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地鼠遊戲」的英文「Whac-a-mole」通常用來形容疲於應付、沒有實際成效的狀態。打地鼠般的疲於應付，用來形容中國社會近年來的維權現狀，可能非常貼切。
中國近年來的具體「維權項目」數量之大種類之多，估計沒有人會否認。強拆牽涉到無數人的生活；問題食品牽涉到無數人的生命；李剛門和上海的火災更是點燃了很多人心中的怒火；鮮血淋漓的樂清案更是讓人觸目驚心。維權或上訪的案例可以說是信手拈來。上訪者、維權者、「圍觀」者、獨立調查者們當然是全國各地地跑。從具體參與者的角度來看，維權事業的確是「蒸蒸日上」，因為畢竟可做之事就像那些地鼠一樣不斷冒出。然而我們在忙於將這些地鼠一個個敲下去的同時，是否曾花點時間想想這倒底算是有所成就還是在疲於應付。
中國多數的涉及官方侵犯公民權力的事件，其解決過程並非真的像打一個地鼠那麼簡單那麼有效。公民們舉槌有風險，下槌有風險；當然，更多時候乾脆就是毫無效果。那些人數眾多的「上訪專業戶」的長期存在就是公民訴求無效的最有力的證據之一。至於那些比較有轟動效應的案件，比如李鴻忠、李剛等，公民的輿論絲毫不影響他們的仕途；樂清事件的結局很可能是「已有定論」；四川地震受害家庭、毒奶粉受害家庭非但無法進一步申訴，反而面臨牢獄之災。等等這些事件都證明了中國目前維權行動的艱險。
反反覆覆的近乎於徒勞的維權運動，其實早就該引起人們停下來分析一下原因。中國並不缺少鮮血淋淋的慘案，中國也不缺少要求這些具體的受害人的正義得到伸張的呼聲，但在每一個個案中均缺少的是對造成這些案件的現存制度的挑戰。人們譴責李鴻忠和李剛父子為官的無恥，卻很少質問選舉權的缺失；譴責樂清事件中地方政府的阻撓和掩蓋證據，卻很少指出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的缺失；譴責法院在無數案件中的不公或不作為，卻很少指出一個不獨立的司法體系和一個以「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憲法本身的虛假性。越是對不斷冒出的一隻只「地鼠」集中注意力的盡力消滅，就越是容易忽略產生這些「地鼠」的原因。
中國有著人數眾多的「受害者」群體，但卻很難形成「反對派」群體。中國多數的受害者不會成為反對派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受害者對具體的冤案達到了一種「虔誠」的關注。在中國，除了政府默許的反日示威，「冤」這個字，是數量有限的自發性的示威中的使用比例最高的字。這個字突出的是過去發生的事件；這個字突出的也是舉著這個字的個人的遭遇。以明確的平反具體冤案為目標的維權者們，即使在現實中是匯聚在一起（比如在北京群居的訪民），他們的維權活動卻是各自獨立的。由於他們的具體目的是具體冤案的平反，他們會無意的或「策略」的避免提及更多訴求或者指出造成千千萬萬類似冤案的根源。同樣道理，人們「圍觀」被警方拘押的異議人士時提的最多的是「讓某某回家！」然而，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這個當初異議人士被捕的原因，卻很少有圍觀者們提出來保護。圍觀者們的活動往往止於異議人士被放回家這個看得見摸得著的結局。異議人士如果再次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他／她被捕的可能性幾乎又是百分之一百，就像地鼠從洞中鑽出的可能性一樣。
當維權活動必須以具體事件為出發點，這些維權活動就難免會處於一種「修補過失」的狀態和一種向後看的被動狀態。當具體事件變得不再具體化（比如缺少了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維權活動便顯得無從開始或繼續。高智晟就是一個例子，他並不處於正常的法律下的監禁狀態，甚至要搞一次「高智晟回家」的圍觀活動都很難，因為他又不在哪個為人所知的警局，網民也沒有哪個具體的國保的電話以便施加壓力。同沸沸揚揚的樂清等事件相比，高智晟的案子似乎很難被炒熱。而這又恰恰是囚禁他的中共高層最希望看到的。
儘管在所謂的時機問題上會有爭論，但是要真正形成公民社會，那就遲早必須突破對具體案件的疲於應付。假如中國公民只能對出了具體的藐視公民言論和行為的李剛類的官僚進行「圍觀」，假如中國公民只能對具體的國保和警局進行「圍觀」，但卻不能對藐視所有公民權力和憲政的高層和中南海進行「圍觀」，那麼公民社會顯然不在伸手可及的距離之內。假如中國公民能做的只是訴說冤情以期望體制內部的高層會對低層進行處理，那麼公民社會還是遙不可及。走出疲於應付的局面的第一步可能就是將致力於平反冤案或處理庸官的訴求轉化為對產生這些冤案和庸官的制度的考察：言論自由、媒體自由、選舉權、結社權、司法獨立等，這些東西的缺失是否促成了冤案和庸官貪官的產生，假如回答是肯定的，那麼訴冤和圍觀的同時，就應該提起這些有可能避免更多「地鼠」不斷冒出的訴求。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打地鼠遊戲」是一個遊戲者不可能最終勝利的遊戲：地鼠冒出的頻率會上升到遊戲者措手不及的程度。遊戲的目標只是看遊戲者能應付多久。公民社會的目標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一個應付型社會，因為應付只是在延緩最終失敗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