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由於「文革」時期,巴金受到了很強衝擊,加上一些「先知」朋友如沙汀王西彥的啟發才發現自己一直跟「黨」走了一條錯誤的路。聽了「黨」的話,自己也迫害了不少自己的同夥,也以為他們是「反黨」的,等到這樣忠於「黨」的自己,也照樣被迫害時,才發現以前那些被「黨」批判、而自己也參與批判的人,不一定都是反黨的,可能也像自己一樣是「冤枉」的。
實際上,巴金所認識到的還是極淺、極淺的,還只是表象,離真正地認識自己還差很遠,還沒從根本上來認識自己,多少還堅持自己是不反「黨」是被「冤枉」的這點上,對被「黨」和自己被批判的朋友,也是「冤枉」的。事實上那些被批判的「同志」,還確是「黨」的「同志」,他也只是認識到一些淺層次的東西,認為「黨」有些地方違反了事實,違反了客觀規律,對「黨」的性質根本沒有一個提高到本質上的認識,幾乎所有與「黨」有不同意見的「意見」,也基本上為了維護「黨」,正因為他還有點「良心」,還沒完全只剩「黨性」,所以還想為「黨」好提點不同看法,結果被打了棍子,如馮雪峰、艾青、丁玲、郡荃麟、聶紺弩等等,他們在建政前,一直為「黨」賣過命,為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的。他們中間不少是到死都覺得自己是忠於「黨」的,黨是「冤枉」了他。
其實,除了這些早就知名的文人外,還有一批抗日時期就從政跟中共走的才華橫溢的青年知識份子如李銳、李慎之、袁永熙、韋君宜等,當時他們個個是上知天文、下達地理、博古通今、自命不凡的人才。後來被他們的「黨」一個個的打入十八層地獄,不少連命都被他們的「黨」取走了。
包括巴金(他不是「黨」的直系)等的在內,曾為中共執政是立下汗馬功勞的,他們用了不少激進語言,宣傳引導不少青年誤入歧途。有的也為了「黨」,說了不少謊話,替黨掩蓋了許多罪行,讓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相信,他們引導的路是對的,要起來推翻「舊社會」,為了實現這一日的,造出什麼樣的謊言都是「對」的,做什麼樣的壞事,都是「對」的。
有不少青年為推翻「萬惡的舊社會、罪惡的國民黨反動派」,鑽入他們的政界、特別是「軍界」當特務,為「黨」提供「黨」須要的軍事情報,這就是為什麼蔣介石軍隊與日本打了八年沒有最後失敗,而被號稱為小米十步槍的「土八路」三年時間徹底打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他們中很大一批人,由於沒法很快證明他們的「地下黨」的身份,被他們自己的「黨」給槍斃了,並在他們家屬的門上也貼上「反革命家屬」的封條,以至一輩子翻不了身。因為這些地下黨員身份是不可能讓家屬知道的,所以他們也覺得「黨」沒有冤枉他們,因為他們的兒子、女兒確是為國民黨服務的。
無論如何,巴金晚年所認識到,由於聽了「黨」的話,自己也講了不少假話,害了不少自己朋友,甚至是文學上的知己,自己感到慚愧,而且還敢挺身而出,「要說真話」,這點也算不錯的了,但我想他有一些話是講了,不少還是沒敢講,一是「黨文化」思想的束縛而認識不到;另一也可能為自己子女留一條路,他深知黨的凶殘,非同一般。
從巴金晚年寫的「隨想錄」中也可看到,好像是大聲疾呼,講了點真話,但也還是「雷聲大、雨點小」,如一個人高舉棍子打人,但真正落下時又「高舉輕放」了。我看還不如韋君宜(《中國青年》主編,中共真正黨裡的文人)在她回憶錄──「思痛錄」寫得那樣清晰、徹底,似乎她隱晦地說「她的一生是受騙了,回頭已是百年身」了。
事實上,巴金的命運比他同時代的人很早就與「黨」「離心離德」的如沈從文、張天翼、錢鐘書等還好得多,「黨」早早地把他們就「坑」了。如果張愛玲沒逃出大陸,沒逃出「黨」的魔爪,像她這樣性格、怕也是「小命難保」。
筆者在此,絕不是否定巴金晚年的覺醒。
他能在晚年有限度講了些真話,也是「回頭是岸、佛性初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