人十分鄭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兩張桌子臨時搭成一個簡單的主席臺。父母親和工人們招呼後落座。工廠革委會主任羅朋和縣工業局長來到會場，在主席臺就座。羅朋用眼找到鄧夫婦後招呼道：「老鄧，你耳朵聽不清楚，坐到前面來！」父母親移至第一排坐下。
傳達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兩個多小時，全場人大氣不出地聽了兩個多小時。傳達完後，宣布各車間討論。在修理車間裡，父親聽著工人們熱烈而異常活躍的討論，仍是一言未發。陶排長向羅朋建議，讓老鄧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這樣，父母親帶著文件回到家裡。
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親回來。我迎上前去想問。媽媽一把拉住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廚房，在我的手心用手寫：「林彪死了！」在「文革」中，為了防止「隔牆有耳」，我們經常這樣用在手心寫字的方法「說話」。當我看清這幾個字時，一下子好像全身的熱血一齊衝到頭上。因怕有人聽，當時也不敢多問。我快步走到哥哥屋裡，關上門，悄聲把消息告訴了他。我看見哥哥渾身繃著勁，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回來後，父親依然沒有說話。全家吃完午飯後，上了樓，關上門。媽媽激動地告訴我傳達的詳情，我激動地聽著不禁熱淚湧起。父親沒有坐下，一直站在那裡，一邊抽煙，一邊看著我們。他竟然一改一貫的嚴肅和沉靜，顯得和我們一樣的興奮和激動。他的話不多，只說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兩天後，也就是11月8日，父親提起筆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寫道：「在傳達前，我對林陳反黨叛國集團的事一無所知，只是感覺到陳伯達出了問題。對林彪則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聽到林陳集團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時，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他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決定，寫道：「林陳反革命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父親在信中寫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這樣的心情的。
是的，他的確是情不自禁的。「文革」以來，他寫過檢討，寫過自述，寫過各種信函。由於政治和時勢所使，他不得不進行一些違心的自責，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語言，不得不為了家人為了孩子求助於他人。多少年了，想說的話不能說，不想說的話卻逼著一定得說。而今天，罪惡滔天的林彪，終於死無葬身之地，令人何其痛快。對於中央的決定，他由衷地擁護，信中所寫，均是發自內心。多少年不能說的話，今天終於可以一吐為快。
在高興興奮之餘，父親冷靜地意識到，他是在給毛澤東寫信。自從被打倒以來，自從最後一次與毛澤東談話以後，他從來沒有給毛澤東直接寫過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面時的交代，給汪東興寫信，或請汪東興轉報毛澤東和中央。但是，這一次不同。這一次他直接給毛澤東本人寫信，一是因為林彪覆亡，的確事關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