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了大魚又釣小魚
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在農村進行社教的指示，8月10日又發了一篇社論：《在農村中大鳴大放大爭》。9月12日和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相繼發出了在企業、在少數民族中進行整風和社教的指示和在中小學教職員中開展整風和反右的通知。——據我所知，好多地方都是在1957年暑假期間將中等學校教職員集中起來開展整風反右的。是先打招呼後下文件，還是下面聞風而動？——這些文件中所謂的「整風」「社教」，實際就是鼓動「鳴放」，釣了大魚又來釣小魚。城鎮的搞法大家都熟悉，也許有人並不知道農村的社教是怎麽搞的。所謂「在農村中大鳴大放大爭」，基層黨組織又叫「大鳴大放大辯論」。「鳴放」後就按四類排隊：一類，對社會主義忠誠堅定積極；二類，比較好的；三類，對社會主義有嚴重牴觸情緒；四類，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所謂「辯論」，就是對「四類」分子（這裡的「四類」並非地、富、反、壞那「四類」）展開鬥爭（施以拳腳棍棒是「辯論」的常用手段），對「三類」分子進行「消毒」。據我縣黨史記載，全縣有3200多名農村社員被劃為「四類分子」，受到批判鬥爭。後來，中央發文不給農民戴右派帽子，但那頂「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還是免不了。他們不叫「右派」，實際上又享受了「右派份子」的待遇。後來好長時間，幹部只要說一聲：「再不聽話就開你的辯論會！」社員們都會渾身發抖。正如縣黨史所說，這次「社教」，實際是反右的擴大化，搞得人人自危。
被整得家破人亡，還得感恩戴德
反右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有組織的誣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直至大搞逼供、非法拘禁、濫用刑律懲罰，使那樣多的右派精神和肉體上飽受摧殘，他們的家庭子女遭受磨難。你聽說過罪犯被處決不需判決書的嗎？你聽說過槍斃死刑犯還向其家屬收取子彈費的嗎？中國有！這事就發生在北大學生右派林昭身上！林昭的冤案，導致其父母雙雙自殺！幾十年後，領導人不對自己的罪錯承擔半點責任，不給被害人平反，只給因「擴大化」而錯劃的右派給予「改正」。你被整得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還得感恩戴德！你不能因為給了你部分人道，而要求討還全部人道；不能因為對方表現了某種程度上的清醒，而要求對方從根本上清醒。
在落實錯劃右派「改正」政策的時候，就沒有當年給右派戴帽那麽爽快了。明明是你自己搞錯了，整了人家幾十年，可還要說只是「擴大化」，還得被整的人申請，還得看人家是否「恩准」。拿葛佩琦來說吧，他的「歷史反革命」冤案於1980年12月得到了平反，「現行反革命」冤案也於1981年底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了「再審判決」，但是，他們的右派問題卻不給改正。葛佩琦不但多次申訴，還到時稱「胡青天」家上訪過。1957年任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組織部長，1981年掛名國務院參事的李逸三為此給胡耀邦寫信，以在場者的身份，證明葛佩琦的發言見報時被明顯地歪曲和篡改。1957年任人大副校長的張某也認為葛佩琦的右派一案確係冤案，應予改正。直到1986年2月北京市委辦公廳才做出了「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問題，經調查屬錯劃，現予以改正」的結論。戴煌說，在葛佩琦及其家庭的小舞台上，共產黨內的權勢者絞殺「不合朕意」之共產黨人的長達30年的大悲劇，主要得益於胡耀邦的致力扭轉，才有了一個可喜的結束。當年不過紮著一對辮子的學生右派林希翎，可能是因為無職無級，雖經多次申訴，又經有關部門、知名人士呼籲，直至黨的總書記三次批示，不但右派不予改正，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原先決定對其「反革命」一案予以平反的，後來也擰了個個兒——「維持原判」。國民黨軍政起義人員可以既往不咎，國民黨縣團級以上官員可以全部特赦並予以安置照顧，但對右派份子還是堅持留下了96個不予改正。有人做過精確計算，按官方統計數字計算，未予改正者佔戴帽總數的0.00018，無論是小學生筆下，還是家庭主婦、統計學家眼裡，小數點後面的第四位數，都是可以抹去的。但為了體現反右的「正確」，對這個數字卻分外吝嗇。
因整過右派而感愧疚者
李逸三給胡耀邦的信，不僅僅是一封證明信，還發出了一個老戰士的大義之言：目前流行（這樣）一種說法，「當時有右派，我們搞反右派運動還是正確的；其中問題是反右擴大化。」我現在認為，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我們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產物，它的性質和文化大革命同一性質，是禍國殃民的大錯。當時的陰謀是「請黨外幫助黨內整風」，陰謀是「引蛇出洞」。實踐已經證明，55萬餘條「毒蛇」裡，99.99%是冤假錯……留下萬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給我們增加光彩；相反，後輩人會恥笑我們拖泥帶水。他還說：給葛佩琦劃右派時，我也舉過手，我是問心有愧的……我還建議，在查清（給葛佩琦）製造這十八年冤獄的有關人員時，判處他們十八年徒刑，讓他們體會一下這十八年冤獄的滋味！李逸三還對前去訪問的戴煌說過這樣的話：1957年，他打心眼裡就不讚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說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擴大化」的論點。他說，如果「擴大化」了幾萬倍，十幾萬倍，這場運動還能被認為是「正確的、必要的」？
像李逸三一樣因整過右派而感愧疚者並非絕無僅有。胡耀邦不但積極地為他當年在團中央親筆簽字劃的右派改正，還把其中一些人請到自己家裡，當面認錯賠禮。在一次會議上，他把列席會議的陳模請到前排就坐。胡耀邦向與會同志說：在我們團的高級幹部中誰吃的苦頭最多呢？就是陳模。團中央在196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陳模……我向陳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說著，他就向陳模連著三鞠躬，接著又向整個會場三鞠躬。陳模熱淚盈眶：當年團中央打右派時耀邦同志在國外訪問，現在卻代他人承擔責任！李維漢在他的《回憶與研究》一書中坦率而沉痛地說：全國五十五萬餘被劃為右派份子的人，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我當時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對反右是積極的，錯誤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責任。對所有被傷害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感到深深的歉意。在浦熙修的追悼會上，她的親屬收到了陸定一和華君武的親筆道歉信。病痛折磨中的巴金，時時懷著「欠債」的心情感到不安。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三聯書店總編輯範用，退休後回憶起過去幾十年盲目追隨左傾路線，寧「左」勿右，傷害了一些同志，也害了自己。他主動自我解剖，淨化靈魂。人稱文藝界的紅色沙皇——周揚，在1979年春天的一次座談會上，向首都文藝界的右派逐一點名賠禮道歉，其中還包括在新聞界劃成右派、與他毫無干係的劉賓雁。但多數「左派」不像李逸三那樣「問心有愧」，北京市委某些人看了中央辦公廳轉來的信後，對李逸三孩童式的意氣只是深感好笑。而更多的是踩在右派的頭上陞官晉爵了，他們慶幸自己聰明，幸運。胡平先生說：時間將疏理一切，時間將證明一切。可惜，當年的右派多數已離開人世，活著的剩下的時間也不多了！
整死一個右派好似踩死一隻螞蟻
前幾天，我又重翻了文聿的《中國「左」禍》「反右鬥爭和‘陽謀’」一章。他一開篇就發出這樣的感慨：（對那段歷史）不忍卒讀，又不能不讀。不堪回首，又必須回首。1957年5月上旬，李維漢向毛澤東匯報各地的動態時提到，有人說，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毛澤東立即糾正：「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毛澤東就已定下了「陽謀」，決心「引蛇出洞」。8月3日，國務院頒布了「勞動教養」的決定。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這個決定表示擁護。這意味著右派份子的「出路」已經從法律上確定下來了。
文聿把右派份子的「勞教」生活寫得很悲慘。不過，無論是勞教人員或是勞改犯人，總還能享受點「人」的待遇。我們縣劃的296個（縣黨史上的數字）右派份子，凡與地、富、反、壞沾上邊的，都被開除公職，有的判勞改，有的送勞教，有的交農業社監督改造。剩下的「情節較輕、有悔改表現」的100多個右派份子，每月發24元生活費，由警察押送到林場監督勞動。林場是新建的，地處高寒山區。場長、會計和技術員從林業局派去的。每個工隊有下放幹部、開荒隊員，他們是改造者，右派份子是被改造者。那些下放幹部，有的是積極份子，是下去鍍金準備提拔的，有的本身就不乾淨，他們對右派特別「左」。開荒隊員，原是城裡的無業人員，其中不乏小偷流氓，他們都是被趕到林場去的，並非志願去自食其力的。那些人素來以整人為樂，現在可以名正言順地整右派，而且還會得到支持，何樂而不為呢？右派每天的勞動任務是挖8000——10000個樹窩，其規格是長、寬、深各一米。晚上還得推磨或上山砍柴。按人頭供應的副食品，下放幹部和開荒隊員才有資格享受。右派每天只能吃幾兩包谷面和一份清水白菜湯。個個都餓得腫臉泡腮的，場醫的診斷卻是：右派懶，長胖了；開出的「藥方」是：多勞動。對所謂反改造的右派當然不會寬容。他們可以把右派拉到雪地上罰跪，積極份子們或用雪團砸右派的頭，或給右派頭上潑冷水！右派們生不如死！有的偷跑到離林場不遠的勞改磺廠去要求當勞改犯人，但磺廠又不收留。有的只得遠逃新疆勞改農場。1979年落實右派政策時，勞改的活著回來了，勞教的活著回來了，遠逃新疆勞改農場的活著回來了，被開除交農村監督改造的，除一個老地下黨員餓死外，其他的也活著回來了，林場裡卻留下了38具右派份子的白骨！改革開放後，有個社員上山挖藥材，發現一具骷髏。從他口中那顆金牙判定，那是當年黑夜上山砍柴失蹤的洪右派的遺骨。洪是進軍西南的老幹部，他躲過了國民黨的槍林彈雨，在和平時期卻把老命丟在深山野嶺，還獲得了一個「畏罪潛逃」的罪名。現任某中學的一位副校長說，他父親和叔叔都是右派，父親被開除交農業社監督改造，有幸把命保住了，身強體壯的叔叔把命丟在林場了！他們一家走訪了好多個當年在林場改造的右派，也沒尋找到叔叔的屍骨！他哪裡知道，那時整死一個右派，好似踩死一隻螞蟻！如果不是難友挖坑掩埋，只能等餓狼飽食一頓！
最近，《天津老年時報》介紹了語文專家張中行在歷次運動中為什麽沒有受到激烈衝擊，其原因是得力於他堅守的一句格言：慎言語。張先生直到70歲以後才寫文章。他至今還在告誡青年：寫文章不能說假話，但也不可能把心裏的話都寫出來，人還得學會保護自己。但我認為，張先生只能算是一個幸運者。在反右運動中，莫名奇妙地當上右派的不乏其人。據《中國「左」禍》介紹，1958年1月，雲南省昭通專署剛滿16歲的機要員李曰垓被告知到山區農場勞動鍛練。當他背著行李在冰雪中走了五天，來到農場辦公室，一位幹部卻宣布說：「按照地委整風辦公室的通知，你已經是勞教人員了。」李睜大了眼睛，問：「我犯了什麽錯誤？什麽罪名？什麽帽子？依據在哪裡？通知書在哪裡？」得到的回答是：「我們都不知道，你也不用問這些，已經給你編入右派份子勞教小組，明天出工。」在此後的20多年裡，他寫的申訴材料達百多萬字。他因「抗拒改造」三次被判刑。1975年被捕的「罪名」竟然是：他申請和「階級敵人家庭」的姑娘結婚是「反動行為」。後又被誣組織反革命「大同黨」，一關又是三年半！我們縣有個姓鮑的小學教師，反右時他在搞掃盲。1958年他被通知到林場勞動。鮑老師享受了四年多的右派待遇，1962年接到被精簡回家的通知。1979年，落實右派政策時，他卻不能像其他右派份子一樣得到「改正」恢復工作的通知。因為右派份子的名冊中沒有他的大名。鮑老師並非特例，馬佔宇就寫了一篇《「右派黑戶」生存現狀》。吉林白城保民農場當年收押了800多右派。如今有十多個喪失「右派戶口」的人，還掙紮在這個被遺忘的角落，獨自品嚐著淒涼的人生。這些人的檔案被原單位註銷，失去了包括右派在內的所有身份證明，成了「盲流」，後來無法獲得「右派待遇」。這個又老又病的男人世界，多數人已神情呆滯，表情冷漠，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名字，靠民政救濟生活。所不同的是，鮑老師還領了200多元退職費與家人團聚，而保民農場那十多個老人只能在那裡等待死神！
（小標題為本網所加）
来源:《往事微痕》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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