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0日，揚州大學2009級新生軍訓匯演：處置了一起「群體性突發暴力事件」
中國的「維穩」經費繼去年首度超過軍費之後，今年人大政協兩會中有關預算又再次超過軍費，顯示北京當局對「維穩」的高度重視。今天的中國觀察，要向大家介紹有關「維穩」的分析評論。
新加坡《聯合早報》署名謝岳的評論稱：「過去幾年，越來越嚴重的社會衝突與政治不滿，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加大秩序建設的力度，希望通過努力來減輕來自底層社會的政治壓力。」「但是，政府積極的努力並沒有得到積極的回報。在全國各地，犯罪和群體性事件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相反，不計其數的惡性犯罪和大規模社會抗議與日俱增，給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帶來了更大的麻煩。」「這與國家推行的畸形‘維穩’政策有關，這種政策不僅無法提高政府的‘維穩’能力；相反，它本身還會製造矛盾和衝突。」
北京《民主與法制時報》署名王子石的評論稱：「2010年，‘維穩’成為中國政府治理的關鍵詞。每逢重大活動、重要時期，各級政府就會高度緊張起來。比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期間、廣州亞運會期間，確保社會穩定都是當地政府的頭號任務，維穩投入的經費更是難以估量。」「 然而，我們遺憾的發現，在有的地方，維穩工作成了一些地方政府違法亂紀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員濫用職權、徇私枉法的庇護傘，更甚至成了阻礙民主與法治進程的絆腳石。 」「如此‘維穩’，不僅讓社會各個方面付出了代價，而且讓當前中國社會陷入了一個‘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
北京《學習時報》署名封麗霞的評論稱：「日益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成為影響我國改革與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不惜代價、只求穩定’的巨大壓力，致使地方在維穩過程中，奉行‘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以及‘花錢買太平’的維穩邏輯。一些地方甚至常常超越現行法律規定，採取‘圍堵’、 ‘非法拘禁’、 ‘遊街示眾’、 ‘公審大會’、將訪民‘勞動教養’或‘被精神病’等非法治化的方式來解決社會矛盾。這些做法本意是大事化小、息事寧人，但實際上卻使得地方政府和官員嚴防死守、不堪重負。」
新加坡《聯合早報》署名鄭永年的評論稱：「人們期望長久的社會穩定，沒有穩定就不會有發展。但如果發展解決不了民生問題，那麼社會還是會激進化。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的亞洲、最近阿拉伯世界所發生的一切，都說明瞭民生問題於社會乃至政治穩定的重要性。中國社會實際上也面臨著由民生問題引起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現在主要依賴國家的‘維穩’機制來控制局面。不過，一個社會真正的穩定不是來自於外在的‘維穩’。如果把龐大的‘維穩’費用用於改善民生問題，社會可能會穩定得多。」
香港《明報》署名鍾鳴九的評論稱： 「近10年來，內地因社會矛盾加深而發生的‘公共事件’不斷增多。官方的群體事件統計資料到2005年後便再查不到，但據學者預計，從2008年到2010年，此類事件數量每年平均約增長20％。2010年的‘公共事件’數量估計為18萬到20萬宗。改善民生可部分化解社會矛盾，並正成為主要手段。但內地社會學家孫立平分析認為，權力的失控是導致社會失序的主要原因。如果權力不能受到有效監督，社會失序的趨勢無法得到有效遏制。」
香港《信報》的社論稱：「中國在開放改革過程中，權力‘市場化’——即透過壟斷權力榨取金錢所造成的貪腐，近年地方政府與地產發展商狼狽為奸，強征農民用地，種種行賄受賄及形形色色的‘尋租行為’，必須透過權力民主化來糾正。」 「貪腐之患不除，社會秩序難言穩定，‘茉莉花革命’的火焰，也會不斷衝擊政府管治合法性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