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總是站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以前是因為刺激性的言論。此次再被關注，是因為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更換，張維迎下，蔡鴻濱上。
張氏此次卸任，似有被迫嫌疑。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現在的院長選任，民主推薦和組織考察都很重要。維迎在人際關係問題上，可能得罪的人多一些。他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觀點引起了社會爭議，好像和管理學院院長的本分有些偏離。這大概是他無法繼任的原因。」 看來，張維迎的市場理論與民意基礎存在問題。
張維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壞事。
一個踏實治學的名教授，好過10個無聊的半教授半官員的「蝙蝠」教授。張維迎從此可以沿著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與教育部門改革官員的身份中動輒得咎。既然是持市場主見的經濟學教授，張維迎首先要做的，是從自己開始，把教育與行政分開，現在，不管是被迫還是主動，他總算實踐了自己的教育主張。
張維迎教授頗有名士風範，肆口無忌，名言頗多。比如：「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窮人上不起學是因為學費太低」，「壟斷國企是一種全員尋租」。他對市場的追逐達到刺激眾生的地步。
一個教授大膽宣傳自己的觀點，無可厚非，只要這種宣傳不突破公序良俗與普遍價值的底線，但作為一個教育體系內的官員，上述言論則讓人消化不良。
張維迎的話有可能被媒體放大曲解，但他某些「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觀點，既背棄了市場內含的公平原則，也背棄了自己的出身。不能想像，中低收入階層會支持他「窮人上不起學是因為學費太低」的主張。他對壟斷與國企的批評，讓他離開了主流意識形態，而他對市場公平與民生的漠視，則讓他失去了民眾的擁戴。他只剩下一批民營企業家的擁躉，還不是企業家的全部。
除了肆言無忌之外，讓人難忘的是張維迎在北大推動的癸未改革。
從北大癸未改革開始，我們看到了以時任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為代表的市場人士，對於建立競爭性流動教師體制的追求。他的具體改革舉措包括：「摒棄進入北大就得到終身制鐵飯碗」，「講師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4以上」。所有這些舉措，是為了打破鐵飯碗、打破學術圈內部的師徒遞承製，內部人繁殖不利於學術發展。
在發達的市場國家的常態措施，即便減了針砭的份量，即使在中國最有名的大學，也難以實施。結果是北大雞飛狗跳，筆者親耳聽到北大兩位年輕教師在飯桌上大罵張維迎，認為張維迎不瞭解中國教育體制的弊端與年輕教師的苦難，關起門來改革，閉關造車。
事實上，張維迎改革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他無法改革教育體制，相反，還必須依賴教育體制。
張維迎的教育改革沒有觸及行政體制，沒有任何針對行政人員的舉措，理由是：「一、同時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師體制改革震動太大，不利於學校工作的穩定；二、在教師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時間之後再推出行政人事體制改革，行政人員相對容易接受一些；三、行政管理人員的素質和效率固然重要，但對一個大學來說，最關鍵的還是教師隊伍的素質」。但教育的痼疾正是行政治校。改革的成本由教師承擔，聲東擊西的改革既無法獲得民意支持，也無法讓教育改革走上正軌。這樣的改革理念也許與「官員是受損最大群體」之類的言論一脈相承，卻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勇氣、正義與手段。
張維迎注定無法成為蔡元培，可悲的是他既沒有蔡元培的空間，更沒有蔡元培海納百川的心胸。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表示：「大學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不是聘任制，也不是淘汰制，而是建立現代學校制度。北大改革，以及此後其他學校推出的全員聘用制，都強調教師的工作效率，卻忽視了一個根本問題，即‘學術自治、教授治校’。」誠哉，斯言。沒有獨立的教育品格，而讓教師成為「拉磨之驢」，這就是張維迎的侷限。
以張維迎之智，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但張維迎選擇的改革突破口是他認為較易攻破的關隘，事實相反，沒有根本的改革，局部的改革不可能成功，表面的成功也會走樣。
張維迎的改革與言論，讓人聯想到中國近百年改革的艱難，從康有為到孫中山，改革者需要的主要不是聳動視聽的言論，而是對於國情的準確把握，對於民生的同情，以及基於同情基礎上的、獲得大眾與改革力量支持的穩妥的改革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