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和夫人楊絳
鐘書是極有才氣的人。「才高八鬥，學富五車」這八個字，用在錢鐘書身上，那可真是當之無愧，一點含糊都沒有。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就說過：「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鐘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但如果硬要做比較，無妨說論「學」，錢鐘書或略遜於陳寅恪；論「才」，則錢鐘書略高於陳寅恪。比方說，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來寫情詩，把那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條變成愛情宣言。如此化腐朽為神奇，連錢鐘書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負地說「自來無第二人」。實際上，當今之世，能在治學與創作之間左顧右盼、游刃有餘，而且兩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約也就是錢鐘書了。這就非有過人的才氣而不能為。你看他的《圍城》，寫得何等機智睿哲！那裡面的警句妙語，多到「美不勝收」或者「擁擠不堪」的程度，以至於有「賣弄才情」的批評。賣弄不賣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卻總歸是事實。這樣的書，陳寅恪就寫不出。當然，他也不會去寫。
錢鐘書也是有骨氣的。他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裡混來混去的「知識份子」，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市儈、風派、軟骨頭。據說，他曾「情緒激動」地大罵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節操」；對郭沫若和章士釗迎合「上意」撰寫《李白與杜甫》、《柳文指要》兩書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至於他自己，當然更不會趨炎附勢、獻媚邀寵。甚至，他還會「不識抬舉」。「四人幫」橫行時，上面曾通知他去參加國宴。這在一般人看來，是「賞臉」，應該「受寵若驚」的。錢鐘書卻說：「我不去，哈！我很忙，哈！」來人連忙聲明：「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錢鐘書卻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來人覺得無法交代，便問可不可以說錢先生身體不好，起不來，錢鐘書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反倒鄭重聲明：「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結果，江青也拿他沒辦法。其實，這在錢鐘書，又算什麼！當年批鬥「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時，別人都被鬥得狼狽不堪，惟獨錢先生卻頭上頂著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從貢院前街走回乾麵胡同宿舍，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卻毫無畏縮惶悚，高視闊步如故。這種風骨氣度，與顧准何異？
錢鐘書也有傲氣。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顧准相比，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就「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本科畢業後，學校想讓他留下來讀研究院，他卻口出狂言：「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這話顧准就說不出。儘管1949年以後的錢鐘書已不再「少年氣盛」，晚年更是變得恬淡平和，但骨子裡的東西其實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會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說，大年初二權威人士來拜年，他居然只開一條門縫，把人家擋在門外說：「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謝謝！謝謝！」這事顧准也做不出。
錢鐘書當然還有書生氣。1982年夏天，胡喬木寫了幾首詩，請錢鐘書幫他看看、改改，說是自己「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這在胡喬木，無非表示一種禮賢下士的姿態，在錢鐘書，也只要動一兩個字，再打個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誰知道通曉世故洞察人情的錢先生，居然「書生氣又發作了」，把胡喬木的詩改得一塌糊塗，塗改、批注甚多，弄得胡喬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來打圓場。事後，錢鐘書去信向胡喬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適」云云。話說得很客氣，但誰都能聽得出那「味兒」來。
這也不奇怪。錢鐘書「畢竟是書生」。即便再「深自謙抑」，那一份「書生意氣」，其實是清除不盡的。他和顧准一樣，常常有「忍不住」的時候。實在耐不住，就會罵人。於是，「錢鐘書平日闖下的禍，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樁樁爆發，累壞夫人楊絳。先是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是否說過‘吳宓太苯’，楊絳說不可能，因為吳宓是錢鐘書敬愛的老師，她還特意讓人寫下證詞，好像要提供庭審似的；後是錢鐘書在美國有沒有罵過馮友蘭，楊絳說不可能，因為馮友蘭是錢鐘書的‘五大恩師’之一。但她的辯白相信的人實在不多」（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為什麼信得人不多呢？就因為那些話那些事，都帶有錢鐘書的風格，就像「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很像顧准的口氣一樣。
的確，無論稟賦、性格、才華、人品，顧准和錢鐘書都不乏相同之處。因此，他們都是「文革」後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最受中青年學者崇敬的人。那時，蟄居在八號樓、還在思考「娜拉走後怎樣」這個大問題的顧准，身邊聚攏了一批中青年「顧迷」；而正在六號樓撰寫《管錐編》的錢鐘書，身邊也聚集著一批中青年「錢迷」。這不但說明，杜絕思想交流，阻礙知識傳播，讓天下滅絕人性，「只不過專制主義者一手遮天的病態妄想而已」（高建國《顧准全傳》），同時也說明，顧准和錢鐘書兩人，有著怎樣的個人魅力。
然而兩人的境遇，卻也有天壤之別。
1949年以後的錢鐘書，大體上風平浪靜，少有磨難。非但如此，他還頗受「恩寵」。他是《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一說顧問）和《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人，據他自己說，還因此而為「吃一塹，長一智」發明瞭一句押韻的英文成語。他也可以公然「謝絕」江青的「盛情邀請」，不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這種「福份」，顧准連想都不要想。即便在「文革」中受衝擊，其「最高記錄」也不過挨了一耳光，比起顧准差點被活活打死，豈可同日而語？
原因同樣是多方面的。比方說，兩人身份不同。顧準是黨員，錢鐘書在黨外；顧準是領導幹部，錢鐘書是專家學者；顧准雖然有名，但那是「官聲」，比起錢鐘書的「文名」來，就差得遠了。總之，顧准很容易被看做「黨內異己份子」，錢鐘書則多半被尊為「黨外社會賢達」。這樣兩種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處分也是不同的。
這就有意思了。以錢鐘書的個性，其實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早就發現他這兒子有一種惹事生非的稟性，便特地給他起了個「默存」的字，語出漢代揚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災。現在我們知道，錢鐘書並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卻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兩個年輕人（董磊和孫小玲）受托去錢家取校樣，錢先生居然對這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接著錢先生講了為什麼要謹慎從事的道理：如果對方是小人，可能會把你賣了；如果對方是軟蛋，可能會去做偽證；如果對方可靠，則可能會為了保護你而犧牲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這話說得實在是夠世故的。但如果當真世故，又不會說出來。可見錢鐘書還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對兩個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輕人說。因為倘若惹出事來，還可以賴賬。又可見，錢鐘書還是有點小世故。
說來也是有趣。顧準是搞政治的人，卻書生氣十足。錢鐘書呢，原本是書生，卻比顧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鳴大放」的陷阱，錢鐘書就沒有掉進去。是年春天，錢氏那有詩云：「駐車輕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鳴忽噤雨將來」，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風不定」而「雨將來」，那就還是閉上嘴巴，不要「鳴」吧！那天意難測的遙空，已然隱隱地碾著雷霆呢！
然而顧准卻聽不到雷聲。其時他正在中蘇聯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風聲鶴唳，專政機器正張開巨網，專等「毒蛇」出洞，「游魚」上鉤，更不知道他的「反黨言論」和「政治問題」在北京已被揭發。心直口快的顧准，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天天發表「右派言論」，弄得自己頭上和維吾爾族姑娘一樣，辮子一大吧。這就和錢鐘書相差太遠。1957年春，錢鐘書也在去湖北省親的旅途中，且反右鬥爭尚未開始，不少人鳴得正熱鬧，錢鐘書卻聽得見「隱隱遙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難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錢鐘書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讀書人不等於就不問政治，卻可以不介入政治，從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錢鐘書還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馮友蘭）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而且能夠「為帝者師」、「為王者師」；也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顧准）那樣，認為自己腰桿是硬的，肩膀是鐵的，可以擔盡天下的憂樂，挽狂瀾於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過一介書生，能做的只有學問。而且，把學問做好也不容易。能讓學術薪盡火傳，就對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糧食了。因此他能超脫。
顧准卻不能超脫。因為他既是讀書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對於他來說，「革命」比讀書做學問重要多了。如果說，陳寅恪是以學術為生命並拚死力爭，那麼，顧準則是以革命為生命並拚死力爭的。他不能夠把自己從這個青年時代就為之獻身的事業中分離出來。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開除黨籍，也要大聲宣布：「我是共產黨員」！
因此，「娜拉走後怎樣」，即「革命成功後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別人可以不思考，作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顧准卻不能不思考；別人想清楚以後可以不說出來，顧准卻不能不說出來。這就是顧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於上述問題具有不可迴避的現實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顧准必定要對現實問題發表意見，哪怕這個所謂「現實問題」只不過是房子怎麼蓋，飯怎麼吃，怎樣既應付上級又不讓農民吃虧太多等等。
顧准和錢鐘書的區別還在於他們對人的看法不一樣。錢鐘書「真的知道人之醜陋、愚蠢、虛偽，是沒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歡在荒誕、滑稽裡鬧成個興高采烈的樣子「（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所以錢鐘書並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別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夠活得乾淨、明快、輕鬆、瀟灑，在明智清醒的同時保持一份幽默感，還能偶爾任性一下。顧准卻相反。在他看來，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這種狀況都是不對頭的，而且是有辦法的。因為不對頭，所以他要革命；因為有辦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閱讀、翻譯、思考、寫作，就是想找出一個使人類避免苦難、得到幸福的辦法來，並把這辦法告知世人。可見，顧准其實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儘管他主張「經驗主義」；錢鐘書則其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儘管他生活在超現實的學術世界裡，而且活得快樂。實際上，真正的樂觀主義者是不會快樂的，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快樂。所謂「樂觀主義」，實際上是相信世界總會變好。他總有一個理想模式在那裡。然而世界在事實上又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麼美好，因此他們痛苦。悲觀主義呢，沒有那個理想模式，也不認為世界當真就會多麼好，現在這樣就不錯了。結果他們快樂。
至於錢鐘書先生，則不但活得不沈重，也不骯髒。顧准曾不止一次不無沈重的地說：「我手上沒有血」！錢鐘書的手上又何嘗有血？但顧准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價，錢鐘書卻似乎沒有付出過。這固然有客觀上的原因（錢鐘書沒有顧准那麼多說不清的關係要交代），卻也與錢鐘書的處世哲學不無關係。錢鐘書基本上是堅守「默默者存」的誡言，閉門不問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責錢先生，認為像錢先生這樣面對暴政保持緘默，至少在顧准的光照下應感到「無地自容」。依我看這是苛求了。而且，這種苛求並不好。顧准當然是勇敢的、堅毅的、讓人敬仰的，但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為顧准。成不了且不說，當真都成了，沒準也可怕。用顧准的話說，就是與其號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認多數是家雀，同時承認家雀的各種權利（《顧准日記》）。世界畢竟是由普通人組成的，對於普通人來說，做人只要有一條底線就可以了。比方說，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說，不能做虧心事。只要能守住這條底線，保全自己也就無可厚非。在這方面，並不普通的錢鐘書倒是為眾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識份子其實有很多類型。有顧准那樣的，也有錢鐘書、陳寅恪這樣的。陳寅恪也沒有像顧准那樣去拿雞蛋碰石頭，明知不可而為之。但陳寅恪同樣堅守著他的底線，那就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是「士可殺而不可辱」，就是飯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學問也可以不做，而氣節不能虧。所以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和讀《顧准全傳》一樣，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是啊，陳寅恪的底線如此之多，還要公開亮出來，他活得怎能不沈重！
當然，這裡也仍有專業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為學人，較之研究經濟學和哲學（還有數學）的顧准、治史的陳寅恪，錢鐘書更富於文學家和藝術家的氣質。何況他從小就是一個「頑童」。甚至在已為人父之後，他還會做一些頑皮的事，比如大熱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兒肚子上畫一個大花臉（那時女兒還是一個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埋在女兒被子裡，聽她驚叫然後大笑。這是我們從季康夫人（楊絳）的文章裡得知的。總之，錢鐘書對待人生，多少帶點遊戲態度。甚至對待學問，也多少帶點遊戲態度，而顧准和陳寅恪是少有這種遊戲態度的。他們也開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談笑風生，卻不會遊戲人生。只有生性頑皮而又看穿一切，遠於政治而又多談文藝的錢鐘書，才能以遊戲的態度藝術的態度看待生活，活得富於情趣和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