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以後，歐洲社會曾經深深地陷入到宗教爭執之中，那時，不僅宗教迫害比比皆是，甚至引起了國與國之間的宗教戰爭。宗教的不寬容，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困擾和損害，造成難以撫平的動盪和裂痕。由此，從歷史經驗和深刻的反思中，歐美各國體悟到宗教寬容的重要性，確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中華民國建國伊始，就吸取了這一世界性的經驗和教訓，這又與自身寬大、恢弘的立國旨趣相對應。
繼往開來的恢弘氣度
孫中山先生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全體國民；國民不分種族、階級、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國民有居住、出版、言論、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等自由；參議院行使立法權，有彈劾總統的權力。」雖說是臨時約法，卻相當於中華民國的第一部憲法，為此後重申立國宗旨的正式憲法打下了基礎。以後的民國政府，都遵循了其中所申明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則。中華民國秉承信仰自由的原則，從一開始就沒有遇到當初歐陸國家存在的那些困難問題，應該說，在宗教方面表現出的寬容，還過於歐美諸國。這一點，既得之於國民在宗教方面的寬容心態，也與民主、自由的立國宗旨相符合。
從古以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幾乎一直都比較順利。朱熹對佛教的批評，僅限於學理上，而朱熹本身就具有深厚的佛學素養。韓愈的排佛，恐怕還是出於反對鋪張浪費和迷信，這又與當時政、教不清的情形大有關係。總的說來，外來的佛教並未受到中國社會的排擠，反映出國人的寬容心態。正如長久以來，民間流行著「宰相肚裡能撐船」的說法。古語也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表達的也是一種寬容的處事態度。實際上，中國人本來不乏理性、寬容的心態，完全可以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大陸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臺灣的民主實踐，就是很好的例證。這一點，與世界上其他各民族並無什麼差異。只是這種優良精神，屢屢受到出於私慾和陰暗之專制因素的摧殘，迄今禍難不僅沒有完結，在中國大陸還達到了頂點。
昔日的佛教、道教，又一向與官府的互動比較密切，因而在管理上留下了較多的經驗和成規可資借鑒。中華民國政府借鑒前人經驗、把握時代潮流，在憲法的基礎上，形成宗教自由的大小環境，又勝過了古人。那時，民國對佛、道的法制化管理，主要集中在廟產方面（參看李謙《民國時期的宗教立法狀況分析》）。因為以寺廟為中心的大宗財產，最容易被地方官府所侵奪，寺廟主持人操作不當，也會出現各種偏差。佛、道教的宗教活動，則不受各種干擾、破壞，充分體現政教分離的原則。大陸的中華民國時期，政府在確立宗教信仰自由原則的基礎上，對宗教的管理均依法進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這種法制化規範管理是必要的，不僅避免和消除了許多歷史上就有的弊病、弊端，又並沒有干預宗教信仰，不妨害信仰自由，反而為宗教信仰自由預備了廣闊空間。
中國歷史上，屢遭打壓、迫害的，倒是富含民主、自由因素的基督宗教。從唐代進入中國以來，數起數落，其間也有得到容納的短暫時期，但皇帝最終還是要禁止基督宗教。那是因為對平等和寬容精神的懼怕。因而，基督宗教某時期所處的狀況，頗能反映這時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到了中華民國時期，各宗教處在充分寬鬆、寬容的環境之中，佛、道自不必說，經歷了滿清壓迫的回教，這時同樣得到民國政府的充分尊重，基督宗教當然也不例外。就基督信仰而言，本來中國大陸著名的傳道人不多，但在大陸的民國時期，產生了不少著名的佈道家。不得不說，這種景象與民國時期的宗教信仰自由大有關係。
以身作則的領導人
大陸民國時期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則，在蔣介石先生的行為上得到充分體現。蔣介石身為國家領導人，又是一位基督徒，讀經、禱告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據當年的資深話務員後來回憶，蔣有固定的禱告時間，這個時候，他不會分心於別的事情。（見王正元《為蔣介石專線接話二十二年》）但是，蔣介石卻沒有借手上的職權刻意扶植基督教，這是更為難能可貴的事情，與某些軍閥的做法有天壤之別。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節），其中的深意，啟示了政教分離的原則。政教分離原則，實際上既是宗教自由的一個保證，又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可見蔣先生對《聖經》話語有著深刻的領會，對信仰自由原則有貼切的把握。蔣秉承傳統的寬容精神，對於政、教之度，也能把握於精微之間，實實在在地堅持了憲法原則。
教會人士對蔣介石先生的嚴厲批評和責難，甚至絲毫沒有危及到宗教信仰自由。楊紹唐牧師的經歷很有典型性。楊是大陸民國時期的著名傳道人。據其子楊安溪牧師回憶，一九四八年的時候，南京凱歌堂邀請楊紹唐講道。凱歌堂是蔣介石先生聚會禮拜的教堂。接受這個邀請後，楊紹唐牧師很是緊張，他覺得有責任對當時的一些社會現象作出嚴厲的指責，自己很可能因此回不了家。因此，一家人都很緊張。但是，蔣先生對楊的指責不僅沒有一點惱怒，還表現出了海納百川的大度。走過來與楊牧師握手，說道：「我們的確有很多罪，應當向神悔改，謝謝你今天的提醒！」較之中共將宗教行為絕對地政治化，真是截然不同。這個情景，當然完全出乎於楊紹唐牧師一家的意料之外。在那樣一個內憂外患的危難年代，且強權觀念造成的習慣勢力又隨處可見，一位領導人能夠有如此涵養，的確很不簡單。從這件事看出，由於政治因素滲入其間，蔣的形象在當時即被人為地大加抹黑了。大陸失陷以後，楊紹唐曾經做過一年多中共操控的「三自」組織副秘書長，但與「三自」的宗旨並不相合，因而受到批判，以後又被內定為右派，一直挨整。
另一件事情也很能說明問題。蔣先生與宋美齡女士在一九二七年底結婚，本來婚禮想請上海景林堂牧師主持，但是，這位牧師認為蔣與前妻的離婚事宜在手續上還有些不清，就數次回絕。蔣、宋只好另請別的牧師。對於這件事，蔣介石心裏並沒有懷著什麼忌恨的念頭，還於一九三零年在這個教堂受洗。此處也可見蔣的胸懷寬大。
判若天壤兩重天
大陸民國時期，宋尚節博士佈道十五年，影響遍佈全中國，且遠及於南洋各地。講道的時候，常常面對人山人海的聽眾。每次宋尚節講道，聽者為了有一個座位，必須提前二、三個小時到場。一九三二年元旦，宋在上海景林堂舉行一次為期三天的佈道會，一時聽者如雲。由於聽眾太多，佈道活動不得不延長到十天。第十日，聽道人數達到一千六、七百人，連講台上都站了不少人。英年早逝的宋尚節，堪稱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佈道家。王明道、楊紹唐也都是一時的風雲人物，深得信眾的讚許和愛戴。傑出宗教人物的產生，當然離不開中華民國自由、寬鬆的環境。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王、楊就近乎銷聲匿跡了。王明道坐牢達二十四年之久，給的罪名是「反革命份子」，原因只不過是曾經從事過所謂宗教活動。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較之民國時候，境況判若天壤。還有因信仰而被處決的人，如教會長老張愚之、基督徒醫生陸道雄，兩人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捆綁遊街，然後又遭到槍殺。此二人的所謂「公審」經過電視實況轉播，時間是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五日，地點是上海人民廣場。這是公開的處決，那些被秘密殺害者的人數，現在又有誰知道呢？中共控制大陸以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被顛覆。就基督教會而言，所有教會都必須歸之於政教不分的「三自」組織，接受當局的監控和領導。否則，只有接受被解散、被整肅的命運。有些教會領導人被判定為「反革命集團」，其後的遭遇可想而知。時至今日，這種情況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大量存在的家庭教會反映百姓需要，卻沒有合法地位，處於一種地下狀態。宗教性質的書籍和資料不能正常印發，自由的宗教集會更是不可想像。
大陸民國時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黃金年代，這實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歷史事實，值得人們的注意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