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誇我們浙江民運是一個優秀群體，也有人好奇地問：為什麼在中共當局一再嚴厲打壓下，浙江民主黨不斷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仍能做到「打不垮、拖不爛」並繼續向前發展？我有時回答人家：是因為我們內部「忠信勇敢、友愛寬容、廉潔自律」之團隊正氣始終保持主導地位，再加上眾人拾柴火焰高。這樣歸納，比較抽象，實際上很多人還是不解。一定要形象、生動地展開具體分析，因素很多，眾說紛紜，在此我就以毛慶祥、胡曉玲夫婦的民運經歷為例，談談中國民主黨人的「鋪路石」精神，藉以共勉。
毛慶祥，1950年5月24日出生，杭州市人，祖籍浙江諸暨。1968年，毛慶祥初中畢業，次年參軍在上海警備區服役，1971年服役期滿，退伍後分配到杭州磁鋼廠工作。年輕時的毛慶祥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災難，獨立思考精神促使他擺脫中共對人民的愚弄說教和宣傳，開始探求中國社會的出路與前途，多少看到了一些癥結所在，做好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準備。
1976年4月5日，借全國悼念周恩來去世反對毛澤東的「四五」活動，毛慶祥在當時杭州市政府附近的「民主牆」張貼了他的第一首詩作《何懼魔障再作孽》：
晴明祭靈甚悲切，烈士英魂永不滅；
總理遺容尚在前，頓起風雲逆流急。
光明偉業奠基人，豐功偉績永不滅；
如今健兒承遺志，何懼魔障再作孽。
該詩後被收錄於中國青年出版社《四五詩選》第60頁，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歷史檔案和不少經歷人回憶錄的公布，周恩來大姦若忠的兩面人性逐漸被揭示，該詩作為當時一個追尋真理的青年如何也被矇蔽之例子，毛慶祥先生每談及此，就告誡大家瞭解真相的重要性。
因為參加「四五」運動遭到清算，從1976年6月底一直到10月中旬，毛慶祥被杭州公安局關押在水亭址的公安拘留所。突如其來的關押，並沒有讓毛慶祥先生屈服，他也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心靈的寧靜中繼續苦苦思索。為什麼中國社會一直那麼多災多難，老是「惡人當道」？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去剖析，毛慶祥先生從中認識到當今中國之所以這樣，是缺少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民主、自由和博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毛慶祥先生獲平反，他由此認識了當時一同參加過「四五」運動的聶敏之、朱虞夫、瀋建民等人。
1979年，發端於北京西單民主牆的民主運動影響到浙江，以76年「四五」運動參與者為基礎的浙江有志之士也紛紛行動起來，將杭州的民主牆活動搞得紅紅火火。在該運動中聚集了一大批「黑暗中的盜火者」，相互交流思想與認識，並萌發了許多生機勃發的民刊（因其「出自民間」並「宣揚民主」，故稱之為民刊），而毛慶祥就是參與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在杭州的民主牆活動中，除了在公開場合演講宣揚民主自由思想外，對排版和印刷有專門研究的毛慶祥，先後承擔起多個民刊的印製工作，是民間組織「中華全國民刊協會」的重要成員。最初，毛慶祥參與了聶敏之、葉航等人編輯的《四五》月刊；從1980年10月到1981年又和王榮清等人編印《之江》；毛慶祥先生還擔任了傅申奇先生主編的《華東民刊》、《責任》的編印工作，由傅申奇送來稿件，毛組織排版、校對與印刷後送交傅申奇組織發放，毛慶祥先生自己負責浙江範圍的民刊散發工作。
1981年4月1日，毛慶祥先生和胡曉玲女士喜結連理，兩人不僅感情深厚，還同樣抱負著推動中國民主自由運動的強烈願望。婚後不久借蜜月之旅，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繞全國各地跑了一圈，福州、廣州，桂林、北京、青島、上海等地，其中以廣州見到王希哲、劉國凱等人最為成功，還帶回了《告各界（屆）人民書》廣為散發，加強了浙江民運與全國各地同仁的交流與聯繫。同年8月13日，新婚不久的毛慶祥被中共當局抓走，不久，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杭法刑初（81）47號刑事判決書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三年。
毛慶祥第一次出獄後，當局「政保」為了分化瓦解民運，想做他的工作為其服務，雖遭到毛慶祥先生的嚴辭拒絕，但還是引來了一些同道人對他的誤解和別有用心者對他的中傷。毛慶祥先生問心無愧、坦然以待，及時向其他同道人講明原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誤解和中傷不攻自破。
為養家餬口，毛慶祥先生做過多種生意，有賠有賺，自由亞洲電臺《不同的聲音》節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曾說他「生財有道」。他到青島開過飯店，與牟傳珩先生等人較熟。1989年5、6月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期間，毛慶祥在杭州的照相館處於生意興隆期間，他聯繫當時開羊毛衫廠的王榮清，兩人購買了大量麵包、礦泉水、可樂等，與其他杭州市民一起支持慰問正在武林廣場集會、絕食抗議的學生。1998年6月初，他正在溫州開舞廳，自己還兼交誼舞老師，生意尚可，王東海通知了毛慶祥有關王有才、林輝、吳義龍、王培劍等人正在準備公開籌組中國民主黨的事宜，毛慶祥毅然放下手頭的生意回杭州，馬上動員王榮清、朱虞夫、瀋建民、聶敏之、戚惠民等人參與，使得七九民主牆運動、八九愛國學生民主運動、新生代知識份子骨幹結合在一起，人才濟濟，為中國民主黨浙江部分在一再付出巨大損失的情況下還能累敗累戰、奮勇前進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1998年9月由毛慶祥倡議並起名創辦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黨刊《在野黨》，到次年9月共出版11期，王榮清擔任主編，祝正明、吳義龍、李錫安、王金波、朱虞夫、單稱峰和我都曾先後參與過編印工作。《在野黨》刊物作為浙江民主黨人爭取民主權利的本身，通過宣傳民主政治理念、爭取民眾支持的過程，在當時浙江民眾和全國民運圈有過比較大的影響。
王有才先生被捕後，毛慶祥積極投入到呼籲和營救活動中去，並總協調浙江民主黨的日常事務。例如為要求釋放王有才等，1998年7月23日，他聯同王榮清申請遊行，25日被公安正式駁回。8月6日，他再次聯同王榮清、李錫安、吳闖及瀋建民去杭州市公安局遞交了遊行申請，申請於8月12日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舉行遊行，由武林廣場出發，經延安路及解放路至市政府前靜坐。毛慶祥和祝正明、姚振憲、李國濤、吳義龍及王榮清原定在11月21日下午在杭州凱旋飯店舉行由浙江、上海約20名中國民主黨成員參加協調會議，但警方為阻止這次會議而採取拘捕行動，在20日下午各會議參加人就分別被公安從家中帶走，到次日下午5時許，眾人才被放回家。同年12月15日，他被指參與非法社團活動再次被抓，後獲釋。
在中國民主黨浙江創黨的初期，我由於家裡購房尚欠債務，當時自己生意也不錯，所以1998年5月下旬王有才、林輝到我家商談組黨事宜時，我告訴他們「我明白組黨有遭受政治迫害的巨大風險，如果自己坐牢而讓家裡孤妻幼女承受債主上門討債，無論對於親人還是對於信任我的債權人，情以何堪？我支持中國民主黨，但我只能一般性參與或跟跟，等過一段時間我把債務還清後，才能為民主黨衝鋒陷陣」。由於我考慮問題比較保守，所以當年6月25日公開組黨後，每當民主黨內群情激昂之時，王有才常常把我叫到他家中當眾發出「不同的聲音」，這期間我就認識了毛慶祥、吳義龍、王榮清、朱虞夫、單稱峰、祝正明、戚惠民等人。所幸，浙江民主黨裡的創黨人員都胸懷大度，不因我的經常反對而排斥我，反而都很願意與我結交。
1999年2月19日，吳義龍打電話告訴我次日（即大年初五），民主黨在復興茶室舉辦一次新春聯誼會，有社會各界的朋友前來聯歡。當我坐公交到美政橋站下車後，正向附近店家打探復興茶室在哪裡，看到對面停下一輛的士，王東海、祝正明還有一位中年女士（事後經介紹才知道是代表北京民運來浙江瞭解民主黨運作情況的朱銳女士），就由他們帶我去了茶室。當時有50多人聚在一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人員很雜，也很熱鬧，由於大多數人不認識，我就只管自己喝茶、嗑瓜子。大家請主持人吳義龍致辭，突然間跑進幾個壯漢把吳義龍叫了出去，吳片刻回來後說外面來了很多公安，他們要大家馬上結束。眾人不肯，有的說「我們聚會不違反任何法律，別理會公安的無理要求」，幾人就大聲唱起了歌來（後來我認識了他們是遲建偉、楊子、來金彪），音質慷慨渾厚，更加襯托了現場遽然緊張又不失悲壯的氣氛；還有一人（也由此認識了蕭利彬）說「公安不放心，請他們進來一起喝茶好了」，就帶領大家跑出去拉公安，還把手裡的糖果、瓜子往公安手裡塞，弄得公安很尷尬。開始，公安很凶，尤其是一個叫陳新的政保，鐵青著臉，要從茶室裡出來的人一個個查身份證，我實在看不過去，過去大聲質問他「你們憑啥想查就查？公民喝個茶也要帶身份證不成？我就沒帶身份證，你們到底想幹什麼?」。聽到吵鬧過來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在一旁七嘴八舌議論開了。一個幹部模樣年紀較大河南口音的政保（事後知道乃當時杭州公安一處，即政治保衛處周處長，相當於現在的國保支隊長）走過來對我說「陳樹慶，你們聚也已經聚過了，現在好叫大家散了，以免惹出什麼麻煩來」，他一眼就能認出我並叫上姓名，讓我當時感到有點吃驚，我能理解公安「被綁架」幹這見不得人的差使之難處，但擔心散去後落單人員會遇到麻煩，就問他「我們散去後，你們好分頭採取行動？」，他微笑著向我點點頭，輕聲保證說「放心好了」。當我知道吳義龍、朱虞夫等人已經護送外地來客（朱銳女士）安全走脫後，就開始說服大家相互照應結伴離開，自己殿後。發現毛慶祥一直就在我身邊，並將我邀到了清泰門外莫邪塘西村5幢82-104室他的家中，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裡。但後來才知道我們散了後，公安並沒有完全遵守諾言，將晚到而落單的王金波抓了起來，短期關押後，由山東警方派人送回原籍。也傳有風聲說當時民主黨要開浙江的代表大會，所以警方才會如此興師動眾，真是神經過敏！
毛慶祥先生為了民主黨的事殫精竭慮，身先同伴。例如1999年3月14日下午1時30分，杭州中國民主黨40多名成員原定在東清茶室舉行座談會，商討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問題。結果他和王榮清、朱虞夫及祝正明在上午被拘一直至晚上才獲釋。15日毛慶祥參加抗議中共當局迫害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的「百日絕食」行動，當日下午3時，不顧因飢餓而頭昏眼花的他，堅持和王榮清、朱虞夫、李錫安及祝正明前往杭州公安局遞交申請書，申請於3月18日下午至5時在湖濱公園舉行集會。1999年6月1日，毛慶祥、我、池建偉和鄭大中等人前往杭州市武林廣場捐血，以愛心紀念十年前「六四」事件中為中國民主化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年輕大學生及市民。
毛慶祥先生待人誠懇熱情、任勞任怨。各地到杭州聯繫民主黨的民運同仁、老毛都熱心接待。對協助或參與浙江民主黨工作的住杭外地人員，認為需要找份活干干，解決了生活問題，才能更好地從事民運，老毛會親自幫助聯繫找工作、或做點小生意等解決謀生。例如當時王金波在杭州能夠行長時間安頓下來一起編印《在野黨》雜誌及參與其他民主黨活動，與老毛就有很大的關係。又如吳義龍因參加民主黨組創而被浙江大學取消了學籍，停發了畢業證書和碩士學位證書，而吳義龍民主理念堅定、思路清晰、才華橫溢、吃苦耐勞，能否安頓下來，直接關係到浙江民主黨的核心能力問題。吳義龍先生的兩次搬家，從借人力力三輪車到搬運，老毛出力最多。王有才先生遭迫害後，朱虞夫家、王榮清家及一公園民主黨人演講的群眾集會場所，當時都由老毛親自帶著我去認識和瞭解的。
雖然，毛慶祥作為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成員，還被選為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委員，但他為人謙和，從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得失。我感觸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和徐光一起去他家，他對我們坦言道「中國民主事業之希望，在於你們年輕人，有理想、有知識、敢擔當，更能對人民和國家負起責任來，我們做你們的鋪路石」，當時徐光說「我們大家都是民主自由的鋪路石」，老毛接著說「是啊，現在的組黨人士將來未必能有治國安邦的才能，中國實現民主後，對領導人綜合素質的要求相當高，可以請現在未參與組黨的人來做民主黨的主要負責人或我們推舉他們競選國家、地方的各級政府領導人，我們每一個創黨人員都要有做鋪路石的精神」，老毛的這番話對我影響很大。
1999年6月19日，毛慶祥被杭州公安局關押到三堡看守所「監視居住」，9月15日被正式逮捕。在審訊過程中，他為了避免或減輕其他同志可能遭受的迫害，就盡量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連審訊他的政保警察都說他「有點傻」。就這樣，挽救了一些同志，尤其是掩護了約定擔當二線負責人的王榮清先生，而毛慶祥自己則被當局重判。王榮清不負眾望，在異常險惡、艱難的環境中，智深沉勇、堅守浙江民主黨陣地，以《中國政黨法草案》事件為契機，率眾衝出低谷，這是後話。同年11月9日，毛慶祥和朱虞夫、吳義龍、徐光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1999）杭刑初字第171號刑事判決書判處「顛覆國家政權罪」，毛慶祥被判有期徒刑8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12月10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毛慶祥被送到浙江省第二監獄服刑。
毛慶祥先生在服刑期間，曾受過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獄方說他不肯認罪，就是對抗，把他長時間關禁閉，在一個很小的房間，整天只能躺在那裡，看不見太陽。見硬的不行，就來軟的，獄方就以減刑為條件，誘使他簽寫認罪書，但被他拒絕。對此，毛慶祥先生在2007年9月14日刑滿出獄後說「為了減刑要我承認自己無犯的罪，我寧願坐牢」、「對過去因追求民主自由而坐牢感到無怨無悔，對民主自由的信念亦不會改變」。
出獄後，毛慶祥先生為了浙江民主黨的事務，繼續操心，並且每當緊要關頭能挺身而出、勇於擔當，絲毫不減臨危不苟免的本色。現在，因為拆遷搬家到杭州下沙居住，離城裡遠，無論坐公交還是騎電瓶車都需要一個多小時，來回相加約費半天時間，但每隔兩週一次的浙江民主黨吳山茶會，他都能排除轄區公安的威脅利誘不怕麻煩定期參加，只要有當局審判我民主黨人的案子發生，他就到法庭外去進行抗議。尤其在2010年11月30日下午吳義龍、王榮清、毛慶祥、朱虞夫為伸張權利呼籲政治體制改革，要求釋放劉曉波、劉賢斌，祝賀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向杭州市公安局遞交了遊行申請書，12月1日下午毛慶祥、吳義龍等人分別遭到杭州警方的傳喚，還因為此事，莫邪塘社區解除了毛慶祥作為保安的工作。2011年3月中旬日本發生大地震與海嘯災難後，作為物業公司消防值班員，已經60歲的毛慶祥克服夜班巡查防範的辛苦、不顧白天「茉莉花開」期間警方對我民主黨人的嚴控狀態，挨家挨戶在黨內進行募捐活動，以表達我民主黨人對日本人民受災的慰問……。
如果我只說毛慶祥是中國民主事業勤勤懇懇的「鋪路石」，那僅僅說對了一半，因為老毛的愛妻胡曉玲女士也同樣是一塊毫不遜色的「鋪路石」！
記得1999年初，復興茶室聚會後我第一次到毛慶祥家，當時無論客廳還是陽臺的披屋，聚滿了杭州及外地來的朋友，老毛忙著和大家談民主黨的事，胡曉玲女士熱情地給大家泡茶，還挽留大家吃晚飯，在楊子的幫助下一鍋又一鍋地分批給我們炒年糕。對於他們家生活的打擾，我當時覺得很難為情，但從女主人臉上絲毫看不出有什麼不悅。實際上在中國民主黨公開組黨的頭一年裡，除了王有才家，當時老毛家就是浙江民主黨人的聚會、接待和決策中心。王有才被捕期間和判刑後，老毛家的中心地位就顯得更加重要了，女主人胡曉玲的賢惠、豁達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1999年6月，中共當局對各地公開的民主黨骨幹展開第二波大鎮壓後，包括毛慶祥在內的浙江民主黨人首當其衝、損失慘重。這時《在野黨》雜誌正準備編印第十期，缺乏人手，單稱峰、聶敏之等人就動員我去幫忙，再說此時我自己也已經還清債務尚有一些餘錢，相信無論人力物力都可以去應付一陣子。在探望受難者家屬並看看他們家中是否尚存抄家時未被公安搜走的材料可供《在野黨》編輯之用時，讓我感動的是，胡曉玲、王有才的愛人胡江霞、徐光的愛人黃霄航都要給我錢，我不肯收，她們說辭幾乎驚人一致「如果編雜誌有困難就告訴我，自己的生活再艱難也能省一省，想出辦法來幫你把事情做好」。但遺憾的是，只編了兩期就被公安偵破，把我關了四個多月禁閉，直到我答應不再編印《在野黨》才放了我；更令人遺憾的是，老聶和小單告訴我，由於我到處稱讚受難者家屬的無私奉獻事跡，當時有對黨的工作敷衍了事而對「職位」與「經費」頗感興趣之徒，冒充我的「指示」到胡曉玲家中索要編印《在野黨》雜誌子虛烏有的「經費」，還騙了500元錢去。當我事後到胡曉玲家中核實此事要去質問那乘人之危的無恥之徒時，曉玲嫂子極力勸阻我說「以後不再上當就可以了，現在困難時際人員本來就少，你去追查和質問會影響團結的」，胡曉玲女士的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可見一斑，讓我這七尺男兒也汗顏！所幸王榮清先生經短暫關押出來後對那幾位進行了嚴肅批評，逐漸淡出或已有所收斂及改正，我就不再細述了。
丈夫毛慶祥的被捕，沈重的家庭負擔再次全落到了胡曉玲一人身上，兒子尚幼還在就學，雙方的父母都已年老體弱需要照顧，胡曉玲不僅扛住了，還積極組織家屬對各自丈夫或親人展開呼籲營救活動：為了防止政治案件秘密審判對受難親人的巨大傷害，1999年9月27日，胡曉林聯同吳義龍的女友單稱峰、朱虞夫妻子薑杭莉和徐光的妻子黃霄航致函最高法院蕭楊，強烈要求公開審理他們的親人。2000年10月30日，胡曉玲再次聯同王有才、吳義龍、祝正明、朱虞夫及徐光等５人的妻子或女友致信全國人大要求敦促中國當局遵守兩個人權公約，立即釋放判刑的家人及一切政治犯。
在數量眾多的浙江民主黨人遭政治迫害期間，對受害人的獄中關注、對家屬的撫慰，也是一項非常重要而艱鉅的工作。來自海內外各界的幫助是廣泛和感人的，我們總是想利用各種機會表達我們的感恩之情。但就我們內部來說，無疑，胡曉玲女士付出的辛苦最多，作出的貢獻也最大！
受難者在封閉的高牆之內，時時刻刻生活在嚴厲的壓迫與恐懼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得罪了哪位惡警或牢頭獄霸，那麼就有可能要吃足苦頭了；如反抗，常常是遭受更加慘無人道的虐待，到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同期受迫害的吳義龍、毛慶祥、朱虞夫、祝正明、徐光都有過深刻的感受。要減少或避免這種苦難，就需要有外面的關注，其中家屬能經常去探望並瞭解到裡面的情況就非常重要。在毛慶祥先生被判8年坐牢期間，胡曉玲不管風霜雨雪還是烈日當空，總是每個月能定期去探望並向外界及時通報老毛的情況，這為老毛以相對較小的抗爭代價贏得一個政治犯應有的權利功不可沒。好在祝正明也關在二監，吳義龍關在臨近的四監，祝正明的母親遠在浙西南的江山市來探望非常不便，吳義龍實際上還是單身，安徽老家年邁的母親及兄弟要遠道來探望更是難得。所以每次曉玲嫂去看望老毛時，也總是一便去看望祝正明和吳義龍，要給他倆捎帶一些生活用品，也會將打聽到的祝、吳兩人狀況讓外界有所瞭解。
記得有一次胡曉玲接受採訪時說「每當我聽到哪個民主黨人被抓起來了，我的心就痛個不停。……外面的家屬怎麼辦啊！」。在我浙江十多位民主黨人坐牢期間，胡曉玲忙前忙後就像家中大姐對弟妹一樣去幫助，對朱虞夫家屬的照顧、聶敏之喪事的張羅、維護祝正明坐牢期間民事權益替祝正明母親在杭州有關民事訴訟事務的操辦等等，包括本文作者的愛人在內，哪一位受到照顧和撫慰的家屬能不惦記著胡曉玲的好？我不妨例舉親身經歷的其中一件，大約2002年夏天，北京趙昕在出差途中順便到杭州第一次與我見面，由於當時趙昕自己經濟狀態還不佳，匆忙間也沒有準備，就留足了回程路費把當時兜裡能攢出的800元錢一定要塞給我，讓我轉交給坐牢同志的家屬以表一點心意。我不知怎樣處理才好，就送到曉玲嫂子那裡，由她定奪。她就安排四份，祝正明一份去看望老毛時她送去或寄給祝的母親，其他三份讓我分別送去或寄給徐光、單稱峰、範子良的家屬，自己堅決不收，她說「我現在幫老毛姐姐的茶莊洗刷、搞稿衛生有收入，應該把錢給更需要的家屬」。總之，曉玲嫂和老毛一樣，為了民主黨不計較辛苦和付出，有任何名利好處的時候又總是考慮其他同志及家屬而把自己置於度外。
但凡政治迫害案件，受害當事人固然經歷苦難，但更為艱難的是外面的家屬，面對失去親情和生活的巨大壓力，可以說家屬對於親人早日獲釋的心情往往比政治犯本身更為強烈與迫切。對於有過兩次親人坐牢離別的胡曉玲，這樣的痛苦就更加深刻，但胡曉玲都頑強地支撐了下去，為了維護丈夫的信仰和人格，當獄方以減刑直接誘惑老毛投降不成，就間接地做起了動員家屬工作，曾「好心好意」要求家屬簽字說明毛慶祥認罪了，就能給毛慶祥減刑，同樣也遭到了胡曉玲斬釘截鐵的回絕「當然不能簽！怎麼能認罪呢？不減刑就不減刑吧。」。中國民主黨人善待自己的每一位戰友，在不出賣黨和其他同志或群眾利益的前提下，為了減少損失和苦難，容許當事人面臨或遭受迫害時作出自己的讓步與妥協（包括「認罪」，因為在暴力脅迫下做出的任何「承諾」，不具備法律和道義上的效力。），並不鼓勵堅持到底。但是，毛慶祥、胡曉玲夫婦倆的骨氣，卻贏得了所有民主黨人的由衷欽佩。
曉玲嫂不僅堅強，也很勇敢，每次中共當局審判我民主黨人的時候，她總要想盡辦法要去旁聽。2007年7月10日，中國民主黨人朱虞夫和他的兒子朱卬「妨害公務」案在杭州市上城區法院開庭，浙江民主黨人士和維權人士到了近30人旁聽並聲援。宣判結束時，朱虞夫高喊「民主必勝，專制必敗！」後面毛慶祥先生的夫人胡曉玲女士接著喊了聲「民主萬歲！」。2008年1月22日上午，浙江呂耿松案將開庭審理，毛慶祥、鄒巍不顧警方恐嚇，堅持前往參加呂耿松案，結果二人及毛慶祥的夫人胡曉玲全部被警方扣留。也難怪乎，在浙江民運圈內，我不止一次聽到別人談論說：胡曉玲比毛慶祥還要民主黨！
不妨用朱虞夫先生曾說過的話來總結我們浙江民主黨人對胡曉玲女士的認識與尊重：「在我們浙江的民運圈裡，胡曉玲是位難得的睿智勇敢的女將，待人溫和，是非分明，在浙江沒有任何一個女性像她一樣為民主事業守了大半輩子的‘活寡’，1981年，她與毛慶祥蜜月甫定，毛慶祥便為《華東民刊》鋃鐺入獄，勞燕分飛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毛慶祥出獄後生活無著，有關方面試圖用金錢收買毛慶祥，胡曉玲將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斷然予以拒絕。數十年來，毛慶祥作為一名政治受難者，顛沛困頓，胡曉玲深明大義，獨自承擔起全部家庭重任。贍養父母，教養幼兒，全力支持毛慶祥投身的民運事業。在浙江，誰的妻子能如此無怨無悔地面對丈夫的兩度入獄而堅貞如故」。
在本文行將收尾時，我感覺到和毛慶祥、胡曉玲夫婦一樣，我們浙江民主黨人都是民主進程上的鋪路石，以期把中國民主黨建設一個包容開放的大平臺，歡迎並吸收每一位願意為中國民主進步事業貢獻力量的志士來施展才華、實現人生價值。有越來越多的鋪路石，何愁造福全體國民、惠及子孫後代的民主自由之路不成康莊大道！
最後特附毛慶祥、胡曉玲夫婦現住：杭州下沙學林街銘和苑新荷坊2幢3單元403室，電話15157103755，057186066384。
陳樹慶
2011年4月6日完稿於中國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