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一代民工在這一年以強烈的意志和行動力衝破枷鎖，力爭勞工權益。無論是富士康連環跳樓的悲絕，還是本田及全國的憤怒罷工潮，無論是抗議或者絕望，他們都無比堅定，敢於維護自己權益和幸福。他們撞擊城鄉二元結構，為中國改革埋下伏筆，煥發公民社會動員的巨大能量。
亞洲週刊評選中國新一代民工為二零一零年度風雲人物，因為這個總數一億五千萬、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三歲的群體，在這一年以強烈的意志和行動力，衝破重重枷鎖，力爭勞工權益。他們不甘辛勤勞動成就了「世界工廠」生產鏈的奇蹟，卻跌落到「中國市場」消費鏈的最底層，無緣分享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無論是富士康連環跳樓的悲絕，還是本田及全國工廠的憤怒罷工潮，無論是抗議或者絕望，他們都無比堅定，無所畏懼，不再忍氣吞聲、逆來順受。與父輩的第一代民工相比，新一代民工沒有思想包袱，敢於維護自己權益和幸福。他們不甘於被不合理的戶籍制度所捆綁，也不甘在城鄉兩端之間被邊緣化。他們的衝刺撞擊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加快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也為中國未來的社會和政治改革埋下伏筆，煥發公民社會動員的巨大能量。
這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統計數字，全國民工總量為二點三億人，其中六成以上，即一億五千萬人左右是新一代民工。他們通常是初中畢業便離家打工，近八成未婚，多在城市從事製造業、服務業，相對於他們的父輩來說，較少從事建築業。
他們不願意被稱為「民工」。他們從小在電視網路上受都市文化熏陶，沒有人願意回到自己戶口所在地的那個家。用曾經參與過南海本田罷工的陳克銘的話說：「既然出來了，就不可能回家耕田了。」他的同事李自安，老家在廣東連州，全村的年輕人都出來打工，「從來沒想過回去」，李自安與女友相戀多年，做夢都想買房子結婚，但是口袋裡永遠只有幾百塊，「租房也行啊」，得在城市裡留下來。可是能留下來嗎？
春節將近，陳克銘不用再拮据地借錢買禮物了。作為南海本田汽車廠軸物科的員工，五月十七日開始，他加入了罷工隊伍，六月四日，他作為三十名工人代表之一，參與了與資方的最終談判。罷工勝利後，陳克銘每個月的工資增加了五百元人民幣（約合七十五美元），一個月的總工資基本上能達到一千九左右。正是這小小的五百，讓他每個月月底不用借錢過日子。但到了年底，加薪所帶來的欣喜早已消散，「工資是升了，但是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漲價，基本上等於沒升」。二十二歲的陳克銘，已經工作了兩年，除了公積金裡的一千多塊，基本上沒有存下錢。對於更長遠的規劃，這個QQ介紹裡用火星文寫著「難以……」的男孩子說：「想都不敢想。」
二零一零年，中國工人的動盪，從富士康連續十二跳，到遍及各地的罷工潮，其實正是數量龐大的新一代民工，作為第一代城市移民，追求在城市定居過程中，遭遇挫折之後，無助與憤怒的表現。與父輩不同，他們的戶籍寫著「農村」，但幾乎沒有做過農民，離開家鄉對他們來說是一條不歸路。他們付出最繁重的體力和精力，躋身在城市的邊緣，卻遭遇了真正的「無產化」。在農村與城市的夾縫中求生，是他們最堅硬的現實。這一億五千萬人的生存狀態，也是中國從「農民中國」向「市民中國」轉變之際，面臨的最嚴峻考驗。
十七歲的田鈺，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活蹦亂跳地迎接新的一年，她已經無法感覺雙腿的存在，她癱瘓了。她是二零一零年裡，第三位跳樓的富士康員工。她從三樓的宿舍跳下，在一次採訪時，她回答說「活著太累」。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廠，在過去幾年中，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排隊申請進入。對於剛剛來到大城市的中國年輕工人來說，這裡似乎是理想的工作場所，「全球五百強」、新科技、免費宿舍、從不拖欠工資……聽起來非常誘人。其中，深圳龍華的富士康工廠區，是富士康的總部所在地，也是中國最為典型的工業園區，幾乎完全由年輕工人，也就是新一代民工組成。在這裡，從一月到五月，短短四個月時間，連續有十二名正處於花樣年華的青年，選擇從高樓縱身跳下。田鈺只是其中之一。除了田鈺，還有馬向前、劉志軍、饒樂琴、梁超、盧新、小丹、小宋、小余、小王、小波、小明……這些工人的自殺舉動，令無數心靈難以承受，更難以理解。
幾乎就在富士康出現令外人難以理解的「連環跳」之際，另外一個地方，廣東佛山南海區，日資企業本田汽車廠，爆發了罷工。同樣像富士康員工自殺一樣，令人意外，往年時有發生的個別罷工事件，在這一年卻像一場席捲草原的大火，迅速蔓延，連成一片，不到一個月時間，罷工在全國範圍內遍地開花。由陳克銘們引爆的工潮，其猛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
突然爆發的密集自殺與罷工，讓外界意外。人們突然發現，這一代青年工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追求，他們已經看不懂了。儘管他們數量龐大，佔據中國青年的主流，因為既不屬於「市民」，又不屬於「農民」，在輿論的論述裡，反而成了邊緣人群。
五月十七日，南海本田的罷工工人，是由兩名湖南籍工人譚國成和蕭浪發動，在他們按下紅色安全警報宣布罷工開始之後，幾經演變，出現了成熟的領導團隊，有專門針對媒體的發言人，十九歲的姑娘李曉娟擔綱此一重任；也有專門利用網際網路平臺整合信息的人員，51彩虹、多玩歪歪、QQ、阿里旺旺、is語音、E話通、新浪UC、飛信、UUCall、嘟嘟、網易泡泡等等十幾種網路工具，都成了他們溝通與商議的「會議室」。最後，與資方幾番博弈，他們組成了三十人的代表團參與最終談判，陳克銘也是代表之一。對於他們來說，這些罷工策略，根本不用像民國時期共產黨搞工運那樣要進行專門的培訓和串連。他們不過是將網路遊戲中虛擬的團隊協作複製到現實而已。
共進退的階級意識
六月九日，珠海斗門工業區的代工工廠偉創力，工人們通過媒體看到富士康加薪百分之三十的報導，便站出來呼籲罷工，半個小時內便獲得五百多人響應。整個六月份，從珠三角開始，門、隨州、南通、九江、昆山、上海、天津等地，都有新一代民工受本田罷工和富士康加薪影響，掀起工潮。不需要直接串連便可形成連動，新一代民工已經具備了共同進退的階級意識，也擁有更豐富的城市生活技能與權利意識。
罷工潮之後普遍的工資上漲，得以讓年輕的工人們暫時獲得了安定。但物價的上漲，很快消化了上一輪工資調整，新的訴求正在醞釀中。引領二零一零年罷工潮的南海本田工人，已經開始討論四月份的加薪談判了。李自安說：「現在的說法是基本工資加百分之十五，也就是加兩百塊左右」，「這個方案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所以，對於四月份一年一度的加薪談判，目前勞資雙方已經開始角力。
八三年出生的南海本田罷工領袖譚國成，六月份回到邵陽鄉下，完成了結婚的大事之後，便又匆匆去邵陽市打工。中山小欖鎖廠的罷工領袖劉勝奇，在被工廠辭退之後，非常想回湖南老家，但是遭到了妻子的極力反對。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在廣東中山出生與成長，湖南鄉下的老家對於劉勝奇的妻子和孩子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那里根本不是他們的「家」，回去以後如何適應更成為問題。
李自安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都與他一樣，在外面打工。姐姐已經結婚，所以肯定不會回家過年，妹妹則已經打了招呼，說自己沒錢買車票，也不回家了。李自安不想回家，也不相信妹妹的說辭，但是「不可能丟下父母」，所以他「肯定要回的」。
農村對於他們來說，只是變成了一個逢年過節為了探望父母才會回去的地方，城市才是他們生活與奮鬥的舞臺。而目前的收入，對於他們越來越明顯的定居願望來說，恐怕會像「鏡中花、水中月」一般，可望而不可及。
一億人的邊緣青春
如何讓這一代應該告別「民工」稱號的上億工人整體上融入城市，並逐漸上升到中產生活水平，恐怕會成為了未來幾十年內中國最大的難題。
與在工廠生活的陳克銘、李自安不同，二十二歲的畢國俊、二十四歲的莊秋麗都生活在大城市北京。只是他們一個住在距離市中心四十公里外的京郊，一個住在市區一棟高檔公寓的地下室，地下二層。
畢國俊家鄉在河北保定，老家的土地已經賣掉，父母在鎮上開小商店，但他仍然是農村戶口。他從技校學師畢業，卻不喜歡總是待在同一個地方做菜，這個射手座的年輕人說最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於是他跟著親戚來北京打工，試過不少工作，最近的一個是為一家物流公司做包裝。「小到禮品，大到鋼琴沙發，你能想到的，我們都可以做」，畢國俊相當自豪，這份工作接觸的多是外國客戶，「體力活，大冬天汗也流個不停」。平均下來，他每個月能掙兩、三千塊錢。公司提供免費宿舍，他住了幾個月，搬出來，說不習慣和別人一起住，自己在郊區的皮村租了個小平房，沒有供暖，三、四百塊錢一個月。他還報了成人高考的培訓班，學車的培訓班，剛買了臺計算機，「都沒開始呢，一樣一樣來吧」。打工兩年，畢國俊基本沒存下錢，「住在村子裡很無聊，週末有時出去玩，一玩開銷就很大」，他正在計畫晚上下班後做一份兼職。問他，要去做零工嗎？他回問：在酒吧工作會不會亂？
他已經不能想像去建築工地之類的地方賣體力了。「做那麼累，何必啊？」他每天坐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回到郊區的家，有時候也低頭嘆氣，說這並不是他想像裡的北京生活。說完了，他又安慰自己：「可是不能和人比，對吧，人家有本事，就住好房子，開好車，我沒本事嘛，所以也正常。」他很超然地笑了：「所以要學本事啊，掙錢！」
他並不想留在北京。他還想去得更遠一點，廣州，深圳，上海，都可以。「我想去很多很多地方」。畢國俊坐在狹小陰冷的房間裡，髮型新潮，眼睛發亮。二十四歲的莊秋麗（昵稱麗麗）來北京時間更長。她十六歲初中畢業，從廣東湛江來北京打工，已經八年。開始哥哥帶著做美發，這幾年轉做了「更輕鬆一點」的美甲行業。家裡三個小孩，她是大姐，弟弟和妹妹都還在老家上學，父母把地租給別人種了，自己賣菜，維持生活。
麗麗很懂事，她技術活兒好，客人都喜歡她，所以掙得多，小費也拿得多。比較好的時候，一個月可以掙五、六千元。但一半以上的工資，她寄回家裡給父母蓋房子。她和男朋友一起租住在地下室——很北京特色的廉價居住環境，在一棟高檔公寓的地下二層，終年不見陽光，一層樓有一個通風口，夏天潮濕，冬天陰冷，小小的房間，一張床、一個衣櫃，就放不下更多東西，一個月五百元。
「今年老家房子的錢就還完了，以後就好了」，麗麗說，父母讓她回家，她根本不想回去。「我喜歡北京，這裡治安好，生活都習慣了。」麗麗的夢想，是開個自己的美甲店。「三、四萬就可以開起來，我算過了，一兩年之後應該就可以。」還不止這些，她也想去很多地方。「我想去澳洲」，麗麗說，叔叔在澳洲發展，說可以把她帶出去，讓她學好英文。「去澳洲也可以做美甲，我們店有很多外國客人，她們都很喜歡。」「但是不著急，先掙錢，要有自己的事業」。麗麗不斷強調「事業」這個詞。
她每天天黑了才回家，從沒有在地下室上面的高檔小區逛過。「也沒什麼差別吧，人都是那樣，穿的也差不多，吃的也差不多」，麗麗笑著，並不覺得自己有太多不同。
只是在地下室的進口，貼著一個小區管理通告，「地下室住戶不得使用小區公園、花園等設施」。麗麗也看見了，自嘲一下：「反正我們也忙，沒時間逛。」
和畢國俊一樣，麗麗也穿得新潮。除了買不起房，沒有城市戶口，無法穩定，他們早已把自己看成這裡的一分子。不管這城市有沒有真正接納他們。和他們年齡相似、受過高等教育、收入也相似的大學生群體，被輿論關切地稱為「蟻族」；而麗麗們，數量更龐大，聲音也更沉默。北京市人大較早時甚至還提議，要驅逐低端流動人口，「對吸附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實行強制退出機制，提高各類市場的開業門坎標準」。
轉型之路
北京市人大的提議遭到了社會各方包括學界的猛烈批評，《中國改革報》撰文指出：「當城市面臨經濟發展、勞動力匱乏時，就鼓勵民工進城務工，鼓勵外來人口工作經商。而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對低端勞動力則要說不了。功利性的管理手段、機械化的管理思維，將外來人口視為勞動工具，卻不讓他們分享城市進步的益處。」
這樣思維的狹隘還不僅止於道德層面。數量龐大的新一代民工群體，直接關係著中國根本的經濟、社會、政治轉型。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了近二十年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大邁進，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趨於結束。廣大內陸地區的農村，無法再源源不斷地向城市工廠區提供低薪工人。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中國目前的人口紅利將會在二零一三年開始消失，中國開始進入一個「勞動適齡人口得不到充足的補給，而原有的勞動適齡人口卻在逐年向老齡化發展」的時代。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著名的勞工問題專家潘毅則認為，「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調整，從二零零三年以後幅度就比較大」，「工人的追討權力在逐年提高」。
從二零零四年開始，關於「民工荒」的報導開始出現在媒體上，四十歲以上的民工逐漸撤離大城市，回歸家鄉或者家鄉附近的小縣城。新一代民工開始全面取代第一代民工。在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供給基礎發生變化的時候，此前在工廠內毫無議價能力、只能任憑資方壓低工資的工人們，獲得了喘息之機。從二零零四年開始出現的民工荒，到二零一零年的罷工潮，世界工廠的經濟模式已經面臨根本變化，工人走通了從個體辭職的消極反對到集體罷工的積極爭取之路，而中小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也會產生深遠影響。
他們的影響遠不限於經濟層面，他們是中國幾千年來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經濟體制解體過程中最後的推動者。隨著農業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所佔比重日趨下降，目前只佔GDP貢獻的百分之十一；也隨著新一代民工不再願意一遇挫折便回歸農村，農村剩餘勞動力完全獲得轉移，中國經濟真正實現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重要的政治議題
二十世紀初，傳統鄉紳社會解體，鄉村精英進入城市，留下了一個凋敝的農村。如何重建鄉村秩序，成為此後幾十年裡中國政治最核心的議題。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從百分之十點六，上升到二零零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六。隨著每年百分之一的城市化增長率，農村人口很快就會減少到總人口的一半以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農村的重要性已經日趨削弱。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城市居民」佔主體的國家。如何讓陳克銘、田鈺、李自安、畢國俊、莊秋麗等人進入正常的「市民」生活狀態，不止是一個經濟議題，也是重要的政治議題。
他們懷有夢想。願意為自己一份哪怕是微薄的事業奮鬥，願意為一個哪怕是渺茫的未來保持樂觀與相信。麗麗和男朋友不敢結婚，因為都不知道要如何在這城市穩定下來；畢國俊堅定地說要等三十歲之後才戀愛，「自顧不暇」。他們沒有戶籍遷移的權利，沒有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權利，也沒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他們背後，也無法像父輩們那樣將農村作為心安理得的退路。
二零一零年二月，總理溫家寶與網民對談時說：「我多年在心裏積累的一種看法。有人說，民工可以改一個稱呼了，其實這只是一個現象，其實質——現代產業工人隊伍的主體，已經是農民。」
加入新一代民工這個變數，中國社會何去何從，恐怕會比十九世紀剛剛完成工業化之際的歐洲更難以預測。一八四八年，告別農村、進入城市、成為無產階級的工人，從法國開啟了此後一百多年席捲全球的「左翼」運動。向來善於以史為鑒的中國人，在當前城鄉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雙重矛盾中，如何回應新一代民工維權的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