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程光先生《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見《百年林彪》2007年明鏡出版社出版）曾予以充分的論述。邱會作的回憶則更加詳實、完整地描述了軍委辦事組是如何與江青等文革極左派鬥爭的情況。（頁394－433）具體如下：
（1）「李必達事件」。李必達是黃永勝的機要秘書，李本人則是溫玉成推薦給黃永勝的。李必達工於心計，將軍委辦事組諸人內部如何抵制江青的活動偷偷地記錄下來。由於工作上的關係，李在九屆一中全會前發現中央碰頭會參與人除了溫玉成外都將進入政治局，李於是將此事透露給溫，並將軍委辦事組諸人「反江青」的言論寫成揭發材料，經過溫玉成的幫助交到江青手中，江青則送交毛澤東。但毛對此並未多加理睬。李必達想通過告密方式賣身投靠江青，但卻沒有得逞。
（2）江青在「九大」後成了「政治閒人」，於是多次找毛林周伸手要官，但總得不到結果，因此常常發無名火。此時的毛澤東早已斷絕了與江青的夫妻生活，也不許江青住在中南海。這些具體而詳細的情況都是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通報給軍委辦事組諸人的。軍委辦事組才知道毛為了整垮劉鄧，利用了江青衝鋒陷陣，但事後並無政治上的特殊使用，反而還對江有累贅和討厭的情緒，感覺是個包袱。由於有了汪東興交代的毛江關係之「底」，為軍委辦事組後來打擊文革極左派的張春橋樹立了信心。
（3）「九大」後，江青幾次攻擊陳伯達和周恩來。江青對陳伯達的辱罵攻擊幾乎是不分時間、場合，想怎麼罵就怎麼罵，如此這般不可勝數。而陳伯達大都避而遠之。江青得寸進尺，甚至攻擊陳伯達歷史上不乾淨，並指責陳伯達負責的專案敷衍了事等等。江青對周恩來的攻擊更是從歷史到現實，無所不用其極。1970年5月17日江青自己召集的政治局委員會上，江把周說成是「思想上消極、保守」，「階級立場和觀念有問題」，且「見風使舵，立場不穩，工作上猶豫不決、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為小事忙個不停，受了毛澤東的批評。」對於江青攻擊周恩來，林彪立即要黃永勝和吳法憲向毛澤東匯報，邱會作向周恩來通報。周事後激動地拉著邱的手說「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而毛對此事的態度只是對江青稍加批評，並叮囑黃吳不要對外講，否則江青知道後。黃吳等人今後的日子就不好混了。
（4）溫玉成立場的轉變。1968年初，溫玉成從廣州軍區副司令調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楊余傅事件後」任北京衛戍區司令。溫玉成有如此快的「進步」得益於黃永勝的推薦。然而，此時的江青也刻意拉攏溫玉成，提出溫玉成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工作，溫玉成開始逐漸向江青一邊傾斜。李必達寫告密信，溫玉成竟然沒有制止，且提供了幫助。然而，李必達的賣主求榮沒有成功，溫玉成也捲入這場是非之中。連毛澤東都說溫玉成是「靠打小報告起家的」。邱會作說：「溫玉成後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過來揭發了江青胡作非為、反解放軍的行徑。為慎重起見，對溫的揭發錄了音，還有文字材料。我聽過錄音也看過材料，溫玉成說了這樣的話，‘江青那兒就是個是非窩’，‘中央要是沒有江青就太平無事了，有一個江青就雞犬不寧！’……林彪給溫玉成出路，也怕有人對他下毒手，把他保護在外地，防止江青像以前對楊成武那樣把人整垮，關起來。林彪留下溫玉成當一個‘活證據’，控制在自己手裡。」由此可見，溫玉成兩頭不討好。事實證明，腳踏兩條船的人很難在中央高層生存，你或者與之對抗，或者同流合污。
（5）林彪對江青的態度。邱會作說「林彪反對江青的態度是一貫的，‘九大’後他曾向我們交待，大概意思是三條：1、在政治局裡工作，對總理要全力支持，要把他當成軍隊自己的領導一樣，不能給總理出難題，以免別人鑽空子；2、對陳伯達應當保護，不要讓別人搞掉了他；3、對那些從陰暗角落裡爬出來的人（張春橋等），在適當的時候，要用光線‘照射’一下。這樣就能團結大多數人在一起工作。正是有了林彪的交待，我們才敢於大膽地抵制江青呀！」針對江青的活動，林彪曾對軍委辦事組諸人說：「他們對誰出氣不是實質問題，主要是有人沒當上中央常委，沒有創造出騎在別人頭上的條件，在發泄不滿。對她這個特殊問題，我們要多用腦子，想複雜一點不夠，還要想到兩點、三點……」邱會作還問林彪一句「林總，日後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麼擺弄那個三點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說：「就讓她當個‘宋慶齡’！冷一點還是熱一點，看她的表現。」由此可見，林彪如果上臺，一定會把江青為代表的勢力清除出去，不許他們再興風作浪。
（6）憲法修改草案的鬥爭。汪東興傳達毛澤東的意見，毛的意見是不設國家主席，如果大家認為要設的話，只有林彪來當了。這是毛第一次對設國家主席一事的表態，也是毛首次提到如果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可以當。（這與毛後來指責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大相逕庭）陳伯達堅拒擔任憲法修改草案的負責人，最後起草修改憲法的權力落到康生和張春橋手中。爭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憲法上是否寫上「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吳法憲與張春橋就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康生讓步，將此條寫進憲法修改草案。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林彪表態支持設國家主席，政治局討論也同意設國家主席。當時討論這一議題時沒有太多爭議，主要還是看毛澤東的態度。最後康生提出，有關設國家主席的條文寫好備用，如果「上頭」說不要，就不往憲法上面寫，如果說要，即可加上，這樣比較主動。康生在廬山會議前期都一直持有這個態度。關於張春橋對此問題的實際態度，邱會作說「張春橋並不是像後來人們所說的那樣‘堅決反對設國家主席’，而是抱著‘上面定，他來辦’的態度。記得有一次政治局討論憲法稿時，張春橋說，‘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大家並沒有原則的分歧。主席只是不願意和外國人多打交道，提出了自己不願意擔任國家主席。我建議，這個問題還是由主席自己去決定吧。政治局不要多提意見，以免干擾主席。’政治局絕大多數同志提議設立國家主席時，張春橋的一點‘不同意見’，不過如此而已。」
為何後來毛澤東將設國家主席上綱上線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邱會作認為：「林彪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唯一的副主席，是黨章和即將通過的憲法中法定的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接班人，這比國家主席地位高多了。況且林彪歷來重實際、輕虛名，他對國家主席是看得很輕的。林彪在這件事上的考慮，我判斷是藉著憲法修改中「設國家主席」的討論，作為話柄打擊上海幫張春橋。毛澤東同樣也對國家主席看得很輕。後來廬山上發生「倒張」，文化大革命的紅人變成了過街老鼠，毛澤東才把它當成是路線鬥爭。毛澤東在廬山上對許世友說：「國家主席有什麼了不起的，誰都可以當，讓一個老頭和一個年輕人當都可以，你許世友來當國家主席也是可以的嘛！」後來毛澤東一改初衷，把「設國家主席」問題提得這麼重，是什麼反動的「政治綱領」，他是藉此作為話柄打擊林彪。」邱會作這一看法一語道出了這一問題的實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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