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工作者出國訪問，交流學術，今天是很普通的事情。然而三十多年前，情況卻大不相同。瀋善炯院士當時的一次出訪，就讓人感到五味雜陳。
瀋先生是生物學家，1950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當年回國，曾任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在抗生素研究和固氮基因研究領域有重要的成就，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後，各國外賓來華多了起來，其中包括不少科學家。文革期間中國科學家出國訪問曾經停頓多年。來而不往非禮也，回訪提上日程。1976年，中國科學院根據與英國皇家學會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的協議，派分子生物學代表團赴英法兩國訪問。團員由北京遺傳所、植物所、微生物所、上海生化所各出一名，瀋善炯擔任團長，加上科學院外事局的翻譯共六人。當時選人重政治，輕學術，讓瀋先生這樣的專家任團長，是中科院生物學部副主任過興先力爭的結果。出國要先在北京集中進行培訓，規矩很多，比如不能一人獨自外出，至少要三人同行。如果外國人問起唐山地震，要說死傷人數約七萬人，我們完全可以自救，不需要外援。
代表團一行9月7日啟程，8日抵達倫敦，第二天趕上毛澤東逝世。英國皇家學會要宴請中國代表團。使館說，可以參加宴請，但談起毛主席去世應當表情沉痛。宴會上英國有多位皇家學會會員出席，每位團員身邊安排一位英國科學家。瀋善炯雖然是留學美國的博士，但多年不說英語，也不看書，與英國科學家交談已感到缺乏底氣，另外幾位代表團的成員更不具備語言交流能力，所以大家只顧吃飯，一句話不講，「致使旁邊的英國科學家無法與之交談，他們只好隔著中國人伸長脖子與自己人談，而且談得很熱鬧。」後來幾次宴會，其他代表團成員仍是只顧悶頭吃，或者偶然笑笑。後來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勃倫納，在席間侃侃而談，但一字不提科學，也不問中國科學工作的狀況，似乎已經看穿，知道我們在科學方面沒有什麼可談的。瀋先生感慨，中國並非無人，而是有人不用，或用者非才。我真為自己的中國感到難過。
參觀的日程排得很滿，因為其他團員都不提問，不講話，瀋先生作為團長，為了顧全面子，只好提幾個問題。但和外國人說了什麼話都要向使館匯報，於是瀋先生只好逐日把當天的情況記下來。別的團員可以逛街、採購、遊覽，瀋先生卻要準備給使館的匯報提綱，十分疲乏，在團內顯得十分孤立。他向使館派出陪同的三等秘書戚德余訴說了自己的苦惱，不料戚說：「你們這個代表團的組成，事前沒有經過認真研究，如果沒有你在許多場合頂住，那就真的要出洋相。」瀋先生自忖：我也不知道我頂住了些什麼，我只感覺我們展示不出中國在科學上的成就，相反的卻受到別人的鄙視。
結束訪英行程又到法國訪問，正好趕上10月6日國內粉碎四人幫。代表團10月21日離開巴黎，經貝爾格萊德回國。在機場，駐南大使張海峰專門約見瀋先生，告訴他到布加勒斯特後，同機將有一個教育代表團，團員有張鐵生及「梁效」成員等，出國時張春橋曾送行。原擬訪問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已經訪阿，現在他們不準備訪羅了，要從布加勒斯特打道回府，讓他注意。瀋先生到布加勒斯特感到氣氛果然緊張，四周都是荷槍實彈的軍人。在飛機上看到了體格魁梧的張鐵生。「24日上午10點左右抵達北京。一出機場，這些所謂教育代表團的人就都遭到逮捕。我因為坐在前排和這些人在一起，所以雜在他們中間走下機艙，空中小姐把我推開，叫我慢點走，對來捕人的警察說‘這個不是’。」
以上情節見之於熊衛民整理的《瀋善炯自述》，今天讀來別有一番滋味。如今，國家財政狀況與三十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科研經費十分充裕，中外學術交流已如家常便飯，參加交流者也不需要戰戰兢兢，句句匯報。但一些外行官員冒充科學內行出訪，甚至官員團隊以學術名義公款出國旅遊，仍然屢見不鮮。在外國人的眼裡，成為另一道不光彩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