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長假期間,香港和臺灣在為大陸遊客帶來的旅遊、購物收益而歡呼的同時,也再度見識了他們的霸道、戾氣。安徽惡遊客與香港惡導遊的糾紛,引爆本港旅遊業監管的爭拗;大陸遊客在臺灣阿里山為爭搭小火車,三日裡發生兩次衝突,大陸遊客與臺灣導遊雙雙挂彩送醫,則逼嘉義縣林管區緊急規劃,每班列車加挂車廂、擴建站臺。
往好處說,大陸遊客加速了臺港兩地旅遊業的規管、設施建設,但他們所展現的霸道、戾氣,顯然又污染了臺港的旅遊文化,與北京當局所宣傳的國家形象、孔子文化格格不入。
中國遊客在世界各地的形象欠佳,過往較受關注的是中國人的素養問題,包括高聲喧嘩、不排隊、隨地吐痰、亂拋垃圾、不遵守交通規則等。但近日中國遊客與臺、港導遊的衝突,說得客氣些,凸顯的是中國遊客的脾氣不好,說得明白些,凸顯的是他們的戾氣,是中國社會戾氣的自然外溢。
傳統中國人的溫良謙恭讓的風範,曾打動西方世界。 1920年代,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到中國山東登上泰山後,最難忘的不是泰山景色的雄奇,而是挑夫的微笑。他說,他從泰山挑夫的微笑中領略了中國文化的魅力,看到中國人的性情,並由此反省人生和幸福的真諦。
如今,無論中國的景區,還是中國的遊客,讓全世界感受到的都是錢,是金錢至上或有錢就是老大,而不是文化。哪怕當局如何耗費巨資在美國播出國家形像片段,哪怕當局如何在海外廣設孔子學院,都無法改變這種觀感。
近年來,中國傳媒、網路不時針對社會上、網路上的暴力事件,探討民間充滿戾氣的問題,但往往將矛頭指向社會道德的淪喪、民眾欠缺文化修養,再把這個現象歸咎於市場經濟。但是,西方多少國家的市場經濟更徹底、更久遠,又何曾出現如此局面?
美國新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 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 James Buchanan),把社會道德秩序模式分為「道德無政府狀態」、「道德共同體」、「道德秩序」,認為「一個社會的聚合力,由道德共同體和道德秩序共同組成,而因該社會的成員中存在的道德無政府狀態而減弱」。
中國社會的戾氣的形成、外溢,正是道德無政府狀態氾濫的表現。
諷刺的是,堅持一黨專政、獨裁政制的中共,正是中國社會走向道德無政府狀態的推動力所在。當腐敗的官員橫行霸道時,「我爸是李剛」所代表的是公權力的被濫用,城管暴打市民、暴力拆遷所代表的是公權力對市民利益的侵犯,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又被剝奪上訴權利所代表的是司法也走向橫行,民間怎能不滋生令人不寒而慄的戾氣?
只要官場的戾氣繼續蔓延,民間的戾氣,就不會因國家經濟的增長、個人財富的增長而減弱,並且會溢出國門、溢出境外。香港近年急劇擴大內地客的來源,已近飢不擇食,不免要更多地承受內地的戾氣。反而,臺灣觀光局昨日在被問及是否再放寬陸客入境名額時,強調必須兼顧國民旅遊的品質,不失為清醒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