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日本超級地震及其引發的大海嘯與核危機震驚了全世界。與此同時，日本國民在如此嚴重的災難面前所表現出來的井然有序，同樣通過電視與網際網路，讓中國人為之驚嘆。相比之下，因日本核泄露而在中國引發的食鹽恐慌與搶購風潮，更讓我們深感中日國民素質的差異居然如此之大。
無論中日兩國在歷史上有多少恩怨，在國民的心底有多少糾結，然而在事實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人的國民素質普遍與日本國民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日本以一介彈丸之地，在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接連在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戰勝中、俄兩個龐然大國，又在二戰中獨自於亞洲戰場力戰中美兩大強國，在戰後滿目瘡痍的廢墟之上還能創造出經濟騰飛的奇蹟，可見該民族的整體力量是何等之強大，何等之驚人。
過去的日本人普遍身材矮小，同為亞洲人，在體格上日本民族並不比中華民族佔優，在人口數量、國土面積與自然資源上，日本更是遠遠不能與中國相比。然而為何僅僅一水之隔的中日兩國，在近現代的國運竟然差距如此懸殊呢？有道是「性格決定命運」，國家也是如此。一個民族的真正力量，來自於它的精神。而一個民族的文化，實為孕育該民族精神之搖籃。
4、日本的國運之昌，國力之強，源於日本國民的精神。日本國民之精神，源於日本民族的文化。而日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則是中國大唐文化的微縮版。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絕對可以為日本國民所創造的顯著成就而自豪，因為正是來自中國的大唐文化孕育了日本人那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大唐高僧鑒真六渡日本弘法的感人故事。
日本大力吸收中華文明是從著名的聖德太子時代向當時的隋朝派送遣隋史開始的。之後中國步入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大唐，好學的日本人對大唐盛世的一切佩服得五體投地，在長達兩百年的時間裏先後派了二十次遣唐使以及大量留學生渡海來到中國，如飢似渴的學習大唐文化。
當時佛教已經傳入日本，成為上至天皇貴族，下至平民百姓普遍信奉的主要宗教。然而當初將佛教傳入日本的僧人中沒有具備授「具足戒」資格的高僧(佛教戒律可分為五戒、八戒、具足戒等幾個等級，「具足戒」就是佛教所有的戒律)，因此日本佛教戒法不全。在日本佛教界高僧的提議下，天皇派遣榮睿、普照這兩位年輕的僧人隨第九次遣唐使來到中國，從大唐聘請傳戒高僧。
榮睿、普照來唐後，在洛陽、長安學習佛法長達十年之久，後得知揚州的鑒真和尚是一位學識淵博且德高望重的高僧。為了完成來唐的使命，這兩位日本僧使於大唐天寶元年來到揚州拜謁鑒真，邀請鑒真並請他推薦德學兼備的傳戒師同去日本傳授戒律。
當榮睿、普照來大明寺拜竭鑒真時，看到鑒真確實是一位學識淵博、「並世無二」的大德高僧，他們懷著虔敬的心情向鑒真陳述了來意，並向他頂禮說：「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可能舍此方之利樂，為海東之導師可乎？」
鑒真平時已傳聞日本的情況，今看到他們一片誠意，深感日本是一個「有緣之國」。就問徒眾說：「誰有應此遠請向日本國傳法者乎？」誰知在場的徒眾一個也不出聲，此時一位叫祥彥的僧徒出來說道：「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
鑒真又道：「另有誰願意去？」仍舊無人回答，於是鑒真第三次開口道：「是為法事也，不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在座的許多弟子為師父弘法的堅定決心所感動，於是祥彥等十七位僧徒紛紛表示願隨師東渡傳戒。那時，鑒真已有五十五歲
唐天寶二年（公元743年）三月，鑒真作了一切東渡的準備，正待啟航，不意浙東一帶出現了海盜，隨行的僧徒中間又發生了意見糾紛。道航認為高麗僧人如海學行欠缺，不應帶他同行，如海遂向官府誣告，說道航等私通海盜，淮南採訪使班景倩立即將榮睿、普照、道航等人拘捕，事後真相大白，榮睿等人已飽嘗了四個月的鐵窗風味。當釋放時淮南採訪使仍認為「今海賊大動，不得過海！」第一次東渡計畫失敗了。
同年十二月下旬，鑒真一行八十五人，在十二月下旬的一個月明之夜從揚州悄悄開航。但船到浪溝浦即遇風暴，浪擊破船，停留一月修船，再度下海，船至揚子江口，又遇風浪，停泊一月，再次啟航，不幸在衢州群島觸礁船沉，船上東西全被海浪捲走。全體人員登上一個荒島，後被官船送回明州（寧波），大部分人遣送回鄉，十七位僧人被送到浙江鄞縣阿育王寺。第二次東渡又失敗了。
第二年春，鑒真一行受聘到越州（紹興）龍興寺講律授戒，天寶三年（公元744年）秋歸阿育王寺。因越州僧人不理解鑒真東渡的意義，向官府控告說榮睿引誘鑒真，官府隨即逮捕了榮睿，普照因躲在民家未被逮去。榮睿在押送解京途中，在杭州得病，假稱病死，才得脫難，第三次東渡計畫又夭折了。
天寶三年冬，鑒真派人先去福建購買船隻，備辦海糧，自己率徒眾三十餘人，聲稱巡禮聖跡，秘密從浙江小路往福州取齊。但揚州龍興寺的弟子靈佑不忍鑒真遠適異域，發起僧徒阻止鑒真赴日，江東道採訪使遂下牒諸州，追蹤攔截，鑒真一行在黃岩禪林寺被官差截獲，強行押解回揚州，第四次東渡計畫又成了泡影。
在這樣的形勢下，榮睿、普照感到再留在揚州龍興寺使得官廳對鑒真的監視會不放鬆。為了迴避風潮，他們遂移居同安郡（安徽安慶附近），在那裡足足等待了三年。唐天寶七年（公元748年）兩位日僧來到揚州崇福寺，鑒真又悄悄作第五次東渡準備。「買香藥，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載所備。」
鑒真及其弟子，加上榮睿、普照共有十四位僧徒，其他尚有申請同行的三十五人，船員十八人，共計六十多人。他們在六月二十六日夜從揚州新河秘密登舟，尚未出海，即遇風浪，飄到浙江海面，先後在三塔山、署風山各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登程後又遇狂風怒濤，在大海中整整飄流了十四天，最後飄到了海南島。然後輾轉從雷州海峽，經由廣西、廣東、江西、安徽，返回揚州，一路上歷盡艱辛，前後歷時兩年。
日僧榮睿在路過端州（廣東肇慶市）時不幸逝世，埋骨異鄉。跟隨鑒真始終如一的弟子祥彥，在途經吉州時也病死了。鑒真因受暑熱得了眼疾，治療無效，不幸雙目失明。鑒真雖遭受接二連三的沈重打擊，但他瞭解到日本眾生對佛法戒律的渴望，明確赴日傳戒是他作為一個佛門弟子的使命，以「不遂本願」決不罷休的堅強意志，又準備作第六次東渡壯舉。
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籐原清河歸國前，特來揚州拜訪鑒真，鑒真決意乘遣唐使船渡日。為了避開官府及僧人的阻攔，鑒真及其弟子於十月十七日夜秘密乘船離開揚州，普照從鄭山阿育王寺趕來，大家會合後，一行二十四人搭上了遣唐使船，於十一月十五日夜啟錨。這樣，鑒真一行又踏上了第六次東渡的征途，次年（公元754年）二月到達當時日本的首都奈良。此時已前後歷時十一年之久，而鑒真已經是六十六歲的失明老人了。
鑒真抵日後，講律授戒，許多日本僧人得以完成正規的受戒儀式。從此佛教中的佛法在日本才算具備了完整的傳承。鑒真東渡，不僅為日本傳去了佛法，同時也將大唐的醫藥、建築、彫刻、書法、繪畫、印刷等諸多先進文化與技術傳至日本。這些來自大唐的文化與技術在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鑒真也因此被日本人尊為「過海大師」。
無論是玄奘法師西行印度取經還是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弘法，從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當時的唐人堅忍不拔的精神和百折不撓的意志，而這種精神隨著大唐文化東傳而在日本深深紮下了根，孕育了後世日本民族的堅韌精神。
什麼樣的民族文化，造就什麼樣的民族精神。日本民族的富強，得益於傳自中國大唐的文化所孕育的可貴精神。相比之下，剛健大氣的唐文化在宋明之後日漸式微，中華文明也隨之而走了下坡路。及至馬列幽靈西來，共產黨得勢，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被共產黨破壞殆盡，五千年泱泱華夏、禮儀之邦竟然已成為文化的荒原。假、惡、鬥的邪黨文化氾濫，真正的中華神傳文化卻蕩然無存。馬列邪靈所謀殺的豈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更是中華民族賴以存在與復興的高貴精神。
一個民族一旦失去了高貴的文化傳承，也就隨之而失去了高貴的民族精神。這樣的民族就會不可避免的走向墮落，成為一個道德淪喪，弱肉強食，唯利是圖的叢林社會。而地溝油、染色饅頭和三聚氰胺奶粉，乃至形形色色的社會亂象，正是這樣一個墮落的民族、黑暗社會的必然產物。
沒有民族精神的復活，也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復興。而欲復活中華民族的高貴精神，必先復活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當年大唐文化的東傳，如今日本民族的精神，以及神韻藝術的精彩，就是為了讓當今的中國人有一個現成的對照，看清什麼樣的精神才是中華民族應有之精神，什麼樣的文化才是中華民族應有之文化，什麼樣的道路才是中華民族應有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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