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嚴祖佑，生於1943年，1961年考入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1964年9月26日因「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同年秋，曾在上海司法師範學院和上海郵電俱樂部二處，公開舉辦該「集團」的「罪行」展覽會。1966年被處勞動教養二年，1972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1980年獲平反。曾做過營業員、中學教師、報社記者。2003年退休於上海經濟報社（現改名《第一財經日報》）。上海作家協會會員，主任記者。
一
（1964年9月26日，我是上海師範學院四年級學生，這天我從校門跨入了上海第一看守所牢門。1966年我被處以勞動教養二年，同年底解除教養，1967年3月我第一次回上海探親）。
一九六七年三月，我終於首次獲准探親。
家還是那個家。但是，一切都變了。
坐了一夜火車。走近熟悉的門口，正是天色微明時分。
後門緊閉著，我舉手敲了幾下，聲音並不響，但我的心別別跳著。開門的是惠英表姐。雖然小馬路上寂無人跡，但惠英表姐還是驚恐地向四周張望了一下，隨即將我一把拉進室內。
我走入二樓父母的臥室。聽得是我敲門，年近八旬的父親，已披衣坐在床上等候。母親則在房中張羅著什麼。
我輕輕喚了一聲父母。父親無言點點頭，然後伸手握住了我的一隻手。拉我在床頭坐下。
我觫然警覺，眼前的情景，和我幾年前的一場夢境，何其相似。
我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曾經做過一個非常奇怪的夢。夢中的我，因故被迫離家流亡，多年後匆匆回家省視。也是這樣昏暗的床前，父親握住我的手，希望我不要再離開了。可是我對父親說，身不由己，馬上就要走的。夢醒之時，淚痕猶在。
我不是一個虔誠的宿命論者。然而，冥冥之中，莫非真有一種預兆和感應存在。
父親老了。
父親長我五十四歲。從我記事起，眼中的父親，一直就是很老的。然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衰老。
精神、心靈上的極度衰老、衰退、衰竭。
多年來，在我的面前，父親一直是不苟言笑、居高臨下的長者。此時，他的眼中，流露出那麼深的依戀和親情。
他絮絮地告訴我，這幾年的種種經歷。
他說，自我離家後，他身體一直不好。一九六六年春，發現患了早期肺癌，不久，住入上海級別最高的幹部醫院——華東醫院。主刀醫生是當時上海最好的外科大夫之一，石美馨教授。手術十分成功。父親撩起衣服，讓我看他的刀口。不愧是名醫，從前胸繞到後背，那麼長的刀口，就像是一條細細的，熨得服服貼貼的褶痕。
遵照醫囑，父親戒掉抽了半個多世紀，每天多達二包的香菸。
僅僅戒了半年。
「文革」開始了，他成了「反動文人」，被列入「牛鬼蛇神」。
說到被抄家、被批鬥，父親居然露出了怯生生的笑容。他說，上海圖書館的造反派畢竟是文人，抄家時，傢俱、衣服都保存了下來，沒有像有些學校的紅衛兵那樣，實行毀滅性抄家，全部抄光、砸光、燒光，。父親還說，在上海圖書館的幾位館長中，他受到的批判、鬥爭的烈度還算是比較輕的。挨斗最凶的是顧廷龍館長。顧廷龍先生是主管上海圖書館日常工作的，權重、事煩，吃的苦頭也最多。在上海文化系統中，上海圖書館和上海博物館同屬於一個口子。文博口每次召開批判大會，上海圖書館主斗對象都是顧廷龍先生，上海博物館的主斗對象，則往往是老館長徐森玉先生。父親大多處於陪斗地位。
父親說，有幾次，他在母親陪同下，到上海圖書館接受「批判」。上樓時，大理石樓梯既寬又高，他身虛體弱、腿腳打顫，上不去。母親要扶他，造反派不准。於是，他只能手足並用，一級一級爬上去。他爬的時候，那些不及他一半年齡的「造反派戰士」就站在樓上，看著他笑。
「他們並不太凶，也沒有打我。」父親依然怯生生地笑著。
「批判的時候，他們本來要我彎腰九十度的，顧館長他們都是這個姿式。我年紀大了，彎不下來，就讓我跪著。後來，就半跪半坐在台上。」父親告訴我。
八十歲的人，半跪半坐，動輒幾個小時……我嘆了口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有幾次，徐森（玉）老就跪在我旁邊，他比我還大好幾歲。聽說麒麟童（周信芳，上海京劇院長）眼睛瞎了，批判時不肯彎九十度，也是這樣半跪半坐的。」父親又笑了，還是那麼怯生生的。
二
在這裡，我多少化一些筆墨，說一說我的父親。
父親生於一八八九年重陽日。一九一四年，他二十六歲時，進入新聞報社，此後幾十年，一直擔任新聞報副刊《快活林》和《新園林》的主編，及新聞報的副總編輯。
新聞報是清末民初期間，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民辦報紙，也是歷史最悠久的報紙之一。同申報合稱「申新二報」。舊時，《報童歌》中「三個銅板就買兩份報」，即指這兩張報紙。
從上世紀初到四十年代末，新聞報的《快活林》、《新園林》和申報的《自由談》，一直是國內擁有讀者群最大的報紙副刊。父親主持新聞報副刊三十餘年，以「獨鶴」為筆名，在他執筆的「談話」專欄上，每天撰寫一篇短文（時評）。父親的短文所選取的題材，上至國家大事，下及市井瑣聞，皆為平民所切切關心者。文字平易，雅俗共賞，每篇雖不過幾百字，卻深受讀者歡迎，也為自己贏得了不小的聲譽。
父親當年主編的新聞報副刊，有三大亮點。其一是他自己撰寫的專欄；其二是張恨水先生的連載小說；其三則是丁悚先生（著名漫畫家丁聰先生之父）的漫畫。其中，張恨水先生的成名，可以說是同父親的推介分不開的。張先生原籍安徽，久居北平，南方讀者原來對他並不熟悉。一九二九年，張學良將軍在東北宣布易幟（將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換成國民黨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服從中央政令，中國名義上歸於統一。同年，以父親為團長的南方新聞代表團訪問東北。往返途中，在北平稍作停留。北平同行向父親介紹，有一位名叫張恨水的小說家，其作品甚佳。父親遂和張先生相識，成為至交。此後，張恨水先生每有作品完稿，必在新聞報副刊連載，首部即為《啼笑因緣》。新聞報因張恨水的小說而贏得了更多的讀者；張恨水也因新聞報而聲譽鵲起，名滿大江南北。
作為當年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民辦報紙主筆，父親的結交遍及社會各界，諸如演藝界的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鄭正秋、張善琨，工商界的吳蘊初、唐君遠、胡悌維，左派的田漢、夏衍、洪琛，國民黨方面的陳佈雷、潘公展，以及袁世凱的公子袁寒雲等，都和他有不錯的交情。
一九四八年重陽，父親六十虛度，我時年僅六歲，尚依稀記得家中熱鬧了好幾天。其中，蔣介石先生送來一塊由他親筆所寫「進德懿令」四字的壽匾，送來壽匾壽幛的還有於右任、吳國楨等諸公。然而未及一年，國民黨兵敗南遷，父親懼禍，其中屬於「反動頭子」贈送的匾額對聯大都付之一炬。迨至一九七八年，我獲釋回家整理舊物時，居然還發現一幅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張道藩先生（也就是爭得大畫家徐悲鴻先生前妻蔣碧薇女士為婦的，那位國民黨著名才子。）的一幅壽幛，以及時任上海警備司令的宣鐵吾將軍送的一幅壽聯等。真是斯人已去，斯物尚在。
父親一生辦報，在民國年間，除了抗戰後期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報社被日偽接管，他因拒絕附逆而辭職閑居外，從來沒有離開過報社。一九五九年以後，父親歷任全國政協委員，他在政協中代表的界別，也是新聞出版界。但事實上。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對全市新聞媒體實行統一管理，進駐新聞報的是惲逸群先生，他一上任，就對新聞報內的老報人著手清理。父親和一些同仁被安置到新成立的新聞圖書館，由父親任主任，從此離開了新聞工作崗位。嗣後，上海的圖書館系統經數次合併，新聞圖書館最終並入上海圖書館，父親是五、六位副館長之一。
大約一九五三年前後，父親還在規模同現時街道圖書館差不多的新聞圖書館擔任主任時，發生過一個小插曲。也許是父親在報刊上久未露面的緣故，也許是旅居港澳的讀者對父親存有一份眷念，當時不少港澳以及東南亞的華文報紙，忽然傳出父親因抑鬱而身亡的消息，還刊登了不少悼詞和輓聯。一時間，家中接到不少來自海外的電話或信函，大都是詢問父親起居安康的。父親起先還懵然不知，直到有一天，父親的外甥楊公器表兄的一位朋友從香港來滬，見面就問：「你舅太爺是什麼時候去世的？」公器表兄責其出言唐突，這才得知原委。後由父親親自撰文至海外報紙澄清真相，鬧了好一陣子，才告平息。
不久，全國首屆人民代表普選開始。某日，家中突然接到當時上海市提籃橋區政府的一個電話，稱有要事同父親商量。父親驚吒莫名，自忖與該區素無往來，後方知自己已被推舉為該區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候選人。對於憑空當上上海市人民代表，父親是頗為高興的，但又不免自嘲：「哪能弄到提籃橋區當代表，好像有點不吉利。」不料一語成讖，十年後，我果然進了提籃橋監獄，當了一名犯人。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作家協會成立起，父親就列名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但他已很少寫文章，是一個不事創作的作家協會會員。偶爾動筆，也是應中國新聞社之約，為海外報刊寫些歌頌公私合營、歌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歌頌社會主義新氣象的文章。我曾問他，老是寫這樣的文章，有否感覺乏味。他搖搖頭說，你年紀小，還不懂事。話才出口，旋即又警覺起來，瞠目道：「你怎麼能說些這些文章乏味，不知天高地厚，要吃苦頭的！」由此，父親始終反對我讀文科。直至我進了大學中文系，他還一直擔心我要「吃苦頭」。
有一段時間，我發現父親收集了不少有關《西廂記》的資料，而且很用心地做著筆記。這可是少有的事。我問父親，何以對《西廂記》這麼感興趣。他說，文藝出版社讓秦瘦鷗先生（小說《秋海棠》的作者，父親的老友，時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來約稿，他們打算出一套由傳統古典戲曲名著改變的通俗小說，約父親寫《西廂記》，張恨水寫《梁祝》。又說，「這恐怕不僅是約一本書稿的事。看來，有關領導部門認為，我和張恨水這樣的人，還是有必要再度出山的。」
我高興地說：「那好呀！您已經多年沒有像像樣樣地寫過東西了。這次一定要寫得精彩。」
父親欣然點頭：「那當然。」
由於力求完美，父親的準備工作比較緩慢。張恨水的《梁祝》先出版，很快招來各方挑剔和非議。父親聞知後，馬上輟筆。他以後曾好幾次對我說：「幸虧我落筆慢，要不然為一本書，幾千元稿費，找上這麼大的麻煩，實在不上算。」
一九五七年，當局鼓勵「大鳴大放」，從中央到地方，先後召開「宣傳工作會議」。上海市一級的右派份子，大都是在這次「宣傳工作會議」中被「引蛇出洞」的。父親是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的參加者，同時還出席了許多次市裡召開的「鳴放會」，總算平平安安地過了這一關。事後不僅沒有被帶上帽子，也沒有受到任何批判。而且在一九五九年，全國人大和政協換屆時，由於上一屆代表和委員中，不少人因戴上右派帽子，在新的名單中被刷了下來。而父親和他多年至交周瘦鵑先生，就此被遴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好多年後，父親對於一九五七年那幾個月的風雲幻變，始終記憶猶新。我曾幾次聽父親說起一件事：交通大學鍾兆琳教授，是我家親戚（父親早年去世的前夫人，鍾氏母親的侄子），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與父親往來甚密。兆琳表兄為人鯁直，在當時的人代會及其他各次會議上，言辭頗為激烈。父親的另一位朋友，同是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負責人連瑞琦先生，曾私下向我父親說過幾次：「你這位令親，說話這麼沖，我在旁邊聽了有點嚇佬佬的。」每次說到這裡，父親臉上的每一根皺紋都縮到一起，搖頭說：「實在想不到，後來的結果是兆琳安然無恙，連瑞琦卻一頂右派帽子落到頭上，而且還是上海民主黨派系統幾個響鐺鐺的大右派之一。」
我曾經問父親：「這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父親沉思著說：「現在看來，這一次運動，根據上面的安排，民盟是重點，連瑞琦是民盟上海市的負責人，身份決定，即使再小心謹慎，都難逃此劫。」
我又問：「那你和兆琳兄，都是屬於‘劫外’的人物了？」
父親說：「不錯。我之所以能安然度過這些年的歷次運動，就在於尚有自知之明。建國之初，文化部門就對當時的文人分了類，我和周瘦鵑、範煙橋、程小青等一批朋友，都屬於政治上落伍的舊派文人，無論在人大政協，還是在作家協會，都只是點綴品而已，不過是擺擺樣子的，就如藥中甘草，可有可無，並無大用，也無大害，不會特意費心費神找你的大麻煩。這就是當年號稱魯迅掌門弟子的胡風、馮雪峰都跌了大觔斗，而同魯迅水火不容的章士釗，卻始終不倒的原因。我自知人老言輕，十分識相。每逢開會，信守一條原則：只添花，不栽刺。一定要提幾條意見，也是雞毛蒜皮，海闊天空，談笑風生，言不及義。就這樣，以不變應萬變，每一步都不留下腳印，總算跌跌撞撞地走過了這些年。
父親擔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十幾年。每次例會，他都是預決算審查委員會委員。然而，父親最欠缺的一門知識，就是數學。父親啟蒙於私塾，十五歲考取前清最末一科秀才。後就讀上海廣方言館，那是一所半新舊的學堂，在新式課程中，較重視英語而數理化十分薄弱。至於財務、會計等常識，更是一竅不通。他第一次將當年的上海市預決算報告拿回家時，我剛入初中，那天吃過晚飯，父親拿著報告，翻來覆去看了一會，一點門道都看不出來，就問我是否看得懂。我接過來，竭盡所能，似懂非懂，結結巴巴地講了幾句。父親聽得如在雲裡霧裡，不知所云。就伸手將報告拿了回去，隨手放在一邊。
我對父親說，書店裡有關於這方面常識的書籍。如需要，次日放學後就可以代他買一本。父親想了想，擺擺手：「不必了，何苦多此一舉。」
我聽不懂，瞪大眼睛問：「這怎麼是多此一舉。你連報告也看不懂，怎麼審查。」
父親看了我一眼，沒有回答，臉上的表情很奇怪。
一九五九年以後，父親每年都要去北京，參加全國人大和政協的例會，每次都帶回來一大包會議的文件。父親本人是再也不看的，拿回家就隨手擱置了。那時，我已經進入了高中和大學，出於對國家最高級別會議的好奇，總要在父親不知情的情況下，私下翻看一遍。其中，每年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員的提案及發言。記得有一條我父親的提案，說的是他任職的上海圖書館有一鐘樓，上面的大鐘年久失修，經常錯時甚至停擺，希望加以修繕。其他提案的具體內容大都忘了，但同父親的提案在性質上大同小異。我當時很詫異，怎麼一年一度「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會議上，幾乎所有提案都是這些屁大的事。
不過也有一次例外。記得章乃器先生有過一份發言稿。他雖已戴上右派帽子，但一度還保留全國政協委員的資格。當時，為數不多，尚留在全國政協之內的右派委員的發言，幾乎清一色是認罪書。唯獨章乃器先生是例外，他的發言，通篇沒有一句違心的檢討，而是認認真真，逐句逐條解釋自己在鳴放期間的言論，說明自己一向和共產黨同心同德，決無反對共產黨之意。最後希望中共領導人「坦誠布公，共商國是」。同年還有一份千家駒先生的發言，是專事批駁章先生發言的。次年，在父親帶回的文件中，我看到了是年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一則通告，內容是根據民盟中央的決議，決定撤銷「該盟前盟員章乃器的委員資格」。
在餓殍遍地的大飢饉年代，父親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圖書館副館長，在食品供應上，享受著與眾不同的特殊待遇。他每月可獲額外配給二斤豬肉、二斤魚、二斤蛋、二斤油以及一定數量的黃豆和白糖。當時，上海等大城市中，能享受額外食品配給者，還有那些親屬在海外，定期寄來外匯者。外匯愈多，享受的配給也愈多。按父親每月所得的配給額度，同匯入相當於二百元人民幣，所得的食品配給額度大致相等。故我曾在背後笑言，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價值，比二百五還少了五十。
當然，這樣的話是絕對不能讓父親聽到的。如果讓他聽到，會光火的。父親七十多了，無論如何，不能讓他不高興。
此外，最吸引人的，更在於父親還擁有一張上海文化俱樂部的會員證。上海文化俱樂部的地點原先是在長樂路茂名路口的前法國總會（今花園飯店老樓），其中擁有六十米長、三十米寬的當時上海市內最大的室內游泳池，以及當時上海僅有的安裝彈簧地板的舞池。後來，遷至座落在北京西路泰興路的原麗都花園舊址。該俱樂部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是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聚會場所，到了食品匱乏年代，演變成了上層人士的一個食品供應點。享有會員資格的有上海市和全國人大的代表、政協委員、市政府參事室的參事、各民主黨派市委候補委員以上的負責人以及科學、技術、教育、文化、藝術各界的一、二、級教授、醫師、工程師、演員、作家……等等。
當時，每一位會員每月可獲得十五張餐券。每張餐券可在餐廳以極低的官價，點上一盆在其他飯店絕對買不到的高級菜餚。我至今記得，那裡一盆烙雞面只要一元五角，雞片和面的份量既多，奶油又充盈，烙得焦黃，實在誘人。同時，每個人只要再付一角飯費，雪白的上等大米飯，可以敞開肚子吃。因之，當時各界名流，對擁有這張文化俱樂部的會員證是十分看重的。在這裡，我幾乎拜識了那個年代幾乎所有享有成名的明星、大師、作家、學者、名流。
一九六零年冬，我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學校組織下鄉勞動，我懶得干農活，就偽裝患了急性腸炎，住進南匯大團人民公社衛生院。那時，一天五頓流汁，吃的是二小碗粥湯（沒有米粒的），二小碗菜湯（沒有菜葉的），再加一小碗豆漿。一個星期下來，時年十八歲的我，餓得像一頭狼。出院次日，正值勞動期滿回家，當天將家裡餅乾筒中的餅乾，連同殘屑，吃了個兜底翻。第二天是星期天，父母帶我到文化俱樂部吃飯，我一連吃了滿滿六碗。記得鄰桌有著名出版家，茅盾先生的內弟孔令境先生，以及昆劇泰斗徐凌雲先生，見我如此饕餮，都感嘆地對我父親說：「令郎年輕力壯，食量真好！」
在文化俱樂部就餐，除了每盆正菜需付一張餐券外，還有一碗一角錢的海蜒冬瓜湯，不必付餐券。有的人本人懶得上餐廳，就想出一個主意，讓家中的保姆前去，點上一、二個菜，外加一碗小湯。菜打包回家給主人，保姆就著湯，敞開肚子飽飽地吃一頓大米飯（那時的保姆，不是主人不讓吃飽，而是每人每月的糧食都有定量。即使具有上海市戶口的保姆，一個月的糧食定量也只有二十五斤，絕對不夠吃）。這一來，每逢星期天，餐廳中充斥著各家各戶的保姆，大聲喧嘩，熱鬧非凡。過了一段時間，俱樂部的管理層對此認為有礙觀瞻，終於下令，凡是保姆，一律不准進入。
反右以後，父親一改每天準時上班下班的習慣，到圖書館去的次數越來越少。從每週一、二次到每月一、二次，直到一年象徵性地去幾次。除了開會、看病以及偶爾到公園茶室會會老友，每月數次到文化俱樂部用餐外，其餘的時間，他足不出戶。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呆在家裡，呆在他的臥室之中。
我家住的房子，屬於那種新式石庫門。二十六平方米的父母臥室中，有一對小沙發。父親生命的最後十年就是在那對小沙發上度過的。
一張報紙，一杯茶，很少看書。父親從早到晚坐在沙發上，呆呆地出著神，一支又一支地抽煙。煙灰積得長長的，也忘了撣在煙灰缸裡。沙發周圍的地板上、到處沾滿了煙灰，絨質的睡袍上，燙起了一個又一個燒破的焦洞。
儘管長年囿於平靜而又無所事事的生活中，父親的精神狀態卻越來越緊張。凡是母親外出，侄兒建平每天從學校放學（儘管有保姆接送）前後，他都會顯得煩躁不安，扳著手指掐算家人應該到家的時間。一旦認為超過時間，還沒有回家，他便會惶恐地在臥室中走來走去，不時惴惴地同身邊的人討論：沿途要乘幾站公交車，每站大約需要多少時間。是否需要換車。然後，反覆咕噥：「算來算去，也應該到了。我們是不是討論討論，路上會出現幾種可能？」
然而，只要他牽掛的人平安到到家，父親的精神狀態馬上恢復正常，又重新顯示出一位學者固有的睿智和風度。
父親這種莫名的精神狀態愈演愈烈。一九六三年冬，有幾次我週六下午回家，走進父母的臥室，見房中無人，便向家人詢問。在我家服務多年的老保姆阿寶阿姨苦笑著指了指戶外。原來，母親有事外出，超過了父親認為應該回來的時間，素常無人陪同從不外出的父親，居然一個人穿著睡袍，踽踽地走出家門，迎著寒風，站在馬路上，痴痴地朝著來路張望著。我又氣又急，趕到馬路上，一把將父親拖了回來，問：「爸，你一個人站在馬路上，做什麼？」
父親回答：「我只是隨便走走，隨便走走。」又露出十分罕見的討好的笑容問我：「你估計你娘今天回來，是坐三輪車，還是乘公交車？」
我發起火來：「隨便走走？你這麼大年紀，隨便走到馬路上，喝西北風呀？」越說，我火氣越大，「你我又不是算命先生，也算不出媽坐什麼車，純粹是自尋煩惱！」
父親平日在小輩面前，一直是維持著絕對尊嚴的。即使當時已年過半百的大姐，見了他，也向來是畢恭畢敬。然而此時，面對我這個最小的兒子，在他面前肆無忌憚地大喊大叫，父親卻只是輕聲輕氣地解釋說：「我只是隨便說說，隨便說說，你不要發脾氣。」
對於自己的身體，父親也經常處於恐慌狀態。他一天測三次體溫，儘管眼睛老化得厲害，但每次都要舉著小小的體溫表，親自仔細看過才放心。他每星期都要到華東醫院去看病，做各種檢查，開一大包中藥和各種西藥，不折不扣地遵照醫囑，每天幾頓，一味不少地吞服。即使這樣，一有什麼地方不舒服，他就擔心會不會得大病。一九六二年春，父親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突然小便閉塞，病勢很急。當時在北京工作的大哥，立即請假，護送父親回滬。經專家多方會診，除輕微前列腺炎外，膀胱、尿道等重要器官均無明顯病變。但排尿就是不暢，父親為此憂心忡忡。後來，母親同家人商量，用陪他打麻將的方法，分散父親的注意，歷時數月，症狀才告消失。
「文革」前的十七年，父親是被文化界圈內的朋友稱為「不倒翁」的。然而作為他的兒子，我深深感覺到，他在精神上始終有一種重壓感。他的一生，如果以一九四九年劃一條線的話，可以說是前後判若兩人。在此前，他以一支筆，評點時事，臧否人物，揮斥方遒；在此後，則蝸居斗室，戰戰兢兢，始終懷著莫名的恐懼。從表面上看，他生活無憂，更為幸運的是，政治生活無驚無險。人人都認為他應該很快活，他也認為自己應該很快活，可事實上他並不快活。這些年，雖然他本人一路平安，但環顧左右，卻是步步凶險，危機四伏。因而，從我記事起，幾乎從來沒有看見父親真正開懷暢笑過一次。但聽長輩說，青年和中年時代的父親，是一個極有幽默感，極會說笑話的人。
看起來，父親的晚年生活幸福。其實，父親的心裏很苦。甚至，他連自己也不明白苦從何來。因此，他有苦說不出，對任何人都說不出，包括母親。因此，就更苦。
可憐的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