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雞叫》裡的地主周扒皮（請原諒這裡用的是文學形象中的人，非為真實的地主周春富），為人尖酸刻薄，長於算計，點子多，是斂財能手。他的思想是用一切手段，收斂更多的錢財。為了驅趕長工早些出工幹活，以榨取更多的血汗，不惜趴到雞窩跟前，伸長脖子學雞叫。周扒皮又是理財專家，有了錢就開展多種經營，辦 「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個雜貨鋪。」事實上，這些都是暴發戶的特色與本事。
周扒皮和暴發戶有著貪婪的本性，他們用一切手段斂財，去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思維定式。可悲的是我國的政權，在治國上也用了這種思維模式。長期以來造成了‘囯富民窮’的局面。建囯後地主與長工的角色出現了華麗轉身。農民土地已歸集體所有，政權擔當了地主東家的角色，人民公社社員充當了長工。徵糧征錢的事，只要寫到紅頭文件上，不怕完不成征交任務，不用玩半夜雞叫的把戲了。在掠奪式的征交下，幾千萬大小長工與其家人就這樣餓死了。
1971年春，少壯派軍人草擬的《571工程紀要》那篇討毛的檄文裡，寫著：「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在歷數當年國內種種問題後，破天荒提出「用民富國強代替他（指毛——引者）‘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的口號。當然這句「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的口號，只是政治動員的一種手段。但‘國富’民窮畢竟是當年的真實寫照。不但農民窮，所有老百姓都窮。
檄文公開近四十年了，祖龍已死了三十多年，‘國富民窮’的幽靈並沒有消散。現在怎麼樣？請讀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警惕中國模式的「慢性病」》的文章。丁指出：「從1952年到2004年期間，中國民間私人消費的比重始終低於全球平均比重水平。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吸取財源所佔的比重，在52年的長時期裡，只有兩年例外，其餘的50年裡統統高於全球平均比重水平。這項國際比較再清楚不過地說明瞭什麼叫作‘國富民窮’。」
丁接著又寫道：「政府幾十年裡從國內生產總值大餅取走的那一塊，不但大於世界平均水平，也大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東歐、朝鮮、古巴、越南、衣索比亞等共11個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的「國富」格局，在強勢體制群裡屬於最強勢的一檔。民間私人消費在人均GDP裡所佔的比重，不但始終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民窮」的格局在同樣制度群裡也屬於最低檔次。……」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中國政權的斂財之狠，不僅在全球水平上是冒尖的，而且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裡也是最強勢的一檔。政府部門算計的是怎樣可以搜刮斂就更多的錢財。每年GDP增長百分之十或十幾，政府財稅增長可以有百分之十幾、二十幾，甚至三十幾。國富了，民窮了。國民創造的財富，不去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囯家財政像西遊記裡觀音菩薩手上的魔瓶一樣，把財富都吸走了。政府部門在斂財的伎倆上、狠勁上看來不遜於周扒皮。東家富得流油，長工窮得叮噹，這就是周扒皮思維模式。
馬克思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家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資本家就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家就會踐踏世間的一切，甚至不惜殺人。」所有的權力與資本，都有追逐利益與利潤最大化的貪婪本性，只是在別的國家受到法律與各種社會力量的制衡，不得為所欲為。在中囯有‘中國特色’強勢保駕，自然可以做到「在強勢體制群裡屬於最強勢的一檔」了。
要說東家算計刻薄，還要舉一例：1968年4月29日中華聖女林昭在上海被殺，次日上海公安去其家，要家屬交五分錢的子彈費！這樣刻薄殘忍的算計，當然是為羞辱被殺家屬，在傷痛的家人心頭再灑上一把鹽，達到自己快感最大化。筆者無從考證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殺後，劊子手是否到譚家收取過殺人壯膽酒錢和磨刀費。難道當局的算計比慈禧太后還精明！
東家財大氣粗，對內對外自我陶醉自我張揚。東家的錢往哪裡花？要說花錢的地方可真不少。要接濟小兄弟，要擠壓臺灣花錢買承認，要舉囯體制年年興辦窮奢極侈的‘大事’，要保證三公消費有財源，要不計成本的維穩投入，要為貪官污吏留出足夠的斂財空間，要搞大外宣做囯際廣告，要花錢收買賄賂世界各地各界人氏的嘴巴，還要招引李敖之流無恥文人到CCTV為惡行唱讚歌……如此等等。
低購買力的城鄉長工們生活如何？「房改把你的腰包掏空；教改將二老逼瘋；醫改是提前為你送終！」這就是‘囯富民窮’的優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