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2日，星期一，天色陰沉，氣候燥熱。我像往日一樣，早早來到辦公室。多年來，黑龍江日報編輯部形成一個習慣：編輯、記者上班後，第一件事是瀏覽一遍當天的報紙，既瞭解國內外新聞，也找報紙上存在的問題，如有發現，就寫到評報欄上。我拿起散發著油墨味的當天報紙，看著第6版上由我拍攝的一整版「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圖片，心裏美滋滋的。
哈夏音樂會是在「毛主席親手點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開幕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猛烈開火」是這屆音樂會的主旋律。報社為突出宣傳這屆有特殊政治意義的音樂會，特地從編輯部各部門抽調記者，組成一個哈夏報導組。我被指派參加該報導組，負責攝影採訪。報紙每天刊發我拍攝的單幅新聞照片，我希望在音樂會閉幕前發個整版的圖片專刊，今天這個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這一整版照片，版面大方，圖片清晰，效果很好。
文革開始不久，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報紙取消了記者的署名，文字記者一律署「本報記者報導」，攝影記者則署「本報記者攝影」。說實話，我從小成名成家思想濃厚，信奉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為一個剛剛走上新聞崗位的年輕人，我心裏整天想的就是盡早成為名記者。現在報紙突然取消記者署名，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了外界也不知道是誰幹的，怎麼實現我當名記者的夢想呢？心裏雖這麼嘀咕，卻不敢說出口。
看著自己所拍照片赫然印滿整整一塊版，雖然只署「本報記者攝影」，但社內和外界一些知情人看到了，都知道這是我李振盛拍攝的作品。想到這一點，也有一種自我滿足感和幼稚的成就感。
編輯部的評報欄上很快貼出了第6版的圖片專刊，評報者在報紙上用紅筆寫出評語，建議給這個照片專版評為「好稿」。
就在這時，有人跑進3樓攝影組辦公室，慌慌張張地對我說：「不好了，哈軍工的紅衛兵把咱們報社包圍了，揭發今天報紙上的哈夏音樂會圖片專刊中有反革命事件。他們要求揪出肇事的攝影記者，還要揪出這起反革命事件的幕後策劃者。總編輯讓你先到樓頂平台上去躲一躲，免得他們衝上樓來把你揪走。」
我還沒弄清今天的報紙上到底出了什麼反革命事件，就被人連推帶拽地弄到樓頂平台上。躲在樓頂，仍能聽到報社大門口傳上來的喧嚷吵鬧聲。我在樓頂探頭下看，但見黑壓壓的數百名身穿草綠軍裝的紅衛兵，擠滿了報社門前的人行道和那塊不大的綠草地，花草被踐踏得一片狼藉。看起來，紅衛兵們群情激憤，有的揮動著《黑龍江日報》，比比劃劃地在向過往的行人宣講著什麼，有的又吵又嚷，在與報社職工爭論著什麼。
我獨自一人在樓頂平台上轉來轉去，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過了許久，有位同事氣喘吁吁地跑上來，對我說：「那些紅衛兵太不講理了，非要讓攝影記者出面交待問題不可，總編輯怎麼解釋，他們都聽不進去，說今天這塊圖片專刊版面的攝影記者不露面，就決不收兵。總編輯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讓你下樓去對紅衛兵講一講發稿的過程。」我問同事，他們究竟抓到了圖片專刊什麼問題，這時才從同事口中得知事件的原委。
那時我們的報紙每天4塊版，有重要報導時才臨時增版。8月22日的報紙，為突出對文革開始後第一次哈夏音樂會的宣傳，增版兩塊，共出6版。我拍攝的9幅音樂會舞台照片，發在第6版，通欄大標題是「歌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歌頌社會主義新時代」。左上角是革命職工高唱《東方紅》的大合唱照片，其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紅旗，旗桿頂上有一個鋒利的槍頭。背面的第5版，是有關音樂會的文字報導，右上角那篇文章《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勁》，配有哈夏音樂會會徽——毛澤東側面浮雕像。單獨看這兩塊增版，翻來覆去怎麼看都找不出絲毫反革命事件的痕跡，反而會稱讚這一天報紙對哈夏音樂會的宣傳報導實在是非常成功，效果極好。
然而那時不知是誰發明瞭「透視看報紙」這一損招兒，一些紅衛兵常拿著報紙對著太陽透亮看，總想從中找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8月22日的報紙，對著陽光一看就發現問題了：第6版那面紅旗旗桿頂上的槍頭，正巧從第5版毛澤東側面像的下巴部位刺進去，斜著穿透腦殼，在頭頂上刺出。這樣，「掩藏著的反革命意圖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紅衛兵憤怒地指出：「更為惡毒的是，在這個掩藏的反動圖案旁邊，還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標題——‘越看越有勁’，真是何其毒也！這種反動氣焰何其囂張!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把此事定性為：「這是以極其險惡的用心來發泄對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這是有意製造的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一旦罪名成立，這可是滔天大罪，依法當誅，罪在不赦!
我聽了同事的介紹，仍不相信天底下會有這等湊巧的事，急忙跑回辦公室，拿起報紙對著窗外的陽光仔細看。天啊!那紅旗的槍頭真的是不偏不斜，正從毛澤東頭像頂上穿過。心中不僅暗暗叫苦：這種倒霉的事兒，怎麼偏偏叫我碰上了？
在那指鹿為馬的荒唐歲月裡，曾聽說過一些稀奇古怪的「反革命事件」。《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一幅《你追我趕》油畫，有的人疑神疑鬼，從油畫前景的蘆葦叢中硬是發現了「蔣介石萬歲」的反動標語。有的人從八大山人的國畫珍品中，竟看出了「白眼望青天」的反動內涵。國畫大師李苦禪畫的潑墨大寫意《八朵荷花》，被批判是「惡毒污蔑八個革命樣板戲」。這些傳世之作，都被宣判為黑畫，橫遭批判。
我懷著極為憤懣的情緒走向一樓大廳，想與那些缺乏常識的紅衛兵理論一番。大廳裡擠滿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和其他大中專院校的紅衛兵，報社的許多職工也聞訊趕來，與紅衛兵們爭論著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昨天晚上值夜班的副總編王慶功被紅衛兵團團圍住，逼迫他交出與這起反革命事件有關的攝影記者及幕後策劃人。
「這就是拍攝這一版圖片專刊的攝影記者李振盛同志，請他介紹一下哈夏音樂會照片的發稿過程吧。」王副總編見我來到一樓大廳，便向紅衛兵介紹。
紅衛兵一看我是一個比他們大不了幾歲的年輕人，沒等我對發稿情況做出解釋，就七嘴八舌地盤問起來。我如實介紹了這一版圖片選片定稿、版面設計、製版、付印的全過程。他們大概也聽不太懂，仍然不著邊際地問這問那。我有點不耐煩，說話時帶著很不服氣的腔調。
「你就是這起反革命事件的製造者之一，你還敢嘴硬？！」他們大叫起來。「你們沒有調查，不瞭解情況，憑什麼說這是反革命事件？你們有什麼證據？天底下有你們這樣看報紙的嗎？純粹是沒事硬找茬兒！無事生非！」
「這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你們這起反革命事件的證據全都印在報紙上了，這種反革命的伎倆，就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新動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革命群眾一看就明白，還用去調查嗎？」他們振振有詞地嚷著。
「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一個紅衛兵頭頭號令在場的紅衛兵，一起打開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錄》，集體朗讀了一段「最高指示」。這分明是把我們報社的編輯、記者都當成是「不拿槍的敵人」。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結論是產生在調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我也不示弱，你們是紅衛兵，咱也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難道還怕你們不成！就順口背誦了一段最高指示。紅衛兵看我竟敢用最高指示頂撞他們，跟他們打語錄仗，更是惱怒，威脅說：「你再不老實，就揪鬥你!」一名小個子紅衛兵衝上來，一把揪住我的衣領，說要拽我到他們造反團總部交待罪行。
「我們報社就他這一個年輕的攝影記者，你們要是把他帶走了，你們明天在哈工大操場上舉行的造反點火大會，我們就派不出記者去採訪了。」在這關鍵時刻，王慶功副總編撥開人群，從容地走到我的身邊，用他那特有的不緊不慢的語氣，對那位揪著我衣領的紅衛兵說。明天的造反點火大會要首次揪鬥省委領導幹部，如果省報沒有記者到場採訪報導，豈不缺少權威性？紅衛兵頭頭一聽王總編這話，就說：「先不用帶走他，讓他戴罪立功!」那小個子紅衛兵極不情願地鬆開手，狠狠地用力一搡，咬牙切齒地說：「你聽見沒有？今天暫時不揪你，是讓你戴罪立功!」
「好漢不吃眼前虧，算了吧，別跟他們這幫小孩子們一般見識。」站在旁邊的報社經理部的小鮑輕聲勸我。
假如我被紅衛兵拉到他們的造反總部，肯定沒好果子吃，不管是坦白，還是抗拒，都會受皮肉之苦。那時紅衛兵打人最常見的招數是掄起軍用皮帶，用那鐵釦子沒頭沒腦地亂抽一頓，不少人就這樣被打傷致殘，有的被打致死。哈爾濱三中的老校長，就被該校的鬼見愁紅色造反團用皮帶扣活活打死在地下室裡。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向社會大量印發傳單，揭發《黑龍江日報》發生的這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時轟動全省、全國。一位在另一家省報當記者的老同學來信說，當時他看到了紅衛兵郵寄的傳單，說「這是一起公然利用黨報製造的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還點了攝影記者的名字，很替我擔憂。
經協商，由前來包圍報社的哈軍工等3個單位的紅衛兵組織和報社印刷廠的工人赤衛隊組成聯合調查組，負責調查這起反革命事件的始末，然後做出結論，公諸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