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領導北伐成功、贏得護國護法勝利——統一新中國
第一、蔣介石及時提議北伐、堅決主張北伐、決心揮師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廣東」以後，蔣立即向軍事委員會呈「軍政改革計畫」稱：「統一廣東，以統一革命根據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實現矣。然此乃為國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廣東既定，全國人士期望於政府者愈殷；北伐實行，我革命軍所需之戰鬥力亦愈大。勝利不可幸至，北洋軍閥固有必敗之道，然其軍隊之抵抗力量，實非陳、林、洪、鄧諸部所能比擬，我必於軍政之統一，軍事之訓練，軍事之準備，切實注意，盡革前弊，而後能完成國民革命之準備也。」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對此亦稱：「據此，蔣介石就六個方面，即軍長職銜應急撤廢，全省軍制應速確定，軍需獨立應即實行，軍事教育應謀統一，兵工廠應積極整理，改編軍隊應加以限制，向軍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議。」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蔣介石在廣東國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開講演主張北伐。他說：「我對於今日中國全國的局勢，以及本黨的前途，都曾仔細考察，深信我們中國國民黨必能統一中國……本黨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將軍閥一概打倒，收復北京，奉迎總理靈櫬到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蔣介石於國民黨「二大」作軍事報告，認為北伐條件已經成熟：「……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一個命令出來，可以動員的人數有八萬五千人，槍械也有六萬桿；兵士的餉額有一定的預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較有改善；又有各軍校陸軍學生六千人，足抵一師之數……我們的政府，已經確實有了力量，來向外發展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艦事件後十數日，蔣根據大沽口事件以後各路軍閥和列強各國企圖繼續分裂中國的態勢，正式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師北伐的要求。他說：「北方國民軍退出京、津之後，中國形勢會有迅速而重大的變化。如奉軍佔領京、津，則日本在華之勢力，愈加鞏固；吳佩孚在鄂、豫之勢力，英必竭力助長之；孫傳芳盤踞江浙，英必逼孫與吳聯；美國近且有聯孫以牽制日本之傾向；法國恐俄在華之勢力的擴張，故意欲與英、日聯合戰線，在滇助唐（繼堯），以牽制廣東北伐……總之，列強在華，對於北方國民軍處置既畢之後，其必轉移視線，注全力於兩廣革命根據地於無疑；目其期限，不出於三月至半年內也。」蔣由此一分析而認為，「北伐出師，必須要在上述所料狀態之前，也就是必須在六月底之前，見諸實行。」
「整理黨務案」通過後，國民黨中央決採納此議，並於四月十六日舉蔣為軍委主席，六月五日通過「刻期北伐案」，由國民政府任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具體籌劃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政府舉行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北伐誓師典禮，於時，蔣發表北伐誓詞稱：「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本軍興師，救國救民；總理遺命，炳若晨星。弔民伐罪，遷厥凶酋；復我平等，還我自由。嗟我將士，為民前鋒，有進無退，為國效忠；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蔣同時宣告：「中正今此就職，僅以三事為國人告：第一，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為不斷之決戰，絕無妥協調和之餘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以為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
孫先生留給中國國民黨「北伐打倒軍閥」的遺命，終於因蔣介石先生以及一大批真正國民黨人的堅決推動，而付諸實行了。
第二、蔣介石指揮一期北伐作戰、解放南中國
眾所周知，北伐是辛亥之後南方革命軍事力量北進打垮軍閥武力，推倒北方軍閥政府，結束軍閥復辟混戰，初步統一中華民國，奪取「護法」成功的偉大戰役。這一偉大戰役，初始如疾風暴雨，迅速地掃蕩了南方的軍閥勢力，不足十月，便打到了長江南岸，解放了南半個中國。其間，蓋因蘇俄和中共的一意破壞，才使得二期北伐被延後了整整八個月之久。然後，又由蔣介石親自揮師渡江北伐，不足四個月便席捲黃河兩岸，光復華北、西北，克定舊都。北伐獲得決定性勝利。由是北伐乃分兩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五月為第一期，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為第二期。兩期北伐作戰和數次戰役，國民革命軍之所以能夠勢如破竹，除掉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為全國民眾所渴望、所支持以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這就是蔣介石先生的敢於堅持與親自指揮。因為如若沒有他的敢於堅持，則北伐必半途而廢；沒有他的親自指揮，亦不可能戰略正確，軍令統一。而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和他以身效行、不畏艱險的精神，亦因北伐而得到了證明。
如前所說，蔣介石於一九一七年就曾數呈孫中山先生「對北軍作戰計畫」，十年後，除北方國民軍已退據秦、晉，而不再需要「先取四川、略取秦、晉」以外，第一期北伐總戰略，與十年前蔣的「對北軍作戰計畫」幾無大的變動。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蔣為第一期北伐制定的總體戰略方針略謂：「爰調大軍，先肅清湖南，然後再會師武漢，進而與我北方國民軍聯合，以期統一中國，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針對當時三大軍閥割據中國的整體態勢，為不使吳、張、孫聯合以對付南方革命軍北伐，蔣又為國民革命軍第一期北伐策定了「打倒吳佩俘，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的策略。北伐出師後的八月十二日，蔣還親自發給孫傳芳「希望歸順革命陣營電」，以圖集中力量首先滅吳，再絕孫、張。具體戰略決策則是：除以第一軍主力在潮、梅方面鞏固粵邊，第五軍擔任粵省後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兩軍分由粵、桂出發，協力第八軍消滅湘境之敵。北伐的戰略進程是：
一、北伐出師與湖南之役
國民革命軍於七月九日在廣州誓師，七月十一日攻佔長沙，北伐出師與湖南之役首獲大勝。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時，長沙五萬人秉燭夜迎蔣介石總司令駐節長沙。此後肅清湘境的後期湖南戰役，便伴隨著武漢戰役的展開而迅疾獲得成功。
二、武漢戰役
此役是北伐軍能否飲馬長江的關鍵之戰。作戰對象是驕悍成性、赫然有名的大軍閥吳佩孚；戰力對比則敵軍數倍於我；作戰環境乃關隘處處，易守難攻。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蔣於八月三日赴郴州，八月四日召開軍事會議，為避免孫、吳聯合行動，蔣否定了唐生智和李宗仁等主張對鄂、贛同時進攻的意見，肯定了胡宗鐸主張先攻武漢的戰略，並於八月十二日在長沙親自策定了攻略武漢計畫，略謂：「北伐軍以先行佔領武漢為目的，對江西暫取守勢，以主力軍直取武漢，並以一部進出荊、沙，使主力軍爾後作戰容易。」此外，蔣還對作戰要領，作戰目標，軍隊區分及各部隊行動任務，兵站設施，通訊設施等都作了明確規定。55然後，蔣於八月十四日下達作戰命令稱：「一、立即以主力沿長沙通往湖北武昌的鐵路幹線緊迫敵軍；二、另以一部兵力，繞道長江上游，渡過長江迂迴略取漢陽和漢口；三、命令第六軍直向通城，渡江以攻敵後方黃陂；四、命令由歸降之黔軍改編的第八、第十兩軍從西側攻入荊門和沙市，與第六軍會師，沿京漢鐵路西側，夾擊敵後方主戰略線上之武勝關，以斷吳佩孚北歸之退路，逼迫吳不得不於長江南岸不利形勢下與北伐軍作戰，以一舉殲滅吳軍。」56
戰略決策既定，武漢戰役立即展開。第一階段為肅清湘境的汨羅江會戰。八月十九日拂曉，北伐各軍受命於平江以東強渡各河口，驅逐汨羅江南岸天岳山一帶敵人。八月二十二日，又分路攻克岳州、雲溪、五里牌和通城，再強渡汨羅江，自湖南進入湖北，從而結束湖南之役，直指武昌。武漢戰役於焉正式打響。
此時，蔣為抓住攻略武漢之戰機，使敗軍無整頓之機會，乃下令曰：「一、右縱隊沿長武鐵路急進，直逼武昌；二、左縱隊以主力於武昌上游渡江，攻取漢陽、漢口；三、第一軍以一部掩護左縱隊過江，一部由長沙推進岳州；四、第六軍隨右縱隊推進，掩護右側背。」57於是，武漢戰役第二階段全面展開，各軍奮發，勇往直前，第四軍已於二十六日拂曉攻抵汀泗橋鐵道橋頭。
汀泗橋位於武昌南八十公里處，一面背山，三面環水，沼澤連連，僅有一鐵路橋孔為北進武昌的唯一通道。吳佩孚因視其為險關，而命令陳德鄰、劉玉坤兩將所部勁旅二萬人守橋，且於二十六日設前線司令部於汀泗橋後之賀勝橋，以便吳本人親自指揮。由此可知，若武漢之役乃北伐之第一大戰役，則汀泗橋一戰便為第一大硬仗。此橋不破，武昌不克，則華中不得，西北難期，西南不保，東南無望，所謂北伐，頓成空談。
汀泗橋攻堅戰由第四軍於二十六日拂曉打響，卻為敵熾烈火力所阻，援軍一師乃抵洛家灣，以加強鐵道兩頭、兩翼攻擊的火力。二十六日晚因汀泗橋正面河水暴漲，北伐軍乃作右翼迂迴，企圖於古塘角包圍敵軍。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時，北伐軍更以三個團的兵力，肉搏三小時突破敵軍，始佔領汀泗橋東側一帶高地。二十七日拂曉，北伐軍全線總攻擊，激戰二小時，又攻克汀泗橋東南一帶高地，敵守橋主力沿鐵路向咸寧潰退，另一部則乘船逃命。二十七日晨七時三十分，北伐軍又以一團兵力，強襲通過汀泗橋，且戰且進，一克汀泗橋市，二克咸寧。吳敵退守賀勝橋。同日吳佩孚親抵賀勝橋，先槍決旅、團、營長九人，後派大刀隊督陣，於是日晚反撲汀泗橋，北伐軍不得已撤出。二十八日晨汀泗橋再為北伐軍所奪，旋又為敵馬濟部奪回，兩軍激烈拉鋸，直至國民革命軍總預備隊第一軍參加戰鬥，方於二十九日攻克汀泗橋。當之汀泗橋戰鬥激烈進行時，蔣於二十八日抵蒲圻，親赴前線。因戰況慘烈，又有將領請求暫停進攻，蔣乃堅決答道：「北伐成敗關鍵，在此一戰，如果稍一泄氣，以後就再也沒有爭取勝利的機會。吳佩孚的軍隊，已經是孤注一擲，只要我們能堅決堅持到最後一分鍾，我們一定能獲得勝利。」58對此，吳佩孚日後曾讚蔣曰：「其用兵之妙和堅定撐持，我自愧不是對手。」59
多少年來，中共各版本教科書皆稱汀泗橋為共產黨員葉挺獨立團一個團一舉攻下的神話，無非是一個若大的謊言。這大約也是八九年後一些大陸歷史學家言汀泗橋之戰時，已不再言葉挺獨立團之緣由。
武漢戰役的第三階段即第二大硬戰，是攻克武昌城。北伐軍二十九日克汀泗橋後，又於三十日克賀勝橋。九月一日吳佩孚退守武昌城，一是增派兩個師於武昌炮臺為第一線，二是增設秀山炮臺火力，使其遠勝於洪山炮臺，以作第二線，欲死守武昌。北伐軍因左縱隊六日克漢陽，七日克漢口，並自九月三日發起第一次攻擊後，圍武昌城計四十天，發動攻擊凡六次，終於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紀念日克武昌城，生擒頑敵劉玉春部三萬人。武漢之役至此結束，北伐軍由是而獲得能夠西守、東進、北防和南保的戰略地位。蔣於武昌攻堅戰中曾數次親臨前線指揮，雖身置敵秀山炮臺射程之內，亦為左右將官所不能阻。
三、南昌戰役
吳軍在汀泗橋的失敗和北伐軍直逼武漢，既使吳佩俘主力遭遇重創，又使東南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有唇亡齒寒之感。因此，孫乃乘北伐軍兵進武漢，與吳軍相持不下之際，冒險西犯，於八月三十一日，派第三方面軍總司令盧香亭任援贛總司令，驅大軍於江西，一欲牽制北伐軍攻擊武昌，二欲抵禦北伐軍東進以自保。由是，一期北伐的南昌之役，便在武漢之役未果之時便拉開了戰幕。
南昌之役共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因北伐軍正值攻擊武漢時期，蔣為除武漢攻略的右側翼威脅，乃急調右翼第二、第三各軍所部開赴江西，乘孫軍集結未緒，於九月六日展開對江西的總攻擊。當日下萍鄉，迅疾控制贛南，十九日在南昌學生及民眾幫助下，第一次攻克南昌城。第二階段，因孫軍全力反攻，北伐諸軍既不能分身武昌以渡南昌，又不能不御南昌而殃及武昌，蔣乃決定北伐軍於九月二十一日退出南昌。蔣本人及總司令部亦於九月二十三日移節江西宜春，為確保武昌攻略而策定江西收復計畫，並於二十四日向各部下達攻擊孫軍命令，二十五日分別命第二軍等攻擊當面之敵，三十日又令第二軍先滅新贛、永修方面之敵，再進擊樟樹，至九月底，基本掃蕩贛江上游及贛西、鄂南東部地區之敵。十月二日，破敵於萬壽宮，蔣遂移節高安，親臨南昌城下督戰，險為敵人所乘，曾親自指揮衛隊殺敵以脫險。四日，蔣又於奉新行營命令各軍克樟樹、豐城，肅清南昌四周之敵，始圍攻南昌，激戰數日不下，因慮及城中居民，不得已而撤圍。第三階段，因武昌終克，南昌已成主戰場，蔣於十月十三日再定攻略南昌作戰方針為：「我軍為肅清江西，完成本階段之作戰任務，決以主力集中於南潯路以西地區整頓，並先以一部肅清撫州方面之敵，爾後再求南潯路之敵主力攻擊而殲滅之。」60二十七日，蔣又於高安行營下達向南潯路總攻擊令，要求各軍「於十月二十九日開始行動，務於十月三十一日前驅逐當面之敵，向前推進，完成攻擊準備，依時向所擔任目標攻擊」。61同時，為激勵士氣，乃發布陣前之訓令稱：「國內軍閥，冀圖苟延殘喘，遂合力以謀我，復勾結帝國主義者，陰謀援助，狡焉思逞。孫傳芳尤為現時軍閥重心，黨、國前途之障礙。故我軍此次之總攻擊，務將孫賊勢力迅速扑滅，使軍閥餘孽不致蔓延，即帝國主義者，亦必震懾而不敢發，則時局方可逆轉，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軍人，需知我不殺賊，賊必殺我，寧可玉碎，毋為瓦全。能抱最後之犧牲，方博最後之勝利。若縱寇長亂，功敗垂成，不獨遺羞天下，死且無葬身之地矣！」
十一月一日，蔣命令北伐軍對南昌發起總攻，右翼圍敵於南昌，中央與敵鏖戰於劉行、樂化，左翼與敵血戰於德安、馬回嶺，不數日便擊潰南潯路敵主力，七日攻佔南昌城。至此孫援贛之師殆盡，北伐軍遂定江西，蔣亦於十一月九日進駐南昌。南昌之役雖一波三折，終宣告勝利結束。
四、福建之役
當北伐軍進攻武漢、孫傳芳大舉援贛、北伐軍分兵討贛之時，閩敵周蔭人又受孫傳芳之命，由閩西起兵犯粵，欲一舉而下潮、汕，圖襲擊廣東革命根據地，牽制贛南北伐軍北進，策應南潯路方面守勢。對此，蔣同意第一軍遵「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實行攻擊乃最佳防禦」之戰術，並致電何應欽稱：「知粵東情勢，非進攻無以制敵，乃同意何軍長意見，電令率軍如閩，擊破閩敵，以平定福建，解救閩民。」62
十月下旬蔣斷然下令第一軍攻擊閩、粵邊境之敵，恰周蔭人第二軍曹萬順、杜起德兩個旅輸誠，何應欽遂親赴三河霸與乞降軍談判後受降，然後於十月六日率第一軍離粵攻閩，連克永定、漳州、長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地，後因敵海軍投誠而使敵全線瓦解。十二月十八日北伐軍進佔福州城，收容建民軍。周僅率殘部逃往浙東，閩局遂定。
五、東南戰役
北伐軍下長沙、克武漢、佔南昌、定福建的戰勢，既已席捲整個南中國，此時，孫傳芳亦只能求助奉張的庇護了。十二月一日，張作霖自組安國軍，自任總司令，並任孫傳芳和張宗昌為副司令，總司令部設天津，裨能進退兩宜。同時聯絡吳佩孚，以圖與北伐軍相峙相抗，退可據守關外，進則逞統一北方之心。
面對此一局面，蔣介石在閩局未定之時，即於致何應欽電中道明瞭他對於整個局勢的分析：「一、奉張就安國軍事，全系寧孫赴津促成，思引為後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統一北方之名義，為總統過渡之張本。二、西北軍迫近潼關，奉張吃驚，比對南軍更急，必先制裁西北軍之如豫而後才能對南。惟西北軍無急如豫取攻勢之可能。三、在鄂軍隊，現已從事肅清鄂西一方，囑西北軍收拾陝南，以圖兩軍在鄂北聯絡後，再定入豫之期。四、東南方面，先定閩、浙，閩平後，應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統一，再圖蘇、皖，暫以劃江而守，以待時局之變遷。總之，上海不得，則長江形勢閉塞，而海內外交通亦難自如。故南京與皖南亦應急謀收復。河南不得，則中原難定，西北軍不能與我聯絡，閻錫山亦不能表明態度。閻已派代表正式聲明，一俟我軍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響應也。中意如北佔河南，南得南京，晉必響應，則奉軍雖出關而不可得。否則，攻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63
基於這一正確分析，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蔣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下一階段北伐的基本戰略謂：「我軍攻克南昌後……以先攻略杭、滬，擊潰孫傳芳之主力，會師南京為目的……以主力由贛東、閩北入浙，進攻杭、滬，並各以一部分由長江南北進取皖南與皖西；京漢線方面，另以一部由鄂東進入豫南，以牽制河南與皖北方面，策應長江下游主力之作戰。並電西北軍由隴海路進出洛陽、鄭州，與我豫南部隊呼應，相機擊破吳佩孚主力，以利爾後之作戰。64同時改編北伐軍為東路、中央和西路三個方面軍。東路軍何應欽為總指揮，進軍滬、杭、寧；中央軍蔣親任總指揮，轄程潛江右軍、李宗仁江左軍，分沿長江兩岸進取南京；西路軍唐生智任總指揮，以聯絡陝西馮玉祥國民軍，伺機以取河南。」
戰略既定，東南戰役遂以展開。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根據作戰總方略和蔣介石的一份又一份電報指示，東路軍即擊破龍游附近之敵，二月上旬進佔金華、蘭溪，爾後連續驅逐桐廬、富陽之敵，乘勝於十八日攻佔杭州，三月上旬分兩路續向淞、滬及滬寧路進擊。左翼經由太湖以西蘇、皖邊境，擊破蜀山、張堵、戴埠一帶之敵，二十日進佔常州，丹陽，滬寧路敵之交通線被北伐軍完全切斷。右翼於二十一日連克淞江、蘇州、上海。孫傳芳主力及直魯軍一部被殲大半，殘敵紛向江北逃竄，滬杭地區被北伐軍全部蕩平。」65除此之外，一九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又稱：「在東路軍的進軍過程中，蔣下達的電報指示有三十多件，對許多戰事均作了具體指示」。66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當福建殘敵竄浙時，蔣曾電何「北軍殘部如不解決，必有後患，入浙與孫聯絡更堪顧慮。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本解決，萬勿姑容」。67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當北伐軍有四個軍由贛入浙，定於一月十五日前集中衢嚴一帶時，蔣又電何：「由閩入浙部隊，亦應於此期內，到達衢處一帶。我軍第一軍除獨立第四師外，再留三團於福州，余皆入浙，如能由海道運輸，可在臺州之海門登陸，因寧波太近杭州也。否則，余第十四或十七軍由浦城經處州到蘭溪或溫州，消滅周蔭人部，並與衢州部隊聯絡。而兄則先到衢州本部指揮為要。兄未入浙之前，令白參謀長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而受東路總指揮命。兄從速入浙。」68翌日，蔣又為東路軍親定攻浙策略：「入浙部隊，最好能派一部由閩東直入溫州，扑滅周逆，由閩北進處州部隊之主力，即可迅速向蘭溪或浦城前進，加入本戰。」69
東路軍攻浙途中，因閻錫山密報「奉軍已動員，決於刪日前渡江，魯軍主力已向隴海移動，奉魯聯軍企圖解決豫局」，蔣乃立即電令何應欽、白崇禧、程潛：「於此期間，我東路及中央軍以先定東南為唯一任務。東南定，則海軍必可歸來，武漢當可鞏固。東路軍與江右軍應於刪日以前照預定計畫齊頭併進，切勿遲緩。」70為不誤戰機，蔣亦一再電何、白，請他們隨時決策，並稱「中不遙制」。
對於蔣介石親自指揮東南戰役中之江右軍作戰，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亦稱：在江右軍的進軍過程中，蔣介石曾給江右軍諸將領發了十幾件關於窺取浙皖的電報指示（在《自反錄》中編入）。蔣先明確指出：「耖前進皖南，佔領祈門、徽州，直入嚴州，截敵側背，一面威脅蕪、寧，使正面進展容易。」後又電令程潛：「在直魯軍尚未渡江之前，從速猛進，確實佔領南京為要。」71在蔣的直接指揮下，因江左軍與北路軍72自皖中向津浦路突進，以阻止直魯軍南下，從而造成了東路軍與江右軍合攻南京的屏障，江右軍遂於三月六日克蕪湖，十七日克當塗，二十三日克南京。在蔣的周密指揮之下，勢如破竹的東南戰役由此而勝利結束。
六、一期北伐的尾聲——第一次渡江北伐
北伐軍克南京後，雖然南中國已定，然而，由於寧漢分裂，實際是武漢「俄國政府」與南京中國政府之嚴重對峙局面的出現，不但使國民革命軍隨之出現了大分裂，北伐亦出現勝利出師以來從未有過的危局。當是之時，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雖然已經揮師渡江北伐，並曾勝利完成揚州、儀征之戰，安徽明、蚌、徐之戰，不僅肅清了皖、蘇兩省長江北岸，包括寧、滬北岸的軍閥，而且已將敵人追逼至魯南地區。其間，如果寧、漢不曾分裂，國民革命軍仍為一體，北伐軍依然為蔣統一指揮；如果一年來乘國民革命軍北伐已西出陝甘、進佔中原、平定襄樊的馮玉祥國民軍，亦能同心協力、共同北伐；如果漢方的唐生智不因蘇俄顧問挑唆、武漢政府不寧、中共叫嚷要南伐廣東和東進討蔣，竟卒然於河南還師湖北，並命第三十五、三十六兩軍東下進窺安徽與江蘇，謀圖顛覆南京政府；特別是在汪精衛已因懼共而「分共」，鮑羅廷亦被驅逐回國，寧、漢亦由分裂而走向漢向寧合之時，誇夫死權的汪精衛，如果不唆使懷有「取而代之」野心的李宗仁，對蔣演出了一場「請總司令自決去處」73的逼宮戲，造成了蔣的「立決下野」；直至造成蔣介石下野後僅五日，軍閥敗將孫傳芳即從浦口以東渡過長江，佔領南京近郊龍潭和棲霞山，對北伐軍施以「南伐」與「倒算」，使京畿頓成危局；則第一期北伐的尾聲勢將成為第二期北伐的真正序幕。雖然北伐諸軍死戰以守南京，並獲勝利，然而，它卻成為北伐進軍中唯一的一場「保衛戰」。第一期北伐亦由此一頗具悲劇意味的勝利而宣告結束。
第三、蔣介石指揮二期北伐告成，贏得護國護法勝利——統一新中國
二期北伐勝利的前提，是蔣介石復職。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蔣曾發表下野宣言，八月十四日，中國各地報紙即開始滿載著各地民眾、各種團體、各軍政首長等一致要求蔣總司令復職的電文；各地民眾甚至公開集會，要求蔣總司令打消辭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亦只好先行通告全國各軍，稱「此次蔣介石總司令辭職，中央已議決慰留」。蔣辭退後，因軍閥威脅日漸，中共叛亂日亟，由寧、漢、滬三方拼湊的「中央特委會」擔待不了，各方函電交馳，競相要求蔣復職，蔣自日本還滬後，各黨政要員，連閻錫山、馮玉祥都紛紛赴上海促駕，十二月十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乃齊集上海，召開第四次全會預備會議，一致議決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遂於一月五日宣告復職。復職後的蔣介石除立即頒布文告，申明國民政府將本「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以決定對內對外政策外，並召開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
此後，一是重新劃編軍隊，任命何應欽為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蔣自兼新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任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任楊樹莊為海軍總司令。五月十六日魯南會戰結束後，又成立第四集團軍，任李宗仁為總司令。
二是針對張作霖安國軍「以守為主，以進為輔；期先下山西，然後向南拓進；進若不達，則一退德州，二退保定，三退懷來，四退關外自守」的分步戰略，蔣介石為二期北伐作出了正確的戰略分析：……在敵方，則以山西位於其右側背，牽制其南進之師，不得不以解決山西為要著。在我方，則因山東向我突出，抵制蘇、皖之師，我非攻取山東，無法使一、二集團軍取得緊密聯繫，從津浦、京漢兩路併肩前進，解三晉之危。……故總方略在先以主力取山東，使我一、二集團軍戰線，推進至膠濟路高唐、南宮、石家莊之線，以與晉軍取得聯絡，形成合圍之勢。……此誠無異將敵軍加以包圍……敵若同時應付各路，則戰線漫長，兵力必感不敷；若欲集中專攻一點，又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敵陷於內線作戰之不利……復次，我軍在曹州、濟寧、大名同時發展，可以橫截津浦路敵直、魯軍為三段，而將其各個擊破。74
三是基於這一戰略分析，蔣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發布「二期北伐全軍總方略」謂：國民革命軍為消滅奉、魯軍閥，即行肅清直、魯、熱、察、綏境內反動軍隊之目的，決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團軍參戰各部隊於四月某日（日期另電決定）開始攻擊。本北伐前、後兩期，前期需進展至膠濟路亙高唐——清河南宮——石家莊之線；後期需進展至山海關——承德——多倫之線。第一階段，……首先攻佔濟南……佔領日照、臨沂、兗州之線；第二階段，迅速北渡黃河，沿京漢路猛攻河北，進取石家莊；第三階段，各軍分沿京漢線、津浦線及兩線東南地區急進至京綏路，會師京、津，同時向榆關（山海關）、承德、多倫進擊。75
各集團軍作戰任務亦明確為：第一集團軍擔任津浦線作戰，第二集團軍擔任京漢線作戰，第三集團軍擔任京綏、京漢線西面作戰，第四集團軍建制後則西上平定湘、鄂之叛軍，然後沿京漢線北上，經鄭州向正定、望都一帶集中，與第三集團軍協同作戰，以會攻北京為總目標。76
四是為奪取二期北伐的勝利，蔣還於北伐渡江出師前後，發表了《渡江北伐誓師通電》、《致後方將士書》、《渡江北伐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將士文》、《渡江北伐告全國民眾文》和《告友邦人士書》等，不僅宣告：「中正受黨、國委託，統帥國民革命軍，繼續總理遺教，完成北伐大業；第一、第二、第三各集團軍已整軍前方，待命進攻，中國統一之期已近，國民革命成功不遠。」77而且號召：「全軍同志，萬眾一心，嚴守紀律，服從命令，不惜犧牲，竭盡責任，發揚精神，達成使命，誓除奉魯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不愧愛國愛民，毋負民眾希望，慰我總理已死諸將士在天之靈。」《告友邦人士書》還特別宣稱：「中國革命終必達成功境界，有以友誼匡持扶助者，中國人將永感之，若以無理之干涉，障礙其革命，則必徒召中國國民之怨恨而已。」
五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自蔣介石率軍揮師渡江北伐，北伐軍遂連克臺兒莊、鄆城、韓莊、棗莊、兗州、泰安。五月一日克濟南。因日本軍隊圖阻我北伐，再次藉口護僑而出兵佔領膠濟路和濟南，蔣一面令北伐軍嚴守紀律，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時等與日軍交涉，未料日軍竟殘殺蔡公時以辱我。蔣乃含悲忍憤，痛申「誓雪五·三國恥」，78同時命令軍隊「繞道黃河」，繼續北伐。由於各軍銜命協同作戰，79直魯軍乃潰不成軍，張學良十萬奉軍更是卷席而逃。六月三日，孫傳芳通電下野；六月四日，張作霖退守東北，於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六月八日，北伐軍終克舊都，二期北伐告成。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稱：「二期北伐在各路大軍齊頭併進的進程中，蔣介石給四個集團軍分頭髮了許多作戰指令。僅據《自反錄》上載《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團軍諸將領電》就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伐與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電》有十四件，《渡江北伐與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電》有八件。這些電令，主要是緊密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具體部署部隊北進，同時調節各個集團軍協同作戰等。」80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蔣於北京率領北伐重要將領赴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其時曾灑淚祭告孫中山先生曰：「……溯自我總理溘死，於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願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鏟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乃荏苒歲時，迄於今日，始得克復舊都，謁展遺體，俯首靈堂，不自知百感而紛集也……英士即死，吾師期我以英士。執信既死，吾師並付以執信之重責，而責我一人……今惟教養學子，訓練黨軍，繼續遺命，澄清中原，實行主義，保存正氣……以助黨、軍革命之成。」
蔣介石確實沒有辜負孫中山對他的殷切期望。孫後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因有了他這個中流砥柱，而終於完成了北伐大業，贏得了十一年「護法」、即反對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勝利。更在北伐進軍中，堅持兩面作戰，粉碎了蘇俄指使中共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欲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的陰謀，奪取了新一輪「護國」的初步勝利。並於北伐告成不足半年，促成東北易幟，使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中華民國，始獲初步的統一與和平。蔣介石先生之功在歷史，千秋而不能諱。八九年後的一位中國大陸史家，在他「表面罵蔣、暗中頌蔣」的《蔣介石傳》一書中，不僅小心翼翼地說：「不能否認作為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作用。在當時人們的心中，蔣介石的威信很高。」同時，他還特別引用了當時一位女性寫給胡適之先生的信，讚頌蔣介石先生說：「胡先生，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知道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沒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樑！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81
兼論 蔣介石背叛了誰家的革命？
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書目上，都印著「蔣介石背叛革命」這樣一個赫然的標題。而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亦都在這個標題之下，稱「中共領導北伐成功，大革命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便是蔣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這卻是一個彌天大謊和欲加之罪。因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國民革命就沒有失敗。第二、如果國民革命失敗，便沒有中共領導北伐的成功。因為大革命就是國民革命，北伐就是國民革命的具體內容和勝利進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稱國民革命失敗，無非是要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革命為手段，妄稱國民革命失敗以掩飾共產革命的失敗，由是它才需要製造一個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謊言，來充當自己失敗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壞和背叛國民革命的敗績。
當我們對中共已經重複了千次萬次的「歷史性謊言」，在邏輯上稍加清理之後，我們對蔣介石究否背叛過革命，和究竟有沒有背叛過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論證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將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的歷史作了一個簡約的介紹。然而，正是這一份極為簡單、又極為明燎的「履歷」，一是證明蔣介石投身的乃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證明他非但從來不曾背叛過自己一心相與的中國國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豐功偉績而作成了她的領袖。所以，指蔣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參加和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樁赤裸裸的栽贓。
第二、蔣介石除參加由孫先生創建的中國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以外，就不曾參加過其它任何黨派，尤其是作為第三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如前所說，蔣介石作為一個同盟會員，一個國民黨人，他忠於信仰，堅於職守，功勛卓著，更無背叛之可言。蔣介石作為一個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革命者，則同樣是在忠於自身信仰、堅於自身職守的前提下，為堅持三民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為保衛國民革命而反對共產革命，為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是舉世所知的反共先覺之一。由是可知，蔣介石作為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敵人，卻被共產黨指為「背叛」，則「叛」從何來？
第三、中共指蔣介石「背叛」革命，還有一層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蔣介石背叛了孫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謂三大政策，乃為蘇俄與中共所造，本書已有證明，這裡不再贅述。單就孫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孫先生亦向有採取這一做法的原則。孫先生一再申明的「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的話，以及孫先生在實行「聯俄容共」做法之後，曾一再堅持表明的「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堅持民權革命，反對階級專政」和他「堅決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態度，便是「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在這些原則下，蘇俄若真心助我國民革命，則聯俄；蘇俄若違背了此一原則，要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國的共產革命，則必須抗俄。同樣，中共若真心參加國民革命，則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參加國民革命，以行共產革命，直至公然反對和公開背叛國民革命，則非但不能容，而且還要反對之，清除之。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蘇俄與中共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為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已經從竊奪國民黨黨權、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走向了反對、利用、破壞、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蔣介石本孫先生的遺教，因蘇俄和中共對孫先生的背叛而決心抗俄和清黨，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蔣介石對「聯俄容共」的態度而言，應該說，他從來就是「聯俄容共」的反對者。但因他深知孫中山先生是為「俄援」而聯俄，雖不便公開反對，但卻數度「託故假歸」，消極待之。及至孫中山要派他這個最能幹的人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他考察歸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頭上，又在書面上，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匯報了他對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的看法，明言蘇俄有對中國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揭露了中共黨人在蘇俄對三民主義以及孫中山本人的攻擊和誣蔑，並明確認為俄人是要借中國的國民革命，來達到它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制制度的目的。這既是他考察歸來即「託故假歸」的原因，更是他幾度赴粵，又幾度離粵，連黃埔軍校校長也不想做的根本緣由所在。若不是孫中山對他的器重，和他對孫中山與國民革命事業的忠誠，這個校長大約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後的蔣介石，一是於孫先生在世時，為忠于先生，而自行韜誨，努力辦好軍校，盡力培養黨軍，盡量使之不受蘇俄的過度鉗制和中共的過分操縱，從而使俄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視他為眼中之釘。二是在孫先生逝世之後，於蘇俄僭權、中共篡權、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時，堅定地起而護黨，捍衛國民革命，直至走向決心抗俄清黨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像廖仲凱那樣發作過「左派幼稚病」，更不像汪精衛那樣發作過「左派權力病」。他無非是在無可奈何時，虛與委蛇；被迫還擊時，則旗幟鮮明；事關國民革命大業時，乃義不肯讓。由是，「蔣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語究從何來？而真正背叛了孫先生的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者，又為阿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