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單純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弊端，並且多年來努力追求改變這個發展思路，但現實的情形是：各級政府已經深陷GDP泥潭而不能自拔。2007年，中共十七大已經提出「什麼樣的發展？」的問題，開始質疑GDP 主義。正在討論過程中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也在努力淡化GDP主義。雖然還繼續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不過，這裡所指的更多的是可持續的發展。各級政府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的想法則不是這樣，他們仍然視GDP為重中之重，即所謂「光有GDP不行，但沒有GDP萬萬不行」的說法。不管中國在糾正GDP主義方面有多麼的困難，有一點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果GDP主義繼續，就會出現全面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
在中國民眾已經難以承受GDP主義所造成的負面效果的同時，無論從內部壓力和外部壓力來看，GDP主義不僅沒有消退的趨勢，而且在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動力。在內部，對各級政府來說，仍然有太多的理由去追求GDP增長。堂而皇之的就是就業問題。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人們都相信，GDP增長率和就業率之間的正面關聯。給人造就的一種認知是：如果GDP增長不達到某一個點，就會造成失業率劇增，從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第二個相關但不言自明的理由是，GDP和執政黨的合法性之間存在著正面的關聯。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界，大家都認為執政黨的合法性，建立在以GDP主義為核心的經濟發展之上。如果說西方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來自選票，那麼中國執政黨的合法性，就是來自基於經濟發展之上的、為社會提供的經濟利益。一些人把這一認知推向了極端，認為如果經濟發展，尤其是GDP增長出現問題，那麼就會危及政權的生存。
趕超或免被趕超的外部壓力
在很多人的意識中，中國所面臨的外部壓力，也促使著政府繼續聚焦於 GDP的增長。首先是趕超美國的壓力。經過那麼多年的努力，中國現在是GDP總量第二，僅在美國後面。現在人們開始喜歡討論再過多少年能夠趕超美國這一問題了。趕超發達國家一直是從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人的心態，並且這種心態具有了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的迷思，很難把它去除。此外，中國也面臨被印度等新興經濟體趕超的壓力。作為中國的鄰居，印度的發展越來越為中國所重視。如果中國被印度趕超，領導層也必然面臨來自中國社會的一定的壓力。尤其是，在國際社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速度也普遍被視為是衡量制度好壞的度量衡之一。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是社會成員還是黨政幹部，都不可避免地被趕超或者避免被趕超心態所驅使，很難正確和理性地去對待GDP的增長。
其實，這些在中國社會廣為流傳的認識，並沒有和人們觀察到的經驗證據相一致。從內部來說，GDP的高速增長既沒有為社會的大多數人帶來更大的利益和幸福，也沒有增加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說，實際的效果剛好相反。這些年來，中國 GDP增長不可謂不快。即使受西方金融危機影響的年度，中國也取得了高速的增長，每年都有大量的富人產生。不過，除了中國的富人和政府讓外在世界感到「嫉妒」之外，中國普通老百姓感覺到的是他們的生活越來越難過了。GDP的增長已經和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很顯然，社會不滿情緒的增長和GDP的增長是成正比的。GDP增長越快，老百姓和社會的不滿就越強。這很難說是在增加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如果說是GDP能夠強化合法性基礎，那麼就很難解釋為什麼政府只有通過「維穩機制」，來維持社會的穩定這樣一個事實。今天中國的維穩費用，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國防費用，這是一個很不好的指標。
從外部來說，和其他國家競爭GDP增長也是誤入歧途。前些年，美國依靠所謂的金融創新（實際上金融投機）取得了高速的GDP增長，但為世界帶來的是一場迄今還沒有恢復過來的災難。和印度之間的GDP競爭也毫無意義。各個大國，無論是西方老牌國家還是新興國家，為了GDP而展開的競爭，最終都會物極必反。實際上，自冷戰結束以來，各大國為了單純的經濟發展，不顧一切地推動全球化，已經造成了目前人們所看到的後果，即世界經濟的大失衡。經濟發展很快，但發展的好處則流向了極少數社會群體，即那些控制全球化過程的經濟群體，而各個經濟體之內，各社會階層的收入差異則越來越大，社會的不滿已經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如反全球化）體現出來。
負面指標驅動的增長
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GDP不是不重要。有發展就有GDP。關鍵是要看什麼樣的GDP。在經濟領域通過技術創新、管理水平的提高而獲得的GDP就是好的GDP；通過破壞環境、掠奪人民、犧牲未來而取得的GDP就是壞的GDP。就中國來說，在取得了GDP增長的世界奇蹟的同時，也在創造另外一方面的「奇蹟」，例如環境、社會收入差異、老百姓的健康水平、人均壽命、社會公平等等方面的指標越來越差。（實際上，這些方面才是中國應當和其他國家競爭的領域。）
在所有這些負面指標的背後是中國GDP增長的來源。簡單說來，中國高GDP增長是通過破壞社會而得來的。儘管自改革開放以來，科學技術也獲得了相應的發展，但各種研究表明技術進步，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並不是很大。在全球化時代，貢獻給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還是廉價的勞動力和廉價的土地。而管理方式上，中國除了表現出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中「適者生存」的惡劣面之外，毫無進步。在剝削勞動者方面，只有技術高低之分，而沒有性質之分。技術高超的企業（如富士康）採用的是先進的貌似人性化的「壓力」機制，技術水平低下的企業，仍然停留在早期資本主義式的非人道管理水平。
和其他經濟體相比較，除了這些比較普遍存在的現象之外，中國還表現出其特殊的增長模式，即通過政府動員的經濟增長。在市場化國家，儘管政府也扮演重要的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在中國則相反。儘管市場也扮演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政府。通過政府動員來發展經濟，在毛澤東時代就開始，「大躍進」就是一個典型。毛澤東時代，因為沒有市場，政治和行政動員是主體。現在除了政治行政之外，又加上一個市場的力量，因此具有更強大的動員能力。更強大的動員能力表明更強大的發展動力。中國的經濟改革儘管是以市場化為導向的，但如果沒有各級政府的大力動員，很難想像中國的「經濟奇蹟」。
當然，強大的國家能力，也是中國這些年能夠有效抵禦無論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經濟（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例如1997－98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開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正是中國政府的「國家能力」把中國和其他國家區別開來。
「國家能力」濫用的後果更甚
但也應當看到，一旦過度使用，「國家能力」很容易造就非常負面的效果，破壞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政府就過度使用（甚至濫用）「國家能力」。過度使用經濟桿槓，尤其是國有企業，導致了國有企業的大擴張，從而破壞了危機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相對平衡的格局。過度使用金融槓桿，尤其是過度發行貨幣，導致了流動性過剩，從而加速了通貨膨脹。過度使用財政槓桿，則導致了很多毫無理性的所謂「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造成了巨大的浪費，也使得財政支持不能導向真正需要的領域，例如社會改革。
也很容易理解，政治和行政力量加上市場，也使得「國家能力」具有更大的破壞（社會）力。在西方市場國家，政府是市場有效的規制力量。在經濟領域，政府要規制有效有序競爭，調解勞資關係；在社會領域，政府限制資本進入；在政治領域，政府禁止政治和資本的勾結等等。但在中國則不然。政府和資本一體，一方面無能規制資本的有序運作（因為是左手規制右手），另一方面大力協助資本衝破社會阻力，進入各個社會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房地產等。
更為嚴重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經濟發展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封閉和排他的過程，就是經濟發展的好處被少數社會群體所壟斷。發展速度越快，財富的轉移（從多數人轉移到少數人，從窮人轉移到富人）的速度也越快。作為這一過程主體的國有企業，更促成了財富從民間轉移到政府部門。又因為國有企業並非真正屬於國家，而是屬於國有企業的代理人，這一過程也就是一個變相的內部「私有化」過程。數以千萬計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離開了私營部門、甚至離開了待遇豐厚的外資企業，爭相在政府部門謀取一職，就是這種現狀的寫照。
結果就是，在高樓大廈、大橋公路、高鐵機場等這些構成中國GDP載體的事物變得耀眼無比的時候，中國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制度基礎甚至細胞，則不僅得不到生長，而且被破壞得一塌糊塗。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旦社會生存的基礎遭到破壞，建立在此社會基礎之上的政權也自然就會失去根基。繼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之後，第十二個規劃再次強調要對中國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並且要有突破。這可以解讀成為領導層對中國目前經濟社會狀況的擔憂，並且開始行動。但也很顯然，如果不能有效破除GDP 主義的迷思，那麼最終的結果不僅不能使得經濟結構有所好轉，而且會繼續惡化目前的經濟結構，從而對社會和政權產生致命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