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艾未未，說他的人已經不少，我能說出一點什麼呢？他的與眾不同、特立獨行、不羈勇猛、善於創造，那都是說不完的話題。我跟他見面不多，當然不知道流傳於他朋友間許多私密的段子，但好在有網際網路的存在，我們共同在牛博國際開博客、在推特上一同戰鬥，所以常能看到他機趣橫生的妙語猛話。
在我眼裡，老艾算得上是個「四有青年」。當然這「四有青年」不是對官方同名獎項的承襲，而是一種有趣好玩的戲仿，但這戲仿不是穿著意識形態毛料裝束的「五好家庭」，因為我不是來給艾未未頒道德獎牌，作旌表文章的。
我得公布我的四有標準是有種、有趣、有料、有心。要囊括四有標準，集其於一身，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為有種的不一定有趣，有料的不一定有種，有心的不一定有趣，總之難以並美。有趣自是指情趣，很多種藝術門類都能玩的艾未未，當然不會缺乏。至於說講話妙語連珠，擅編段子和故事，我也有所領教，而有心則是有一顆悲憫憐惜愛人之心，他這一點也很充足。今兒我只擇他的有種來講。
一：像傻×一樣站出來
艾未未是個多門類的藝術家，這兩年以觀念藝術、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行走於世界各地。這些裝置和觀念藝術，哪怕以古典材質或者是老舊的外型，依舊掩忽不住當代的叛逆與不羈。有的甚至是在簡約底下充滿混亂，在平靜的表面下深蘊著波濤，一種不安分的氣息成為他所有作品的「生理特徵」，有一種深入那些物理器材後面的靈魂躁動。
參加對鳥巢的設計，可能是艾未未參與的最為普通觀眾所瞭解的現代風格的建築設計。但當後來這一切被強大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所左右的時候，他便出來批評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甚至點名批評張藝謀對官方的屈為逢迎。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要說出如此的內幕和實話，不僅需要勇氣，而且需要與巨大利益切割的準備。因為對於近乎黑社會的組織來說，這是一種令他們有錐心之痛的背叛，這種背叛比從不加入該組織分一杯羹，更令該團夥憤恨萬分。在某些團夥看來，與它進行一些事項的合作，就必須忠心耿耿、全部委身於它，否則就是一種不可接受的現實，何況你還公然背叛，這是令他們沒齒不忘的「內亂」，當然老艾並在意他們切齒的「內亂」。知識界有名聲的人，大多被收買，在這幾年有「背叛」經歷的，除了老艾，還有就是陳丹青。他對中國教育的憤怒和批評，對民國時期社會精神的一些準確把握，使得他這次「背叛」顯得格外有說服力和傳播力。當然老艾本來就不在體制內，只不過一次合作，而陳丹青則是全部跳出體制本身的約束。
從「反水」、搞「內亂」之局出來後，老艾開始關注因上海警方枉法，使楊佳遭受極大侮辱，而導致楊佳報復的殺警案。在他所有公共知識份子中，他是持續關注楊佳案最久的人，從呼籲司法透明到程序正義，再到批評官方指定的律師謝有明，與此同時聲援、幫助楊佳父母走司法程序，最後楊佳被暗箱枉判，然後他每天點一支蠟燭以示祭奠，大約點了百多支。當多少已淡忘這樁不公的大案的時候，他讓人們持續地關注，從而反省人們自身的境遇，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不公制度和權力機器這案板的肉，而任人宰割。因此關注楊佳案，既關乎公義，更關乎自身的安危與做人的尊嚴。
當川震中做死難學生調查和反對彭州石化項目上馬的譚作人，被官方指控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行將開庭時，同樣做著死難學生調查之相同工作的艾未未及其公民調查志願者團隊，一行十幾人於8月11日來成都，欲出庭作證，以證譚的無罪。但無畏的艾未未哪知從此誤闖「白虎堂」，凌晨三點在成都的酒店裡遭到一夥警察黑打，終至腦袋出血而淤積，堵塞腦血管，要不是在幕尼黑作及時的檢查，生命必將不保。但他遭受這樣大的打擊，後來還受到有司的干擾、查賬和威脅，他在接受媒體依舊直言不諱地說，我就像傻逼一樣站出來維權。有人說他維權太高調，勸他低調一些，他不為所動。及至有司約他喝茶，他堅決不從，並嚴詞敦請他們放棄幻想，而且出之以戲謔之辭：國保就是電煲。 在這個高壓國家中，的確是個異數。
不特如此，他還在德國慕尼黑忍著被警察打而造成的腦傷，做了一個令人震撼的展覽——「非常抱歉」。這「非常抱歉」的展覽標題和內容，繼續展示出艾未未對社會和世界的敏銳觀察，同時也彰顯了對他中國政府的深刻嘲諷。聯想到當時中國當局極力在法蘭克福展示其出版大國所作的荒謬努力——不讓戴晴、貝嶺出席並演講，而且與會者居然撒謊說中國寫作是自由的——這個揭露中國真相的藝術展，艾未未只能用「草泥馬」的精神來說一聲「非常抱歉」了。艾未未用九千個書包砌成了一面大大的牆，裡面嵌了「她在世上幸福地活了七年」的字樣，可謂對當局的控訴。這位楊小紈小朋友悲慘的死去，在她親人的惦念中，在艾未未持續地對政府責任的追問中，獲得了永生。這和劉家琨與遇難學生家長一起建立的「胡慧姍紀念館」有異曲同工之妙，均是對個體生命的真正尊重。
在中國，很多人都以聰明人自居，以自己能世故，能虛與委蛇，能韜光養晦沾沾自喜，沒有誰願意犯傻，去為尊嚴而戰，為自由而生。更不願意去行公義，因為不想別人來搭自己努力的便車，而願意去搭那些「傻逼」勇敢站出來所維護的公義的便車，這便是世故者所謂的聰明。人人都不想為公平正義而戰，人人都願意搭便車，從而陷入根本沒有便車，全部深陷於不能自拔的泥淖，而喪失做人的尊嚴。那些極其世故的、聰明的欲搭順風車者，因無順風車可搭，便去巴結人質劫持者，患上深度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如何在被共同劫持的狀態下，當上一個人質的頭目，便變成許多聰明而世故者的終極努力。但制度的互害、咬人兼自噬所造就的囚徒困境，會使得你的奴才身份成為終身的緊箍咒。再大的人質頭目，終究是人質的一部分，不良制度才是無所不在的綁架者。
二：公民的草泥馬精神
如果有人做個數字統計的話，我想某些詞彙在中國正規印刷物和出版物上出現的概率不高，其原因是因為那些詞彙敏感。我們祖先發明這些詞彙——哪怕是翻譯過來的外來詞，也融入了我們的生活與文化，成了我們傳統的一部分——是為了供給我們盡情地表達一切的，而不是為了禁止我們拿來表達。可弔詭的是，權力決定著哪些 詞彙如阿Q頭上的癩疤是提不得的，提了權力便要與你拚命，滅你於無形。所以「草泥馬」和「馬勒戈壁」這樣的詞彙終於以異樣和悲喜劇的方式誕生了。
如果是在正常的國度，雖然也有時免不了「草泥馬」，但他們可以通過正規渠道和法律維權來解決其間的利益糾紛，所以他們用不著杜撰一個「草泥馬」而時常用之，甚至這個諧音的杜撰大有代替正牌貨的地步。人的表達慾望，就像水一樣是堵不住的，你堵住了這裡，它就往那裡走。你說這個詞敏感，那我就換一個諧音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為幽默諧音和曲為表達，反而有了一種悲喜劇的效果。對於有話不能直說，本來是件很悲傷的事，但你若出之幽默隱諱之詞，而這詞又得到了傳播者和理解者的高度認可，就會很快流行起來，「草泥馬」就是這樣一枚流行在網路，「出口轉內銷」到傳統傳媒上的國罵詞彙。這種隱諱幽默的詞彙，用在公共域內，就是一種爭取自身權利的表達和對他人維權的聲援，也就是說，「草泥馬」一詞具有對社會不公加以批評的公民精神。
艾未未是藝術家，他當然常用藝術的方式來表達對這個社會的看法，直中最直接的就是「草泥馬，祖國」的十．一豎中指比賽，引得各地網友爭相拍攝自己在各處建築物、公共場所比中指姆的照片——從白宮到天安門等無所不有——傳給他，讓他及各位評委評選出好作品，以便傳達出公共批判的意味。針對官方對政權、國家等意識形態等東西神聖化的傾向，於是艾未未以輕鬆、諧謔乃至惡搞的方式，以避開敏感語的辦法，通過網路來傳播「草泥馬」的精神，從而使更多人在參與的過程中得到快樂，在快樂中做一個知道維護自己權益和尊嚴的現代公民。
在做「草泥馬」攝影展的過程，工信部推出的名為保護青少年兒童，實為陷制人們言論自由的「綠壩」，惹惱了大批網民。於是號召翻牆有之，如北風從技術和操作上給出指導，專門寫帖子給普通網友傳播和使用。我也曾寫過一篇《每天介紹一個人翻牆》，以示對封堵網路，阻擾我們自由獲取諸種信息的官方之批評。艾未未則在網上號召在工信部預訂的綠壩安裝之日亦即七月一日，網友罷網以示抗議。當時有很多人還不能理解他這個罷網行動的意義，甚至對網路甚有研究，資深的網路控北風對他這次的行動表示質疑。我明顯是個騎牆者，既支持北風號召人們翻牆，亦表達對艾未未罷網的堅決支持，後來他們雙方對各自爭取網路自由的意義都認可，這是很開心的事。老艾邀請北京的網友到他帶著大片草地的工作場所去喝酒吃飯，還免費領文化衫——FUCK GFW，大家在快樂中完成罷網、反對綠壩的行為藝術，既維護了自己的權利，又增添了生活的樂趣。這就是說，公民的草泥馬精神，不僅是批評乃至憤怒，還有快樂，我們要學會在快樂中去為自己爭取更自由的生活。至於老艾裸體照片的下體上遮掩著一種網際網路才有的「動物」——「草泥馬」的照片，那是用「草泥馬」所做的最有趣的表達。
三：一個帶著態度的人
艾未未在接受法國藝術批評家傑羅姆．桑斯的採訪時，說自己是個帶著態度做事的人，我認為老艾的自我表達驚人的準確。艾未未對語言有著對圖像一樣的高度敏感，他往往能夠化繁為簡、化腐朽為神奇、化憤怒為譏刺，直指人心、直搗黃龍，這樣一來，他在有一百四十字限制上的推特上風生水起，跟隨者眾，已達一萬六千多人。每當他對某事件發表簡短看法的時候，從理論上講，跟隨他的一萬六千人都能看到，加上一推再推的銳推，那麼他的公共表達，就形成快速眾多的傳播，老艾的 態度展示得淋漓盡致。
說艾未未是個帶著態度和有內心想法的人，並不是說老艾有一整套的思想和體系。老艾是個沒有主義的人，也沒有那麼多抽象的思想，他只堅持生命的尊嚴和為人之自由。他很多看法，全是從自身經歷和體悟的常識與直覺而來。事實上，只要你睜開雙眼去看，用心去感受，就能讀懂今天看似令人困惑的中國。五一二大地震以後，面對眾多的死難者特別是死難學生，使得有態度的艾未未，不能坐視不理。本來他也像我們許多中國人一樣，都在期待政府負起公布死難者名單之責，但政府為了逃脫自己的責任，為了免受對豆腐渣工程的追究，不僅不公布，而且還把調查這些數據的黃琦、譚作人當作罪人抓進監獄去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艾未未自己出錢召集了幾十位志願者，分期分批進入災區——單是第四批進入災區的志願者就分成十二個小組——從學校、班級、遇難者姓名，做了大量細緻的收集工作，獨立採集獲得近五千名死難學生名單。加上譚作人等人的調查名單，終於逼政府交出一份沒有學校、班級、姓名的死難學生名單 5335 人。雖然政府依舊沒能告知公民以真相，但讓政府知道，我們每個公民都願意且可以做些事情來推進社會的進步，讓他們知道遮遮掩掩，必受民眾持久的追問。艾未未調查小組在災區的調查過程中，受到當地政儲府、警方、學校等機構的干擾、阻止乃至打罵，不少人受到搜身、拘禁之辱，但他們並沒有退縮。具體事件可在艾未未調查小組的志願者們的回顧性文章裡——《公民調查 5.12地震遇難學生調查事件回顧2008年09月04日－2009年08月05日》看到。
沒有態度沒有韌性，艾未未及其調查小組不可能堅持得如此之久。在譚作案出庭作證未遂，還被重度打傷以後不久，艾未未調查小組就推出了記錄片《老媽蹄花》。《老媽蹄花》把成都警察胡攪蠻纏、違法違憲的醜陋嘴臉展示無遺。凡是看過該片的人，無不震驚而感到警察作為權力機器的粗暴無理。像金牛法治科科長這樣的人，包括後來打電話威脅志願者劉艷萍的邱勇所長，都堪稱如今警察低劣素質的縮影。《老媽蹄花》出來後，艾未未調查小組將其傳到網上，分享給眾多網友，而一些網友又將其添上英、日、法、德等語言的字幕，做更為廣泛的傳播，使災區政府及警察不作為亂作為的惡政得到了跨國傳播。到今年底，他在推記錄片《馮正虎回國》的同時，又推出《花臉巴兒》，反映了災區的惡政和民眾遭受打壓的慘景，以及他們志願者在其間所作調查的艱辛。除了深刻生動了展示了五一二大地震後天災人禍特別是人禍之外，其取所題目，簡潔切題，極合四川的民俗風情，「老媽蹄花」既是一道名菜，也是該片中的引子；而「花臉巴兒」就更是詼諧地諷刺了四川當地政府拆東牆被西牆、做貓蓋屎等面子功夫的下作。
老艾在追查地震死難學生這件事情上並沒有因為家人和他自己受到不少阻力、威脅而停步，除了他們繼續將調查所得，做陸續的後期整理外，還進一步和志願者一起給中央及四川各地政府的財政局、教育局、建設廳、公安局、青基會等幾十個單位發出一系列，要求他們按政府公開條例公開一系列信息：校舍垮塌情形、財政使用情形、學生死難數字等，但他們得到的回答可謂荒唐無比，竟然說要說列出單位與用途，才會公開。難道一個納稅人、一個中國公民就沒有權利知道這一切本該自行公布的信息嗎？原來去年公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就有這樣與公開透明徹底相違背的圈套在裡面。這正好證明了政府每一次立法看似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所謂的依法治國，實則是通過立法的方式使民眾深陷泥淖而無恥勝出，要麼就是變成明目張膽的釣魚。
四：終身的反對派
我對老艾在文革時期的事情瞭解甚少，由於父母曾受辱，他自然也不免有受辱的經歷與感受。同時在文革後期，他可能因為父親——位不一定很尊但名卻很高的詩人 ——的「解放」，會使他的交往圈子和閱讀圈子與眾不同。艾未未可能讀了不少普通讀者無法讀到的「灰皮書」和「黃皮書」，甚至有可能讀到一些特定的「大字本 」。這些「供內部批判使用」的東西，令人弔詭地完成了許多有一定來路的人之思想啟蒙，成為七十年代末、八十代興起的啟蒙運動的嚆矢。
艾未未似乎在朝著一個終身反對派的路子挺進，挺進的路線和脈絡相當分明。上世紀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代初，他參加星星美展等一系列甚為活躍的藝術活動，打破幾被窒息的死氣沉沉的生活，誘發人們的審美感受，開啟明智。後來居紐約，他也參加了一系列的反對活動，在自由的美國爭取更多的自由。大家都知道，在一個專制國家當一個反對者，對於多數人來說，是令人提心吊膽的事，因為恐懼已經內化了，成為人們血液的一部分。所以專制國家的反對者並不多，如反對者的話，一般都能因為現實碰撞和日常的擠壓而顯得真實，顯得有比較堅定的反對目標。事實上，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做一個反對者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民主自由國家允許你反對的事無限多，而且由於制度構架已處於穩定可靠的運營狀態，使得大部分人對於反對某事反而還喪失了熱情。有的人可以在專制國家做些反對的工作，但一旦到民主便喪失了對權利的敏感，對自由受損的切膚之痛，因此像老艾在約紐住了十二年，依舊葆有對不義之事鬥爭熱情的可謂少之又少。
遙望八十年代、近觀當下，許多與老艾同時代或者同齡的藝術家，都已經功成名就，在名聲、威望、財富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很多人已經沒有多少好奇心和活力。名望及財富成了不少人的名韁利鎖，成了許多人的墳墓，有許多人老態畢現，只差抬出去埋了。早年做政治波普的諷刺與戲仿精神，蕩然無存；架上繪畫的不盡實驗成為前塵舊事，過眼雲煙；觀念藝術上的勇於突破、給人新奇之感，成了目下老頹的回憶資料；行為藝術因害怕現實害怕失去既有的東西，而不拿出以前的勇猛精晉。但艾未未與他們不同，老艾的名望及財富不輸於任何當代藝術家，但他一直有闖勁，一直活在當下，做一個活著的見證者。活在當下，不是說他缺少歷史根系，沒有未來展望，而是說他不迴避自己與所處之荒唐時代的緊張感，並願意身體力行地將這樣的荒誕感記錄下來。
不少藝術家多是自由主左派，即在不否認消極自由的基出上，更多傾注於積極自由；對自由主義和市場並不否定，但對正義與公平更為關切。如果非得給艾未未貼個標籤的話，我覺得他算得上是自由主義左派。以前我聽說過一些老艾有種的事，但都沒有這幾年他所做的事情帶給我如此大的震撼效果。可以這樣說，有種是老艾最大的特徵，對公平和正義有一種常人所沒有的、老虎一般的飢餓感。
2009年歲末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