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招商局大廈九樓一間會議室裡,曲嘯(左一)、李燕傑(左二)、彭清一(左三)與蛇口青年的即興對話,竟演變成攪動中國的「蛇口風波」（看中國配圖，圖片來自南都報）
這個很早就擬定但一直沒動筆的題目，原本想從郭沫若說起，近日翻讀閻潤濤先生的回憶文章，決定提起筆從曲嘯說起。
閻文所回憶的20多年前曲嘯敗走美國的事件，當時的犀利公無法知曉，但同時期的另一件事卻有點熟悉，這便是著名的「蛇口風波」事件。當時作為青年黨員的我，事後參加了軍校舉辦的討論會，我是支持專家而反對「思想不太先進」的蛇口青年的。
先回顧這一事件，作為本文的引子。
一、引子
1988年1月13日，蛇口舉辦了一場「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與會的3位「青年教育專家」分別是：
「當代牧馬人」——中宣部局級調研員曲嘯；
「啟迪青年心靈的靈魂工程師」——北京師範學院教授李燕傑；
「黨的文藝工作者」——中央歌舞團演員彭清一。
李和彭的頭銜簡明易懂，曲先生的頭銜源自1982年由謝晉執導並在全國熱映的電影《牧馬人》，影片改編自張賢亮的小說《靈與肉》，原本與曲嘯無關，但幾年後因演講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們發現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馬的經歷，「當代牧馬人」的頭銜便應運而生。一時間，人借「影」勢，影借人威，人們便把影片和小說裡的主人翁說成是曲嘯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李和彭而位列「新中國三大演講家」之首（也有人將國務院稽查特派員劉吉先生加上合稱為「四大演講家」）。其實，單就演講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勁更大一些，諸如「西點軍校學雷鋒」等著名橋段，都是李炮製的。此話頭先打住。
座談會上，曲嘯說：「淘金者不是為深圳特區的發展來創業，而是看上了這樣一個經濟非常活躍、利也很厚的地方，為了個人利益到這裡來的……特區不歡迎這樣的淘金者。」一位青年反駁說：「創業和淘金，為自己打算和為社會考慮，這些東西在人身上是交織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在一個人身上，為自己、為別人、為社會各佔多少比例，說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他覺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先生很生氣，但並未發作。在會上「以激動的心情回憶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並有幸握了毛一個手指頭的場面」的彭清一，忍不住質問那位青年說：「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訴我？」沒想到，這位青年當場遞上了名片。會後第二天，李燕傑起草了一份題為《「蛇口座談會」始末》的材料，分送給中央和有關領導，並點了那位青年的名，以「把個別青年的錯誤言論實事求是地反映出來」。
今天看來，22年前的那場因空洞說教而引發的新舊觀念衝突，實在不值一談，但在當時，輿論幾乎都站在專家一邊，包括自以為「思想先進」的犀利公。
二、當曲嘯遇到了汪榮祖
儘管事隔20多年，但作為曲嘯訪美的接待者之一，閻先生這篇題為《曲嘯在美國遭遇滑鐵盧》的回憶文章，脈絡依然很清晰，除主角已故之外，其他當事人都還健在，情節是可靠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曲嘯由國務院劉中海先生陪同來到美國給留學生做巡迴演講。第一場報告在「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舉辦。會員中有兩位愛國華僑，是從臺灣到美國留學並留下來當教授的，由於他倆恨透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於是就反過來熱愛自己並不熟悉的共產黨，並拒絕參加臺灣的聯誼會，而專門參加大陸的聯誼會。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汪榮祖先生。
曲嘯的演講從「當年我也有跟你們一樣出國留學的機會，雖然那時只能是去蘇聯。可是，我卻被打成右派還進了監獄。」開始，到「黨就是媽媽，媽媽打錯了孩子，孩子是不會也不應該記仇的！」結束。跟在國內一樣，演講中曲嘯深情回憶了從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無罪釋放，期間共接受「媽媽」長達22年折磨的經歷。
在國內聽慣了說教的留學生們並沒有感到異常，但經常向大陸學生控訴蔣介石獨裁殘忍的汪榮祖教授卻「不正常」了。他臉色通紅，站起來激動地說：「我過去只知道蔣介石國民黨是如何獨裁，如何玩政治，不誠實，專門欺騙臺灣人說共產黨毛主席是多麼獨裁，多麼血腥，多麼殘酷地對待不同政見者。對國民黨的宣傳我從來都反著讀，絕不相信國民黨的騙子把戲，而真心相信大陸共產黨的報紙，因為那些報導都是跟國民黨的說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嘯教授的演講，當真是血淚的控訴，句句血，聲聲淚！一個青年學者平白無故就坐牢22年！而這些，我在臺灣時也看到過類似的報導，但報導的事件沒有這麼邪乎，沒有這麼真切，沒有這麼令人憤怒。」
感覺不對頭的劉中海先生試圖打斷汪教授的發言，但汪的那種被欺騙後幡然醒悟的憤怒情緒已無法阻止：「什麼黨是親娘，可如此長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還是親娘嗎？比後娘都殘忍，還有什麼資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誠於她？母親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至此，局面已然不可收拾。潤濤閻回憶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嘯教授，他的嘴唇在顫抖，他的腿也在顫抖，突如其來的打擊如同晴天霹靂打得他暈頭轉向。他不知道是該坐下聽，還是繼續站著等待問問題的講完後給出回答……我當時擔心曲嘯教授的心理崩潰會導致精神崩潰，他那極端心理崩潰的眼神在蒼白的臉上折射著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涼。那已經不是失望，那是絕望。」
事實證實了閻的擔憂。國務院的這位劉先生先是懷疑書生氣十足的汪教授是臺灣特務，繼而果斷終止演講計畫，帶著曲嘯回國。不久，曲嘯的大腦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癱瘓，2003年8月病逝。
三、「捂著傷口唱讚歌」的兩種形式
曲嘯現象，犀利公稱之為「捂著傷口唱讚歌」。
唱讚歌有兩種形式：一是捂著自己的傷口唱，二是捂著別人的傷口唱。前者如曲嘯、郭沫若；後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編導組等。
還是說一說構思本文的最早引子郭沫若先生吧。
1967年4月12日，因「錄音機事件」從中央音樂學院退學轉入海軍當兵的郭民英自殺身亡，時年24歲。在弟弟自殺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日，因「X小組事件」被勞教而後轉入中國農大學習的郭世英也跳樓自殺，時年26歲。郭沫若的女兒和秘書在郭世英跳樓後3小時趕到農大，只見屍體傷痕纍纍，捆綁的繩索深深地勒進了肉裡。
貴為「國家領導人」的父親——郭沫若怎麼樣呢？
郭民英自殺一個多月後的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討論會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並當場朗誦一首題為《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詩：「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殺的一個多月時間裏，身為母親的於立群，多次建議郭沫若向周恩來求救。但幾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動的郭，始終未開口，直到兒子慘死。於立群悲憤地責問郭，他莫名地辯解說：「我也是為了中國好呵。」（馮錫剛《郭沫若的晚年歲月》）
「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郭博（安娜生）這樣評價自己的父親。
隨著共和國歷史面紗的緩慢揭開，「偉人們」的面目越來越清晰。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我國傑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鄧小平《郭沫若悼詞》），49年建政後，郭是怎樣繼一面故旗（魯迅）之後成為新中國的一面「活旗」的呢？在政協會上敢與毛澤東正面衝突（1953.9.18）的梁漱溟老先生的回憶，可以幫助我們管窺個中緣由：1951年國慶節，梁和郭都應邀上了天安門城樓。當毛澤東出現時，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來，上寫一行大字：「毛主席，我們永遠跟著你。」
於立群自己回憶的一件事，可以讓我們領教郭那令人吃驚的「人格魅力」。文革中，郭讓擅長顏體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紙一張一個字地書寫36首毛澤東詩詞，用紙兩千多張，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車把這些重達一噸的「榜書」裝入兩個大木箱運到了中南海，毛連聲說好，並立即給於寫了一封答謝信。毛死後，於立群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深情懷念這件事。有人用「吮癰舔痔」的典故形容郭-於二人的獻媚高才，很是中肯。也有人稱郭是大陸四大無恥文人之首，實不為過。
如果說捂著自己的傷口唱讚歌多少還有點不易的話，那麼，捂著別人的傷口唱讚歌則輕易得多。汶川地震後，余秋雨的「含淚勸災民」，王兆山的「黨疼國愛，縱做鬼也幸福」等等詩章，聽聽，犬吠似的歌聲是多麼輕鬆！
今年「3.28」王家嶺事故，38名遇難礦工的冤魂尚未散去，「黨的文藝工作者們」便迫不及待地動用山西電影製片廠史上最大的投資，拍攝名為《八天八夜》的影片，作為今年國慶節重點獻禮片，計畫在「十一」前後隆重推出，以歌頌各級組織和領導的英明，最終在民眾的唾罵聲中尷尬收場。
四、「捂著傷口唱讚歌」產生的根源——極權主義的扭曲和誘惑
1、曲嘯現象剖析：來自極權主義的扭曲
曲嘯敗走美國事件，引出兩個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
問題一：歷經22年磨難的曲嘯，神經不可謂不堅強，為何被汪先生的幾句發言就輕易擊倒了呢？
問題二：同樣的報告內容，為什麼國內的聽眾認同曲嘯的「母親打孩子」論，認為「一個受組織迫害長達22年卻在平反後更加熱愛組織」這樣一件事例充分證明了這個組織非常偉大和可愛；而來自臺灣的一介書生卻能夠極簡明地道出一個常識——曲先生的經歷說明那個組織比後娘都殘忍。
問題一解答：
解答前，先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曲嘯的經歷：
1932年出生於遼寧省金縣，父母以挖煤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親被蘇聯汽車軋死。
1953年考入東北師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開除公職並送勞教，與第一任妻子離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馬兼做小學教師。
1965年被遣送回遼寧盤錦縣，在新安農場小學教書，並與婦女隊長馮玉蘭結婚。
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無罪釋放。
這樣的經歷真可謂步步血淚。可以想像，在汪先生一擊之下，曲嘯萬般苦痛浮於眼前，千種思緒湧上心頭：
——他想起了本來是父親被蘇聯汽車軋死反而被東北師大的革命者指責他「與蘇聯有仇」併進而定他個「誣蔑蘇聯外交政策罪」一事，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譴責調戲女同學的領導反而被學校黨委指責他「目無黨組織」並定了個「反黨罪」一事，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兒子撫養權時法官那輕蔑的回答：「右派要什麼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鐵窗生涯。
……
是的，一樁樁，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專家」頭銜可以補償的，不是風光的「當代牧馬人」桂冠可以撫慰的，也不是一句「母親打孩子」就可以釋懷的。
對於曲嘯的心理崩潰，有一種分析頗有見地：「曲嘯不是一個純粹的騙子，因為他的宣傳除了騙別人，還有自欺＋自我實現的成分。他對於他自己給別人那套說法是有一定真誠的，否則的話，即使他的宣傳術被人家道破，也不會崩潰。」（鄺海炎《曲嘯事件的政治學分析》）
人們可能會說：曲嘯不記仇可以理解，但反過來唱讚歌卻令人費解。其實不知，極權主義宣傳可以將人性扭曲到無恥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騙不了他人的情況下，只要還能說服自己，他就可以繼續自欺下去。只有當完全不能說服自己時，精神支柱才轟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難免。曲嘯先生在汪發言時突發精神崩潰，一定是因為說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無法再強迫自己捂著傷口唱讚歌了。
「榜書」大師於立群於1979年2月25日自縊身亡。有研究者說她是因為不堪忍受失子之痛，這不太符合實情，因為：（1）此時距失子已過11年，心理已經過較長時間調整；（2）身邊還有一子一女兩個親生骨肉陪伴；（3）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各種待遇已經全部恢復。犀利公傾向於認為老人像曲嘯一樣，在反思條件具備之後（文革結束），對荒唐歲月和荒唐行為幡然醒悟，以至於心如死灰，自尋解脫。曲嘯在醒悟之後已經無力了斷（癱瘓在床），而於立群卻果決出手。無論是對曲還是對於，我們都應該向醒悟者致以敬意。「曲嘯最後精神崩潰，說明他沒有完全喪失人性，終於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違背良心的。」（雷崇功《母親打兒子——荒謬的命題》）
問題二解答：荒誕的國民性——群體性捂著傷口唱讚歌
1949-1976年間，蔣氏臺灣與毛氏大陸儘管都是獨裁專制政體，但卻有顯著的不同。（1）臺灣始終對歐美開放，西風傳導從未斷絕，蔣是開著大門搞專制，異見人士有路可走；而大陸則完全封閉，毛是關起門來搞獨裁，異見人士無路可逃。（2）蔣氏恐怖是地下的、小范圍的，社會主流意識仍舊崇尚民主；而毛氏恐怖卻是公開的、全國性的，社會風行的就是紅色恐怖，全民性反右，全國性文革。因此，兩岸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就表現出不同的生存狀況和思維形態：在臺灣，政見不同可以避走歐美（如汪榮祖教授），民眾並沒有喪失基本的常識性判斷能力；而在大陸，政見不同只有死路一條（發生了反右、文革等幾輪大屠殺），存活下來的知識份子大多採取知而不言的態度，普通民眾基本上喪失了常識判斷力，紛紛加入「捂著傷口唱讚歌」的隊伍。這就是曲氏演講轟動神州的歷史背景。
群體性捂著傷口唱讚歌，的確是一種病態的國民性。
當然，在萬民癲狂的年代，也有「眾人皆醉我獨醒」者。林昭，一位曾經尊呼毛澤東為父親並積極批評右派言論的北大才女，在識破毛的政治流氓手腕後，義無返顧地堅持「決不再說違心話」。在歷經長達10年的折磨後，於1968年4月29日被殘酷殺害，在獄中留下了「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的凜然詩句（《血詩題衣中》）。而曲嘯留下的是「男兒當有凌雲志，不愛香風愛黨風」（《贈同事詩》）；郭沫若留下的是「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宇宙充盈歌頌聲》）。同樣是面對極權、身處逆境，但人格的差異竟然如此驚人！
2、郭沫若現象剖析：來自極權主義的誘惑
如果說曲嘯和於立群現象主要緣於被極權主義宣傳所扭曲了的話，那麼郭的諂媚無底線與親情喪失症則是緣於極權主義的誘惑。當過副總理、副委員長的郭沫若，一生對名譽、地位的異乎尋常的追求，幾乎所有他同時代的人的回憶以及後世研究者們的發現，都指向這一點，無需犀利公再饒舌。
為了保住「國家領導人」的地位，郭像變色龍一樣，用他那拙劣的詩句，不停地變換著歌唱或謾罵的對象。1969年4月，他斥責劉少奇「大工賊，黃粱夢」。1976年5月，他響應江青指揮的反右傾翻案風運動，罵「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5個月後，江青垮臺，他又寫「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而此前（1967.6.5）他曾當著亞非拉朋友們的面朗誦過「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的壯美詩篇。
對極權主義狂熱分子而言，「令人驚異的是，如果他遭到厄運，甚至自己變成被迫害的犧牲品，被整肅出黨，被送進苦役營，極權主義的魔鬼開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會動搖。」（《極權主義的起源》第十章），漢娜.阿倫特早在郭世英兄弟遇難前16年所寫下的這一論斷，無論是應驗在他們的父親郭沫若身上，還是應驗在劉允斌遇難時的劉少奇身上，或孫維世遇難時的周恩來身上，都是那樣地精準。
令人欽佩的是，郭世英的「X小組」在40多年前所探討的問題的深度甚至是今天的部分青年人都難以達到的，如，共產主義是否是烏托邦、毛澤東思想是否也要一分為二、修正主義是否全無真理、現行政治的種種弊端……儘管偉大的革命家父親們用兒子青春的血無情地澆滅了他們思想的火花，但留給今人的啟迪卻仍然閃現出耀眼的光芒。我們在記住林昭、李九蓮、張志新、遇羅克這些體制外的反極權青年們的同時，也不應該忘記那些體制內的叛逆青年——他們更能夠證明一條真理：邪惡的東西終究是邪惡！這對今天熱衷於到重慶紅歌會趕場子的朋友來說，尤為重要。
五、極權主義變種
在對曲嘯現象所引發的問題二的思考中，我描述了，被極權主義洗腦後的民眾失去了判斷常識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邏輯推理能力，以至於從曲嘯受迫害22年卻能夠華麗轉身的事例中，竟然得出了兩條變態邏輯：（1）虐待你越厲害的組織越偉大；（2）組織越迫害你而你卻越愛它，那麼你就越偉大。許多被平反的「右派」，聽曲嘯的報告以至於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單位的小舞臺也作起了報告，就是基於上述邏輯，一方面認為組織偉大，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也挺偉大。坦率地承認，犀利公當年沒少聽曲、李二人的報告，也是感動非常，持有的正是這樣的邏輯。
然而，認識到此不能算完。上述那兩條變態邏輯以及「母親打兒子論」，還有許多新的變種。
1、「新父母論」
通常從「我代表電視機前的觀眾」開口說話的全國政協委員倪萍女士，在勸導民眾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釋自己從不投反對票時，說過幾句名言：「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就像一個家裡一樣，特別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還得體諒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難處……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撫養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時候顧得上老大顧不上老二。」
倪女士所言的「父母」是指政府，她穿上「愛國」的盔甲來為自己不給「父母」添亂作辯解，企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阻止別人「添亂」。這種「新父母論」是曲嘯「母親打兒子論」的變型，是極權主義宣傳的新變種，其實質就是欺騙民眾不要給政府「添亂」，至於政府給百姓添亂（諸如任由房價上漲、任由開支失控、任由腐敗蔓延），她則不管。
2、「多難興邦論」
熱衷於捂著別人的傷口唱讚歌的犬儒，千百年來從未斷絕，毛時代尤甚。新時代的文犬們更是練就了一身與時俱進的功夫，每當災難（多是人禍）發生時，他們首先嗅到的總是諸如「黨員幹部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之類的閃光點，對災難背後的貪腐和瀆職刻意掩藏，炮製出一篇篇充滿諂媚和冷血的犬文。「變壞事為好事」，這種極權主義宣傳之風至今仍在盛行，塗抹的結果必然是「難很多、邦難興」。
3、「自我糾錯論」
不管開多少次大會，只要下一「大」能夠認識到上一「大」的錯誤（不一定能夠糾正），那麼組織就是偉大的，因為它有自我糾錯的能力。民眾希望建設一種權力制衡機制，以走出下一「大」否定上一「大」的循環怪圈，「絕不們」是不讚同的，因為那樣就沒有證明自己偉大的機會了。只有鞏固能夠繼續創造失誤的體制，才能為組織源源不斷地提供「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戰勝N年不遇之自然災害」以證明其偉大的機會，如同無良軟體商先製造病毒然後再向群眾證明其殺毒軟體好使一樣。
4、「縱向比較論」
極權主義洗腦，通常要洗到你只知道縱向比而不知道橫向比的程度。他們這樣教導民眾：甭管62年前與我們一樣落後的日韓臺如今怎麼樣，只看「舊社會」咱們自己怎麼樣，今天的我們比62年前的祖爺爺們吃得飽，那就說明組織偉大。
儘管在斯大林死後，阿倫特也曾說過蘇聯不再是典型意義上的極權主義；儘管萬歲毛死後中國逐步從極權時代走向了威權時代，但極權主義宣傳卻仍然存在。反思曲嘯和郭沫若現象的意義就在於：別忘了，那部宣傳機器還在！
原題目：極權主義的扭曲、誘惑及變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