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中國大陸處於全國大飢荒的高峰時期，當時我是上海醫學院的學生，在附屬廣慈醫院進行臨床實習。
廣慈醫院本是一所歷史悠久的教會醫院，景色優美，各個診療室所在的大小樓宇，錯落有緻的坐落在這座美麗的大花園中，病友們在如花似錦的庭院中散步，自然感到心曠神怡。
醫院領導卻動員學生把醫院裡的草坪和道路旁的灌木叢統統鏟除，改種瓜菜，說是蘇修背信棄義，追討抗美援朝的債務；加上自然災害，糧食發生暫時困難，因而要求把醫院裡的土地利用起來播種瓜果蔬菜。黨委一聲令下，學生們立即行動，園丁們長期精心呵護的美麗花園瞬間變成了瓜菜地。但是學生們都是些門外漢，瓜和菜能有多少收成，就只有天知道了。
受定量限制，職工食堂賣出的米面主食總是份量不足，菜餚更少，大家都吃不飽。為了防止炊事員等人偷盜食品，醫院建立伙食委員會，我被選為委員，負責監督食堂，每當開飯結束後，隨時把剩餘飯菜和米面等能吃的東西統統鎖起來。
一九六○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市一個醫院做內科醫生，在門診中看到許多全身浮腫的人就診，給我們這些剛剛畢業的醫生出了一道難題。課堂上，老師只講過浮腫是心腎疾病的一個徵象，在心腎疾病嚴重時才會出現，不是一種獨立的疾病，不可能像傳染病那樣在短時間出現許多病人。現在面對這麼多的浮腫病人，一時真不知如何診斷和治療，只得向老醫生請教。老醫生壓低聲音神秘地告訴我，這是嚴重營養不良性浮腫，因為體內的蛋白質極度缺乏，大量水分滯留在組織細胞間隙中，表現出全身性的水腫，此種情況過去十分少見，現在出現這麼多的浮腫病人，顯然發生了嚴重的大飢荒。
有一天，一位朋友私下告訴我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一位在公安分局擔任局長的老鄉被突然抓了起來。原因是他上個月回山東農村老家探親，發現全村人已經餓死了一大半，家人也是奄奄一息，景象淒慘，怵目驚心。可是村幹部還在那裡繼續騙人，訊息完全被封鎖，連他這個公安局長也被蒙在鼓裡，一無所知。
他回到上海後，公開說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消息。想不到此事被有心人回報給市領導，他便立即被捕，以「傳播反革命謠言」罪開除了黨籍公職，並押回農村監督改造。顯然黨和政府不許人民知道農村發生了大飢荒，繼續嚴格封鎖消息，毫不手軟的嚴懲泄密者。因而，人們在公開場合總是避談大飢荒，即使在私人通信中也不敢寫出農村的實際狀況，全國人民只能看到自己周圍的小天地，對於外地情況一無所知。
有幾位來自青海的病人，只有四十多歲，身體卻衰弱不堪，走路要拄著木棍，兩條腿腫得像粗木樁子，小腿和大腿一般的粗。據說他們原是從上海到青海的支邊人員，那裡農村大食堂早已是無米下鍋，只能挖野菜充飢。他們為了活命，只有坐火車到上海投靠親友。他們本是上海人，現在既沒有了上海戶口，也沒有住房。親友家每月按定量買的糧食不夠自己吃，沒有餘糧，哪裡有可能再長期招待客人呢？處境十分可憐。
這些病人肝臟腫得很大，血漿蛋白含量極低，處於嚴重衰竭狀態，但是醫生卻不能做出營養不良的診斷。醫院領導按照上級指示，不准暴露大飢荒和人民挨餓真相，只能使用新造的病名「浮腫病」來掩飾，有的地方乾脆用數字「304」當飢餓性浮腫病的代號，使外人摸不著頭腦。
二
治療「浮腫病」的藥物稱作「浮腫丸」，成分是粗細麵粉加少量紅糖，每個病人限購一包，也只能是暫時維持生命罷了。日後才得知，「浮腫丸」也只是上海這樣的國際著名大城市對病人的「優待」，全國其它省市的災民是連這點少的可憐的「浮腫丸」也是無權消受的。
我當時在春節期間到河南安徽農村探親，所到的村莊都是冷冷清清，行人極少，往日常常看到的老人們在街上相聚聊天和孩子們歡樂玩耍的景象現在不見了蹤影。村中大食堂只供應稀湯，人人餓到有氣沒力，靜靜地待在家裡。老人們因為把有限的食物省給年輕人吃，大部分都餓死了，人們都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天。
當時報上宣稱人民公社大食堂能夠讓人敞開肚皮吃飽飯，實現中國幾千年沒有解決的難題，言猶在耳，農村食堂卻只有大鍋清水湯。共產黨把打飢荒的原因歸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加上蘇修逼債造成的暫時困難」。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以來，黨政各級幹部不但強迫農民交出土地牛馬等生產資料，還任意強奪農民家裡的桌椅盆罐等等生活資料，嚴重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青年們忽而被派出去砍伐樹林，大煉鋼鐵；忽而又挖溝開渠，深翻土地，地裡成熟的莊稼卻無人收割，集體餵養的牲畜大量死亡，以致犁地和播種等都要依靠年邁人力牽拉，耕作粗糙，產量大減。明明農業減產，幹部們卻還在討好上級，胡說畝產達到了幾千斤、幾萬斤。
毛澤東為了和蘇修爭當世界共產革命領袖，要把大量糧食支持外國，就必須向農民多徵購糧食。徵購糧食的數量不是按照實際產量，而是透過三級幹部會，強迫生產隊多報產量，把實事求是報產量的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殘酷的批評鬥爭，直至撤職和開除。因而生產隊長只能按照上級要求的「大豐收」， 胡報出遠遠高於實際的糧食產量，糧食局便根據假產量徵購糧食；更因為賣糧價格由政府決定，極低的賣糧價使農民無利可圖。
三
生產隊為了完成糧食徵購數量，不得不昧著良心把農民的基本口糧也交上去，食堂存糧不足以應付農民的基本需要，農民家裡的糧食和鍋灶早已被搜括一空，政府派民兵把守村口，不許人們外出逃荒。如此一來，農村中除了幹部能夠多吃、多佔之外，廣大農民就只有等待上級開恩回銷口糧，或者飢餓而死。
地方政府不敢向上級如實報告缺糧情況，更不肯開倉放糧，許多村莊食堂連續多日完全沒有食物供應，農民們把草根、樹皮、野菜吃完以後，大批餓死；有的村莊，除了幹部之外，農民全家死絕。
在河南、安徽、四川、山東等地，許多農村甚至出現「人吃人」和「易子而食」的慘像，成為古今中外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
有些農民忍受不了飢餓的痛苦，試圖到政府糧倉偷搶，都被軍隊逮捕入獄，或遭無情殘殺。
由於毛氏的黨中央凌駕於各級政府組織之上，各種政策命令從北京直插到全國各個角落，大飢荒遍及全國性，各地只是因為自然條件不同而有輕重差別罷了。
全國所有的報紙、電臺甚至郵局，都奉命封鎖飢荒信息，謊言充斥著一切新聞媒體，身在城市的人竟然對於廣大農村陷入大飢荒的慘狀毫無所知，世界人民更是一頭霧水，有些外國人還在盲目讚揚「毛澤東拯救了中國」。
處於大飢荒中的城鎮居民，實行糧食定量配給制度，機關幹部和企事業單位職工，每人每月供應二十八斤糧食，居民只有二十六斤，工礦工人的勞動強度較大，定量可達三、四十斤，兒童則按年齡計算口糧。副食品油、鹽、肉、蛋、蔬菜更是奇缺，每月不足半斤，食品商店裡貨架空空，各類飯館一律憑糧票供應。
城鎮居民依靠有限的食品得以維持半飢半飽的生活，比起極度缺糧的廣大農村來說，可以算是天堂了。
當時在上海還採取出售「高級點心」、「高級飯館」的政策，商店食品價格高出平時的五至十倍，一斤糖果幾十元，相當於一個月的工資。上海的資本家和有錢人，紛紛變賣黃金首飾，買高級食品救急，卻苦了我們這些工資微薄的普通職工。
我每月的工資四十幾元，要供應住在城市的四口之家和在農村忍飢挨餓的父母，面對市場上的高級食品，只能是望洋興歎了。
我的父親原本是縣裡著名的中醫師，合作化以後，診所和藥店都無償的交給了生產隊，本人成了赤腳醫生兼記工員，靠工分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
父親當時身患多種疾病和營養不良性浮腫來上海看病，我想無論如何要讓他吃一頓飽飯，我們一起到著名的國際飯店十四樓餐廳，吃了四小盤菜和兩碗米飯，竟然花去了一個月的工資，使我們感到這些所謂的高級貨，只是政府乘機賺錢的工具罷了，我們這些一貧如洗的職工，再也不敢問津高級食品。
四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家在山東老解放區的老戰友來信，因為生活困難得幾乎維持不下去，要求我寄給他五塊錢和五斤糧票。這個要求本不算高，但是我卻遲疑了許久才決定寄出。因為我每個月已經寄給父母親糧票五斤，如果再給戰友五斤，我就難以維持基本生活了。
果然兩個月後，我也出現了肝腫大和下肢浮腫，整天感到昏昏然少氣無力。好在我能買到「浮腫丸」充飢，菜市場尚能買到咸肉鹹魚，雖然咸得難以下嚥，用水浸泡以後，也能多少補充些蛋白質。
想不到幾個月後，新寄給戰友的信被退回來，信封上寫著「無處投遞」，再寄信去，如石沉大海沒有了消息，不知是否全家人都餓死了？讓我傷心難過了許久。
毛澤東為了應付全國大飢荒，實行嚴酷的城鎮農村戶口隔離制，強制把中國人畫分為兩個等級，城鎮戶口的人可以買商品糧和少量副食品，而農村戶口不供應商品糧和副食品，口糧只能自己解決。城鎮戶口可以轉為農村戶口，卻不許農村戶口轉入城鎮。
失去了土地和生產資料的農民，每天被幹部驅趕著從事超強度的奴隸式勞動，卻分不到應有的口糧和零用錢，只能記錄幾個「工分」，到了結算時，一個工分只值幾分錢，一年的勞動成果還不夠買基本口糧，許多生產隊甚至把農民應得的口糧也賣掉了。
當時農村青年不能外出做工，工礦企業只招收城鎮戶口的人，戶口制度加缺糧使得農民陷入了絕境。
在全國大飢荒的年代裡，城鎮居民靠少量定量糧得以維持住生命，四千萬農民被活活的餓死，受難的人數之多和範圍之廣，超過古今中外歷史上任何一次災難，正應了毛澤東的「萬戶蕭疏鬼唱歌」了。
在全民勒緊腰帶苦苦掙扎的日子裡，只有軍隊受到特殊照顧，士兵吃飯不限量，軍官有酒肉，軍人復員以後還可以安排工作。我曾經參加幾次招兵體格檢查，有機會和軍隊共同生活，目睹了軍人主食隨便吃，天天有肉菜的伙食，深感毛澤東視軍隊為命根子的奧妙。
因此，農村青年把報名參軍看做是「鯉魚跳龍門」，如同脫離苦海登上天堂一般。毛澤東有可靠的槍桿子，實行鐵血統治，可以把任何反抗消滅在搖籃之中，即使全國餓殍遍地，也未能發生歷史上常見的大規模飢民暴動和農民起義，大飢荒的全面真相被隱藏的嚴嚴實實，至今不為世界所知，保障了極權專制的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