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放學回來，在忙著準備晚飯的我身邊轉了一會，終於忍不住她的得意：「媽媽，今天老師來問我，我跟她說了你打我的事，她還用一個筆記本記下來了。」我大驚失色：「什麼什麼？怎麼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跟尤哈老師（她的班主任）說了媽媽打我，今天麗達就叫我去辦公室，問媽媽是怎麼打我的，我說是用這麼厚的尺打的，很痛，還問為什麼要打我，我說因為我4點下課，我5點還沒回家……」
這個9歲的不知深淺的小傢伙，把我給告發啦！她知道芬蘭的法律不能體罰孩子，就小小地告了媽媽一狀。
麻煩來得比我想像得快，兩週後的星期五，女兒回家帶來了學校的通知，要求我們夫婦在下一週的週四中午11時至13時去學校，兒童保護局的官員、學校的校監和女兒的班主任要與我們會面。
學校裡有什麼等著，訓誡？警告？還是更嚴重的？我們錯在哪裡？該以什麼態度對待這件事？我一時理不出頭緒，轉念一想，對孩子不能體罰，歐洲國家人人皆知，在人家的國家違反了人家的法律，那該受什麼處罰只能安然接受啦。
懷著靜候發落的心情到了女兒的學校，迎接我的是五個牛高馬大的芬蘭人，兒童保護局的官員、學校的校監、女兒的班主任和兩個任課老師，校監一臉嚴肅地告知我：今天要跟我談的問題很多，所以安排了兩個小時，先由老師介紹女兒的情況，然後再談別的。雖是山雨欲來，我還是心中一喜，女兒入學半年了，我們苦於語言障礙，無法與老師溝通，這次有翻譯在場，我可不能錯過這個好機會。
老師介紹了女兒的情況：正面的是品行良好，負面的是芬蘭語不過關，理解能力差，有時注意力不集中；我接過話頭，也談了孩子在家的情況，我在對她的教育上的一些苦惱，根據她的特點我也請老師給我一些指點。
我經常戲稱女兒為「細胞」，凡事都要和媽媽在一起，長到這麼大了，至今還不肯睡到她自己的小床上，連洗澡也要我陪著，我用了很多辦法想使「細胞脫落」，也沒能成功，令我很傷腦筋。她的語言障礙也是我的心病，不能完全理解，不能自如表達，她就不能融進集體環境，就會孤獨。而我們夫婦的芬蘭語程度都不能完全理解她的課本，無法輔導她完成家庭作業，在學業上幫不了她。
東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也置我於「夾板」之中，我一直告訴女兒應該早早回家，不然爸爸媽媽會很擔心，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因女兒的晚歸而打她的原因。而小傢伙在芬蘭交的第一個朋友竟然在相識不久的週末，帶著睡衣到我家過夜!從小女兒接受的教育就是對小朋友要友愛，自己的東西應該和小朋友分享；同時我們又告訴她不能向別人要東西吃，她的小腦袋無法理解這個繞來繞去的問題，很是委屈：為什麼別人可以向我要東西吃，我不能要呢？為什麼每次我都得給別人，而我不能得到呢？
不覺時間就過了一大半，從校監頻頻看表我才發現已是12時40分，我的違法行為終於被提起，不過這時的空氣已經不再凝重，校監說：「今天與你見面，讓學校對孩子的家庭和家長有了瞭解，我們很高興。芬蘭的家長過去也體罰孩子，不過現在法律已經規定不能以這樣的方式來教育孩子了；請你以後注意。
在我表示了歉意之後，她又說：「你們移民來芬蘭時間很短，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問題兒童保護局的專家可以給你們提供幫助，你們需要嗎？」當然需要啊，我這個苦惱的媽媽巴不得有人來幫我呢，於是兒童保護局的官員翻開筆記本，跟我預約了下次見面的時間。
時針指向13時，我邊跟芬蘭人握別邊心裏嘀咕，三堂會審就這樣結束了？
回家的路上，細細地想了中午的會面，我有了一點心得：雖然外來移民大量湧入，但西方人對東方人、東方的文化瞭解得還是很少，所以溝通很重要、很必要。自己主動與對方交流，談出教育孩子的困惑，讓對方瞭解了我的為人，理解到我的用心，也明白了一點東方文化中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諒解了我的行為，把一場 「鴻門宴」變成了一場幫助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