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上世紀末和21世紀初，對人類發展影響最大的事件是新興市場的快速崛起，這毫不誇張。新興市場的崛起由中國開啟，隨後在整個亞洲蔓延，現在擴展到其他發展中地區的大部分國家。勞倫斯·薩默斯指出：「世界經濟史上，亞洲經濟的現代化與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同樣重要。」亞洲國家保持著每年10%的增長速度，提高了當地人民的福利。隨著新興市場的發展速度遠超發達經濟體，它們成為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新興市場的快速增長意味著地區間權重的轉移。東方對西方，亞洲對歐洲和美國——一些地緣政治的問題已經越過了狹隘的經濟範疇。
但是，援引著名理論家NellyFurtado的觀點，萬物都有終結。後發國家的高增長並不能長久持續。隨著製造業的就業份額達到峰值，經濟會轉為倚重生產率較低的服務性行業，資本存量意味著更多的折舊，產業升級要求從引進技術到技術創新的轉變。
當前最迫切的典型問題是：「中國會是什麼時候？」我們能否準確判斷其經濟放緩的時間？我們是否可以辨別出經濟放緩時，國家將出現的特點和具體情況？答案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譬如，中國、印度和巴西，它們的經濟增長放緩會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當今世界的增長主要依靠這些大型新興市場的發展。鑒於它們對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能源和原材料市場也會受到影響。此外，這些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往往基於政府提供的快速增長，增長減緩也會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
雖然增長放緩是所有快速增長經濟體必然要經歷的，但是何時以及如何應對中國增長可能減緩的情況，非常重要。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已經佔到全球經濟增長的很大一部分，在不太久的將來，中國經濟的急劇減速會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就中國本身來說，也可能影響其社會穩定。
我們的研究聚焦於，中國經濟是否可能突然放緩？如果可能，那麼是在什麼時候？中國的開放性和高投資率似乎表明中國不太可能減速。但是，我們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減速或許很快就會到來。
我們研究了自1957年以來的經濟記錄，以探求經濟增長到達臨界的警示標誌。經過演算論證出，當人均GDP達到1674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下同)時，會出現增長放緩，人均GDP年增長率會從5.6%降至2.1%。這一研究結果獲得歷史的驗證，上世紀70年代，西歐國家和日本人均GDP達到16740美元左右時，經濟增長開始減緩；上世紀80年代的新加坡和90年代的韓國、中國臺灣都符合這一模型。
根據歷史經驗，減速往往發生在如下時刻：人均GDP達到16740美元；人均收入達到最領先國家的58%；製造業就業率達到23%。2007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511美元，人均GDP佔美國人均GDP的19.8%，如果中國保持以每年9.3%的速度增長，到2015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7335美元，正好剛剛超出減速的臨界點。如果中國保持以較溫和的7%的速度增長，那麼人均GDP將在2017年達到臨界。
2002年，中國製造業就業率為11.3%，近幾年這一數據一直沒有更新。我們假設它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那麼現在製造業的就業人數比率與經濟放緩指標近在咫尺。
如果放緩可能性取決於該國人均GDP與領先國家(美國)的比率，那麼還需要考量美國的經濟增長。如果美國以每年1.9%(1998~2007年的平均增長率)的速度增長，到2015年，即使中國以每年9.3%的速度增長，中國的人均GDP還只佔美國的35%。如果美國經濟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到2015年中國的人均GDP將佔到美國的37%。無論哪種方式，都還遠遠低於58%的臨界比率。如果中國以9.3%的速度增長，美國為1.9%或1.0%增長，那麼中國人均GDP將在2023年或2021年達到美國的58%。
本文的研究進一步表明，中國增長非常快，但其增長伴隨著被廣泛認為的長期低估的匯率，此外，老齡人口的增加、消費佔GDP比重低等因素，也加大了即將到來的衰退的可能性。假設人民幣被低估了46%(我們從實際匯率中估算出)，那麼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將由22%提升到71%。如果消費只佔GDP的48%，而非64%，減速的可能性將由16%放大到73%。事實是，中國老齡人口的撫養比例是10.1%，而不是9.4%，這又把減速可能性從3.5%提升到77%。
最後，中國不斷上升的通脹是增大減速可能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們使用一系列的變數在估算中國經濟減速的可能性，關鍵的變數有人均收入、放緩前的增長率、人口結構、貿易開放度和支出組成等。根據這些變數，中國減速的可能性在73%~77%；另一組變數可統稱為政策措施，包括通脹、通脹穩定率和真實匯率被低估值，這使得中國減速的可能性處在71%。
我們應該非常謹慎，不能隨便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運用到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個快速增長的大國。中國經濟的巨大規模和地域的多樣性，使其區別於此前快速發展的日本、韓國等。目前，中國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沿海地區的優勢大於中西部地區。因此，這有可能拉低人均收入，使其仍低於減速的門檻。如果增長的奇蹟可以在中國各地移植，那麼擁有眾多人口的內陸省份可以維持中國未來幾年的增長。中國政府已經加強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在欠發達省份修建高速公路、鐵路，為經濟轉型做好準備。
還有一些中國特有的減速風險需要考慮。包括金融的不穩定性，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加劇社會動盪。可以肯定的是，無論金融或社會不穩定都不是中國獨有的。以韓國為例，它曾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社會動盪和90年代末的金融動盪，此間也同時見證了韓國經濟的減緩。
預測增長放緩仍是一門不完善的科學。一般而言，極低的消費佔GDP份額與經濟減緩的可能性呈正比。低估匯率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失衡，這絕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實上，一系列扭曲的商品價格導致對非貿易有利產品的貿易生產，從而導致了一個不尋常的低消費份額。國有企業的鬆散治理降低了投資分紅的壓力，使得投資往往成為一種補貼行為。而社會安全網路的缺失以及發展良好的國內金融市場往往鼓勵家庭的預防性儲蓄。這表明中國政策有餘地緩衝經濟突然減緩的打擊。
存在一種普遍的假設，即中國仍將保持快速的增長，中國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並躍升到中高收入國家。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下半葉，只有非常少的國家完成了這種轉型，而大部分的國家，比如拉美國家，仍然掙紮在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路上。鑒於中國的巨大規模和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的挑戰，實現這一轉變任重而道遠。
〔本文摘編自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NBER)3月份發布的工作論文，題為《高增長經濟體何時增長放緩：國際例證與對中國意義》(WHENFASTGROWINGECONOMIESSLOWDOWN:INTERNATIONALEVIDENCEANDIMPLICATIONSFORCHINA)，作者BarryEichengreen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DonghyunPark任職於亞洲發展銀行、KwanhoShin為高麗大學教授。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究員馬鑫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