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毛澤東處心積慮要整倒劉少奇時，毛首先想到的就是借重軍隊的力量，而這支力量只能為己所用，不能為劉鄧司令部所用。在發動文革運動之前，毛澤東除了及時拿下羅瑞卿，將軍隊主要領導人換上自己最信得過的人之外，還要重新部署北京地區的軍事力量。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在周恩來、林彪的領導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組。以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軍隊的實權掌握在毛澤東的手上，中國並無發生軍事政變的任何可能性，亦不存在劉鄧等人借用外國力量搞政變的可能性。為何毛澤東還要通過林彪的嘴大肆強調「防政變」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呢？
1966年的5月18日，林彪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大講了一通「防政變」講話。林彪說：「毛澤東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澤東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佈置。毛澤東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澤東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根據邱會作的回憶：首都工作小組由周恩來負責，葉劍英為工作組長，組員有楊成武等人。這個小組就北京的安全作了以下工作：「１、對政變時易受攻擊的中央廣播電臺、電視臺、國家通訊樞紐等地勘察，制定防範措施。對城郊的機場、水庫、發電廠、監獄等重要設施，對建設中的地下鐵路、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可能進人的）等要害處實地勘測，對玉泉山毛澤東戰時指揮所，由汪東興陪著我們看了個詳細。２、改組北京衛戍區。北京軍事力量原來有軍隊一個師、公安軍一個總隊（相當於師）、中央警衛團（行政級別為軍，兵力為一個小師），指揮權分別屬於軍隊、公安部、中央辦公廳三家。一旦有情況，政出多門，可能誰也指揮不動。這次軍隊那個師和公安總隊擴編為警一師、二師，另調北京軍區兩個師為警三師、四師，連同中央警衛團，統一由北京衛戍區領導（警衛團受雙重領導），歸軍委和北京軍區指揮，實際上是楊成武指揮。」林彪特別囑咐楊成武一定要調自己的親信部隊，指揮起來得心應手。這個「工作小組」的存在頗為神秘。邱回憶說：首都工作小組「既沒有正式文件，也沒有定時定點的辦公。我們多在京西賓館八樓葉劍英住處旁邊的幾間房子裡辦公，由葉劍英或楊成武口頭召集我們到一起，商辦有關事宜，當場拍板，分頭辦理。參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辦的事情，該讓誰知道，不讓誰知道，該怎麼辦，心裏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要用錢，周恩來總理特地向我交待：‘這事不能轉手辦，你自己親自管著，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驚動別人。’」（頁24－25）周恩來這裡所指的「別人」應屬劉少奇、的「黨中央」無疑。
筆者認為，毛澤東這番調動軍隊，名義上是防止外來發動的政變，實際上是為自己搞一場特殊的「政變」作好萬全的準備。此時的毛澤東心裏很清楚，通過正常的手段不容易實現自己的目標，毛對此並無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非常的時期就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毛澤東以軍隊作為自己的後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從外圍攻起，再一步步逼劉就範。文革初期的這番調兵遣將實乃毛澤東發動倒劉政變戰役的前奏曲。事實證明，劉鄧的黨中央既無搞政變的心理，也無搞政變的實力和資源，軍隊、公安、情報等系統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的手裡，此時的毛想拿下誰或打倒誰都是輕而易舉的。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已證明，只有那些處心積慮想搞政變的人才特別擔心別人對他們搞政變。有意思的是，歷史竟然重演，1971年夏季的毛澤東重演了1966年春天的戲碼，而這次卻是指責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圖謀不軌，篡黨奪權，毛也同樣是南巡各地煽風點火，調兵遣將，積極部署一場殲林戰役，其手段與1966年春如出一轍。可笑的是，如今國內的黨史教材竟然無視基本的歷史事實，依然指責林彪圖謀政變，卻有意放過真正搞了特殊政變的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