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若沒有吳老（玉章）的幫助和保護，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麼後半生的我將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但在吳老的鼓勵下，我也積極地參加了反右派的鬥爭，特別是參加了反對社會學領域中的「右派」。在把費孝通等著名社會學家打成右派的錯誤中，我也有一份責任。對此我在1979年當面向他承認了錯誤。所有這些，在我的腦際刻下了很深的痕跡，它不時會湧現出來，使我的心情無法平靜。因此，我必須如實地把它寫出來，讓後人知道這一段痛史，以便根據真實情況來評判各人的是非功過。林則徐被貶到新疆後，曾哀嘆「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我認為：只要能把歷史的真實情況保留下來，青史的是非盡可由後人去評定，當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5年「胡鳳事件」中，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謝韜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謝韜和胡華是北京宣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著名人物。謝韜因為替胡風上中共中央的「萬言書」提過意見並參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動不小。經過吳玉章的追查，羅瑞卿（公安部長）很快就說是抓錯了。但又不能釋放（因必須經過最高領導同意才行），於是決定讓他到被關押的戰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風分子」時，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趕回了學校。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把我找去徵求意見，因為我堅決反對，公安部的同志才沒有把何干之抓去。
緊接著「胡風事件」之後，機關內部又展開「肅反」運動。我是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當要把一個1946年就已將歷史問題交待清楚的教師定為歷史反革命時，我提出了反對意見。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見。但後來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歷史反革命。我聽說後很不滿意。因此我對1955年的這些政治運動是心存不同意見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為從1956年起，我開始被高教部調去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通史》的教材，覺得在「百家爭鳴」的方針下從事歷史研究大有可為。同時，全國政協建立了社會主義學院，請吳玉章任院長，楊明軒、千家駒、聶真任副院長，要我去任教務長並講授革命史。統戰部在社會主義學院提出三不方針（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樣就使得社會主義學院的教學和討論都非常活躍，全校充滿了歡樂氣氛。
1956年中共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認為暴風疾雨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今後應該專注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從而使全國的政治氣氛趨向緩和，人們對前途都充滿希望。
1957年之初，毛澤東提出中共要整風，希望各民主黨派幫助。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紛紛發表意見。開始意見較緩和，大家都高興。後來意見提得直接了，人們的心情也開始緊張。等到毛澤東生氣了，便發動全黨實行反擊，一下把55萬人都打成了右派份子，並給他們以嚴厲的處罰。大多數是勞動改造，直到「文革」後才恢復名譽；有不少人從此耽誤終身，甚至丟掉了性命。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沒有積極參加。因為1956年我被調去編寫教材，連黨的組織關係（臨時的）都轉到高教部去了。為了逃避承擔一定的領導責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見人民大學的領導人（那時我和他們同住在東四六條38號）。我平時在近代史研究所編書組工作，假日則回西郊人民大學革命史教研室，與何干之為鄰。我們兩人對當時的形勢都很關注。我最擔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為「胡風事件」牽連著他。我主張他要對反右派表現積極，但又不可多說話，而且說話要特別謹慎，以免被人抓住辮子。我們當時哪能想到，人民大學的領導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頭上戴呢？
當時，人民大學的反右派鬥爭，正搞得熱火朝天。因為我事前知道黨的策略，我想什麼話都不說，等一陣熱潮退去也就完了。誰知就在把吳景超、李景漢等人打成右派後不久，人民大學的領導人（黨組書記）竟然想趁機通過北京市委把一頂右派帽子安在我的頭上。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實在可怕極了！
就在我從編書組回到西郊的一個晚上，黨委辦公室的一個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剛出版的《黨內參考資料》（北京市委的內部刊物）送給我，要我立刻打開來看。我打開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顯著地方，登著一則人民大學反右派的報導說：人大黨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務委員會，讓大右派份子吳景超、李景漢參加，引起廣大群眾不滿，連黨外教授趙錫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評意見。這個報導讓讀者看了，一定認為李新是吳景超、李景漢的後臺，是隱藏在黨內很深的右派份子。我看了這個報導，怒不可遏，來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趕回城裡。回到家中，我連忙寫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準備送交《黨內參考資料》編輯部，希望他們於下期登出來，以正視聽。
在要發信的時候，一想這麼大的事情，還是該先請教吳老才好。我於是拿著信和刊物，忙到吳老家去。吳老住在六條39號，就在我們38號的旁邊。我見到吳老的時候，雖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聲，但餘怒未息，心裏還是氣鼓鼓的，吳老一定看得出來。我把刊物翻到登報導的那一頁，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吳老的茶案上，希望吳老看一看，並指示我是否可立即發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吳老客氣地笑了一笑，便用鎮紙石把兩樣東西壓住，然後，對我說：「你先到書房休息一下，看看書吧。」吳老的書房，就在他辦公室旁邊，我平常見他的時候，常到裡面去看書。但今天進到書房，什麼書也看不下去。稍等一會兒，我又走出來，走到他坐的沙發旁邊。還沒等我開口再問，吳老就說：「別急嘛，先看看書，冷靜冷靜再說。」我這時的心情，也確實冷靜下來了。我想吳老見我這麼急，他卻一點也不急，這其間必定有道理。我於是從報架上拿下一些外地報紙來看。我估計吳老已經看完了我的東西以後，才慢慢地回去到客廳。這時，吳老手中拿著我的東西，見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們壓在鎮紙石下面。過了許久，吳老也不說話。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口問道：「吳老，您看我的信可以發嗎？」吳老沉吟了一會，才回答說：「他們就是要你跳嘛！」只說這麼一句，就不再說了。坐了一陣，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細揣摩吳老那句話，「他們就是要你跳嘛！」看來，這封信是發不得的。《黨內參考資料》是市委的黨刊，你若有不同意見，就可能說你反對市委。我於是感到去請問吳老，這一步是走得太對了。
當天晚上，吳老又派警衛員叫我去。他親切地對我說：「反右派是毛主席決定的嘛，你怎能不參加呢？我已經跟胡錫奎校長說了，他會找你談的。」
第二天，胡錫奎找我談話，說已經告訴高教部，要我回校參加反右派鬥爭。並且分配給我就近指導城內兩個系的運動，這兩個系就是新聞系和檔案系。檔案系運動的情況我現在已記不清楚了，但新聞系一次會議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而且始終感到內疚。
那天是由新聞系召開北京新聞界的座談會。系主任安崗要我主持會議。我於是請大家對黨的新聞工作發表意見。大概到會的新聞系統的人員都不知道我黨這次 「引蛇出洞」的策略，他們的發言非常激烈，對我黨的新聞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評。在會場熱烈情緒的鼓舞下，安崗也忍不住起而發言了。他說：「毛主席就不斷說，他最不愛看《人民日報》，死板板地……」。我連忙暗地裡扯了他兩次衣服，希望他及時停止發言。但他的興頭很大，一直講個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會一刻鐘，隨後再繼續開會。在休會時，我把安崗拉到一旁，嚴厲地批評了他一頓。等續會時，我故意問安崗是否繼續他的發言，他說他的意見已經講完了。我於是請別人發言，特別請校外的人發言。這時，彭子岡起來發言了。她說話時激昂慷慨，首先批評人民日報，說它擁有那麼多的人，花了那麼多的錢，結果卻完全脫離群眾。她問道：「現在，誰還喜歡人民日報呢？連毛主席也不愛看了。」說到這裡，會場上為她鼓起了掌聲。她隨即又說：大公報人手不多，經費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許多文章，很快就流傳全國……。她越說越有勁，還是她的丈夫徐盈勸阻了她，她才結束了發言。
這次座談會的記錄，根據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來上報了。彭子岡就是是因為這次發言被劃成了右派，因為安崗是新聞系主仕，記錄對他的發言記得很少，上報時可能又有刪節。彭子岡我是校外來參加會議的，又是名記者，而且那天她講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記錄對她的話記得最詳細，後來根據記錄來劃右派，她自然就無法逃脫了。彭子岡是彭華的姐姐，而彭華在抗戰時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統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軍調執行部工作的時候，彭子岡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館事件後招待記者，還是由子岡用電話新聞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報》上。從此、直到全國解放後，'我們一直保待著良好的友誼。而這次座談會竟使她被劃成了右派。這次，我客觀上保護了安崗，為什麼不能保護她呢？倘若能事前給她打個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難嗎？我為什麼沒有那樣做呢？真是太不夠朋友了！對此，我一生引以為憾，始終感到內疚。
作者李新為前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