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眼淚 作者 楊恆均
小學二年級時，有一次在外面玩耍，與一個同齡的玩伴吵了起來，還動了手，我稍佔上風。我悄悄回到家裡，沒敢告訴父親，以為事情就過去了。大概半個小時的光景，屋外傳來一陣嘈雜聲，由遠及近，不久就聽到了叫罵聲。我聽出是剛剛和我打架的那個孩子的聲音，心中暗暗叫苦。原來那傢伙不服氣，一路叫罵衝我家而來，手裡還捏著一塊磚頭。他身後還跟著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多的觀眾。那時孩子打架，哭鬧叫罵是很普通的，通常不會吸引如此多的觀眾。是與我同齡的這個八歲孩子叫罵的內容吸引了大家。他沒罵我，而在叫我父親的名字，每叫一句還加上一句充滿童稚的惡狠狠叫罵聲：「某某某，大地主，地主狗崽子，我X你XX！」
父親當時雖是管制對象，但還是學校校長，母親是公社醫院婦產科醫生。父親一直老老實實做人，謹小慎微，從不敢惹事。父親也聽到了叫罵聲，小心翼翼地從門縫裡朝外面瞅了一會，然後回頭盯住衣衫不整的我，明白了。他仍然站在門口，一動不動，臉色陰沉沉的。這時門外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那孩子看到這架勢，早已不哭了，而是一遍又一邊叫喊我父親的名字，每一次都在前面加上越來越侮辱性的形容詞。我發現，最讓父親緊張的是「地主」、「大地主」。門外每傳進這兩個詞，父親緊緊握門把手的手都顫抖一下。
那天父親一直沒有開門出去。兩個哥哥也在家，他們都是大孩子了，氣得臉都紫了。足足有半個小時，不知是那孩子罵累了，還是被好心的鄰居勸走了，外面沒有了聲音。可是房間裡卻傳出了聲音，是父親害怕鄰居聽到而壓得低低的嗚嗚的哭泣聲。我們兄弟幾個站在那裡，嚇得一動也不動。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像孩子一樣哭，我原來以為做父親的是不會哭的。哭了一會，父親抬起頭來對兩個哥哥說：「你們的弟弟不懂事，你們也不懂事嗎？你們要管住他，不要和人家吵架，你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你們不知道我們有多難嗎？人家今後打死你們的弟弟，也就是打死一個小地主。街上每個人都能罵我們，我們要讓著所有的人，知道嗎……」
父親說得很白。他說：「我們是地主，是賤民，就是你弟弟也沒有和別的小孩子吵架打架的權利。他還不懂，但你們今後得看住他。」父親說了很久，而且都是對兩個哥哥說的。其實父親不必說那麼久，當時我已完全懂事了。我只是無法完全控制孩子的天性，在外面玩耍時會不知不覺間和小朋友鬧矛盾。父親的哭聲結束了我的童年時代。後來在整個小學，特別是在隨州市草店公社利民小學讀書期間，我夾著尾巴做孩子，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最悲慘時，有些高年級的孩子只要喊一聲「地主崽子過來」，我就會收起一個孩子的心，乖乖地過去，甚至曾經被命令從他們的褲襠下鑽過去。
我沒有任何反抗。就在我們家鄉不遠的地方，有人大義凜然地把地主狗崽子丟進水井裡活活淹死，不用負任何責任的。父親是老師，他知道這些事，更知道當時是一個什麼世道。有段時間我一度誤解父親，認為他太軟弱，但後來我理解了他。當時作為我們這類人，壓根兒就沒有軟弱和勇敢之分，我們根本無法和整個強權對抗。要想倖存下去，要想活著，唯一的選擇就是軟弱和屈服。
這是我小時候唯一的一次看到父親在我面前哭泣。後來我再也沒有讓他在我面前哭過，雖然我付出的代價是整個童年和一個正常人的成長環境。
一張平反證 作者 陳華
尊敬的湘鄉市委統戰部領導：
我的父親陳鶴堯，生於民國六年農曆六月一十七日，現年90歲，住潭市鎮西田村10組。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父親挺身而出，應徵抗戰入伍，上海淞滬抗戰時在國民革命軍工兵第一團團長馬崇六屬下的一個營裡任班長，多次參與對抗日寇作戰。1941年，父親在江西吉安國軍軍事學校畢業調查處軍官總隊13中隊受訓畢業。同年加入國民黨組織，黨證號：軍競字22713。這年25歲，入黨地點：吉安。軍校畢業後，任第41補訓處(處長唐光喬)第2團中尉連副。後調任部隊番號為浙江蘭嘉師管區(管區司令趙煜)第二團15連連長及蘭嘉師管區上尉附員。
父親奉令率連隊從浙江撤退至江西時，途中多次與日寇遭遇作戰，戰鬥異常慘烈。日寇前堵後追，父親率連隊與之巧妙週旋，從而基本上保住了這支國防部隊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轉戰終於到達集結目的地。民國36年，父親在南嶽第27軍軍官總隊(總隊長蔣伏生)第5大隊退役，退役證號：除丙字007552。
退役回家後務農，土改時劃為中農成分，鎮反運動時，由於民眾對父親口碑極好，才僥倖躲過了殺戮之劫。不久，父親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接受監督改造，捆綁批鬥，劫難中留一條殘命，至1984年才被摘帽。2007年5月18日父親高血壓中風幾天後住進了東山醫院，彌留之際，他總結自己的前半生，認為無愧於國家，無愧於中華民族，熱血青年時期，與日寇浴血奮戰，反而認為是「反革命」，這是極不公正的，死也不會瞑目。
彌留之日屈指可數，父親特向統戰部提出2點請求：
1、給自己的抗戰歷史平反，而不是摘帽。因為摘帽只是證明摘帽後不屬於階級敵人了，「摘帽」一詞反而認為自己的抗日曆史是屬於反革命的定性是正確的。父親打的是日寇，沒有與共產黨放過一槍，何「反」之有？難道去當漢奸反而是革命者嗎？2、生命垂危，正在搶救治療，希望能得到一定的醫療救助，哪怕是一分錢，也體現黨和政府對一個抗戰老兵的關懷。
1949年秋，國民黨軍事機構曾動員父親隨軍撤退去臺灣，父親對新政權充滿希望，毅然選擇留在家鄉。倖存的抗戰老兵屈指可數，像父新這樣的連長級以上的抗戰老兵更是寥寥無幾了，希望上級領導對父親這樣一個抗日老兵的基本人權要求給予重視解決，再莫讓他帶著傷痕纍纍的遺憾進入另一個世界。
此致
敬禮
抗日老兵陳鶴堯的兒子陳華
2007年5月25日凌晨
於東山醫院父親病床旁
5月25日，星期五，我揣著這份信件報告早早來到湘鄉市委統戰部。早20年前我就來過這個地方，那是要求為父親落實政策，同時享受生活補助待遇。當時他們的人答覆我：陳鶴堯不是起義投誠軍官，故無法得到什麼待遇。
今天，接待我的一個副部長看完報告後問：「你父親的摘帽證呢？」我說根本就沒有發下來過什麼摘帽證，只是讓人轉話，對父親說你以後不要去開鬥爭大會了，也不管制你們這些人了。我對副部長說：「當時那些極左幹部們的心態是極不平衡的。一夜之間突然不能對這些五類分子捆打批鬥了，不能當大人老子了，就是有摘帽證也不會發給他的！」副部長默然，隔一會兒突然說：「現在不是沒被管制了嗎，摘帽與平反不是一個意思嗎！」我說：「摘帽與平反絕對不是一個意思。父親對此耿耿於懷，正在病床上翹首盼望能有一個準確的答覆，我這就去回覆他老人家。」這時進來一位女性主任。副部長讓她看了報告，女主任一錘定音，說：「上面沒有明文規定，這事我們不能辦！」
父親17歲參軍，軍旅生涯12年，大部分時間從抗戰中度過。他在東山醫院住了8天7夜。有一晚他從昏迷中醒來，突然對日夜守在病床邊的我說，抗戰開始時，他隨部隊調到河北，參加了滄州戰役。那一仗打得很慘！正當我想詳細詢問滄州戰役的情況時，他又昏迷了。由於病情加重，我只好把他接回老家。6月11日19時45分，父親與世長辭。關於父親參加滄州戰役的經過，我永無向他問明白之日了。
那時我還小，只記得好多時候，睡到半夜，許多拿著步槍和梭標的民兵就闖進我家住的低矮草棚，翻箱倒櫃一陣後就喝令父親跪下，然後拿一根帶來的棕繩將他五花大綁地押走。一天放學回家，我看見父親在家中唯一的一張方飯桌上扎篾條籠子，圓錐型的，三尺多高。父親在上麵糊上報紙，拿我書包裡的毛筆寫上「歷史反革命陳鶴堯」，還在「陳鶴堯」三字上打個大×。自製的高帽子若不夠高，鬥爭時會受額外的緊索和拶打，遊行時還要遭受一些圍觀者的石擊和唾罵。父親怕人說他不老實，故把高帽子做得高高的。
我讀小學五年級時，學校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趕在一旁，給那些成份好的孩子每人發一個「毛澤東思想紅小兵」紅袖章。我委屈得嚎啕大哭，跑回家伏在土灶台上對著母親和父親傷心大哭。父親無奈地抱住我，無聲地撫摸著我的頭，只有嘆氣。又過三年，勒令我回生產隊出工，不准讀書。
父親年齡大了，每天早上和下午在隊裡放牛，上午照樣出工幹活。雙搶和晚稻收割時節，就被安排去晒谷。隊裡還有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叫劉樹仁，國軍少尉排長，抗戰時入伍，抗戰勝利時退役。兩人每天為隊裡翻晒幾千斤稻穀。晒谷坪離保管室倉庫有300米遠，清早擔出去翻晒，晚上手搖風車吹掉癟谷，再擔著一籮一籮塞進狹小的倉門裡，通常要干到晚上9之後才能回家。然而隊裡給他倆計的工分是成人的5.5折。政治的壓迫，經濟的剝削，無休止的肉體揪鬥，兩人養成逆來順受的畸型人格。父親60歲生日那天清早，去向政治指導員請假，要求休息一天，不准。父親可能認為自己60歲生日也不准假，爭辯了幾句，政治指導員竟伸手去搧他的耳光。我正在不遠處的秧田裡插秧，衝上前去擋在中間，喝道：「他今天60歲生日，你打他，老子跟你拼了！」
父親為人忠厚老實，見識頗廣，好讀史書。從父親口中，我知道了土改和鎮反運動中錯殺濫殺的許多真相。土改對地主婆女人的摧殘到了慘絕人寰的地步。1942年，國軍軍長彭鍔將軍出資買下我祖父在潭市下石灣街口的瓦屋場房地。解放時，彭軍長去了臺灣，他的親妹妹彭福來被劃為地主。冷天裡鬥爭她時，拿一個大桶盛滿水，放入幾條泥鰍，然後將她脫光身子，扔進桶裡，讓她去捉泥鰍。在一片「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中，享受著感官刺激的貧下中農們樂得哈哈大笑。父親由於是中農成份，那時還沒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我的母親避過了那場侮辱和劫難。
發殯父親那天，禮生在靈堂裡讀家奠文時，挨著我跪著的妻子小聲說膝蓋跪得生痛。我說忍忍吧，這麼一會兒也說痛，想想父親在挨批鬥時，常常一跪就是一個上午或一個晚上，而且被捆綁著，頭上頂著高帽子，胸前掛著黑牌子，可父親從沒叫過一聲痛。我說著，看著棺木前父親的遺像，眼淚忍不住往下掉。
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對父親特別憎恨，每次批鬥發言後，總要慫恿骨幹積極份子們去打父親或緊一陣繩索。那時我多次問過父母，這個人為什麼對父親這般狠，是不是有過什麼仇隙？父母怎麼也不說出來，為的是怕我惹下大禍，真說出去了，父親的命也難保了。早幾年，在我不斷追問下，父親才向我說出了事情的真相。
1944年底，日寇佔領寶慶(邵陽)後，又大規模進犯新化和安化縣藍田鎮，國軍73軍官兵奉令開赴藍田狙擊日寇。1945年1月17日中午，一路日軍來到今西田村九組的瓦曹門劉家。家中的豬牛全被鬼子、漢姦殺吃了。劉家的6歲孩童劉才方，戴著一個銀項圈。一個鬼子從他項上取下項圈，隨手扔給一個漢奸接住。這時劉才方的母親認出其中一個青年漢奸是熟人，就叫住了他。此人是西全村三組杜家屋場人，叫張祝軒，小名滿伢子。他見被人認了出來，就勢說：「二嬸子，請你告訴我堂客一聲，我和×××還要出去好些時日。」21日夜，73軍大部隊與日偽軍爆發潮音閣戰鬥。之後，漢奸隨鬼子撤進縣城湘蓮鎮。此後，張祝軒失蹤了，×××卻完好無損地活至今日，還當了幾十年的生產隊和大隊幹部，文革時成為大隊革委會副主任。
父親1946年夏從部隊退役回家，家鄉當時正在大力抓捕和懲治漢奸。湘鄉縣國民政府將黃惠臻、龍連斌、陳羅生等漢奸公審槍決。潭臺鄉鄉民代表會主席謝笏卿，鄉長易堅衷，副鄉長成炳南，見父親退役回家，要求他協助鄉政府抓抓懲治漢奸的工作或噹噹保長什麼的。父親是抗日軍人，自然對漢奸十分憎惡，×××被父親審問過多次，但他只承認被鬼子擄伕，痛哭流涕地傾訴受盡鬼子折磨，交待出在湘鄉像他這樣的人有2000多個。他家有一件鬼子的軍衣，他巧妙地躲過了父親對這件軍衣的盤詰。父親見沒抓到什麼重要證據，就再沒追究下去。
當初這些漢奸無惡不作，跟著鬼子燒殺擄掠，姦淫搶奪。1945年5月28日下午，日寇第二次進攻潭市時，18名鬼子成群地輪姦一個年青女子，有2個為日寇帶隊說湘鄉土話的「二鬼子」參與了輪姦。國民政府花大力氣緝捕這些人時，他們大都聞風潛逃了。可當解放時，這些人又跟著解放軍大搖大擺回來跟著鬥地主分田地了。一個窮字成了他們的護身符，成了大紅大紫的貧下中農。父親這些抗日軍人，此時反而成了被革命的對象，跌入人生的谷底。
湘鄉還出現過把抗日民族英雄潘才華、蔣水生槍斃的事件。潘、蔣在抗戰時殺過鬼子漢奸。這些被殺的漢奸，其子女親屬成了貧下中農，土改時便大肆報復，說潘、蔣殺他們的漢奸父親是殺害貧下中農！甚至，大漢奸頭子劉漢良被押至婁底被國民政府槍斃的事，也被他的大兒子在土改中提上議事日程，幾乎被「昭雪」。父親經常對我說，土改時，有不少漢奸、流氓地痞和無知積極份子充斥其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湘鄉的抗戰歷史幾乎是被人倒著寫的，真正的漢奸們反而大紅大紫起來。
6月11日父親去世。第二天，湘鄉市黃埔軍校同學會86歲的葉啟福會長，代表湘鄉黃埔軍校同學會，專程赴潭市送了花圈。西全村一組的王國英老人前來弔唁，看到花圈上寫的字，問我葉會長是否走了。他是一個投誠起義的少尉軍官，說現在政府每月只發給他83元的生活費，少了，想問問這方面的政策。我將他請到一個避靜處，懇求說：「王老，您對張祝軒滿伢子和×××的歷史相當熟悉，又都是不太遠的左鄰右舍，請您告訴我，×××究竟是不是漢奸？」我這一問，把王國英老人嚇了一跳，他說這人還在，爺老子千萬別惹出什麼禍來。我向他保證，我絕不會去惹他，我也沒本事惹他，我只請求您告訴我他是？還是不是！王國英老人這才說：「是順民，他和張家滿伢子是真正的順民！」
順民即為鬼子出力做事，刺探消息，或者煮飯帶路，跟著燒殺打劫者。如果穿上一身鬼子發的制服，就是二鬼子。黃泥村的舒棟材老人趕來為父親喪事當禮生，我不失時機地問了他關於順民的事。他說，張祝軒滿伢子這些人都是順民，跟著日本人走，只是具體幹了些什麼就不清楚了。
我終於明白了父親為什麼至死時還耿耿於懷，一定要當今政府為他平反才嚥得下這口惡氣。我多次勸慰父親想開點，一紙平反證有什麼用？還是少去回憶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父親越發執拗了，在東山醫院病床上，非讓我凌晨寫好報告不可。當我寫好大聲念給他聽時，父親眼裡噙著淚花，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對得住人民和老百姓。」他對我們說：「是我連累了你們的前程幾十年，但我不能這麼不清不白地死去！」
至此我算是徹底領悟了死不瞑目這個詞的真正含義。父親後面的話雖然沒有明說出來，但我知道，他想在生前弄一張平反證，在他死後讓我們告訴家鄉人，他是無辜的。同時他也想告訴那些整他、欺侮過他的人，陳鶴堯不是孬種！
幾十年來，我親眼看到父親痛哭過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共食堂時期，許多人餓死了，成批成批地餓死，絕戶絕代地餓死，潭市人餓到有幾起吃人肉的程度。我和母親差點在那場人禍災難中餓死。我親眼看著我的奶奶餓死。父親當時正被趕在棋梓橋水庫工地勞動改造，晚上他聞噩耗後請假趕回家，伏在奶奶遺體上哭得驚天動地。
第二次是1972年9月30日早上，這個日子我記得非常清楚，父親為生產隊放牛遲遲沒回家吃早飯，我只好去找他。在一個山墈邊上，父親坐在那裡失聲痛哭，我走攏去一問才明白，原來清早在放牛時，遠處山坡上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中日聯合公報》，裡面有中國宣布放棄接受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賠償的內容。父親淚流滿面地痛哭一陣後說：「我們白跟日本鬼子打了，白打了！」
這些年，我找了許多關於這方面內容的資料給父親看。中日恢復邦交那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外相大平正芳率領日本政府代表團訪問北京，準備了4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主動提出要對在中國殺死的3500萬人進行賠償。9月26日，周恩來向毛澤東請求接受這筆賠款時，毛澤東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說：「要甚麼戰爭賠款？日本人不侵略中國，我們早叫蔣介石吃掉了，我早就對日本公明黨、社會黨的朋友們講了。」過了兩天，在接見時，田中首相又表示深刻道歉，要進行戰爭賠償，毛澤東再三表示：當年日本人若不打到中國來，我們就不能坐在一起了。
毛澤東確實說了大實話。當年，蔣介石與毛澤東各自都想借日本人之手吃掉對方。電視劇《延安頌》顯示，日本人大舉進攻國民黨區域時，中共領袖們是異常興奮的。因此，無論日寇進攻哪一方，中國內部就會有一方幸災樂禍。窩裡斗的劣根性展現無遺，而在世人面前卻要裝出大義凜然的嘴臉。父親作為一個正直的軍人，他無法去幫襯什麼人的偉大戰略構想，他只知道與日本鬼子真刀實槍地幹，多殺日寇是他們的驕傲，所以父親到死也弄不清自己殺鬼子為什麼反而成為歷史反革命，殺鬼子到底錯在哪根神經上了。
在對待父親這些人的抗戰歷史問題上，我似乎讀懂了某些潛在法則。他們在抗日前線拚命殺敵，從某種意義說，是不是對那種偉大戰略構想起了不利的作用？後來在對待漢奸的問題上，似乎就可看出某種端倪。
建國後30年來，階級鬥爭越抓越嚴厲，甚至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都不放過。在湖南道縣，還對這些人實行全家毀滅屠殺，小到幾歲的兒孫，一次性地就把全家老少共7000多人捆住趕入河中和大水庫淹死，一些拒不下水的乾脆就在岸上被殺死。這種大屠殺和抓階級鬥爭，有最奇特的一點，就是對漢奸們不聞不問，從中央至地方，從沒有過要對漢奸實行階級鬥爭的一條。在對父親的無休無止的批鬥中，我家不遠處的一個鄰居劉雲林實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對我說：「當年，你父親如果不是在國民黨部隊，而是當了順民，他的前途會好得多，你們這些子女的出路也會好得多！」我反駁他說，父親雖然站錯了隊而成了反革命，連累了我們幾代人，但總比當無恥漢奸的後代好得多。
父親知道了鄰居這話，十分生氣。一天晚上，父親在地坪邊乘涼時對劉雲林說：「我的這個連隊在浙江往江西鷹潭的轉移途中與鬼子遭遇拼刺刀，一個貴州籍的兵被鬼子挑破了肚子，腸子也流出來了。衛生兵為他包紮好抬上擔架繼續轉移，鬼子在後面追。這個貴州兵為不給部隊添負擔，趁人不注意，在擔架上拿出步槍頂住下頜，腳趾挑動扳機自殺。部隊缺少醫藥，許多兵在這次轉移中患瘧疾，活活拖死在路上，我比起他們來不知幸運多少倍。至少，今天我還活著。我就不相信今生看不到還我清白的一天。跟你講，我到死也要討個清白。」
父親認為，日本政府願意給你賠償，你卻宣布放棄接受，這是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表態放棄者毛澤東如果代表他個人，那麼一個強大的中國就應該為人民作主，宣布這種表態無效，理直氣壯地要求日本政府重新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如果毛澤東者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這個國家的政府就有責任和義務對在抗日戰爭中被日寇殺死和傷害的人民進行代替賠償。
父親的這第三次痛哭更使我刻骨銘心，將會伴隨著走過我的一生。東山醫院對父親盡了最大的努力，還從湘潭請來胸腦血管專家來會診。父親畢竟年邁，非醫藥所能救。我怕父親死在醫院裡，只好將他接回老家潭市。每當從昏迷中醒來，父親就只嚷這一句：「平反呢？給我平反呢！」到了6月9日，他的這種叫嚷更加強烈起來。我和哥哥姐姐都一籌莫展。我們拿什麼去安慰父親這顆受傷的心呢！我們十分清楚，父親將會永遠帶著這種遺憾走向另一個世界。
那天我從湘鄉市統戰部出來趕回醫院，父親就迫切地追問關於平反的事。我能說什麼呢，只能說他們要研究，我們聽候通知。父親越是迫切盼望，我就越苦惱。傍晚時分，我想找幾十年的好友和我的寫作老師王柏松談談。他看了我的報告後，搖了搖頭說：「現在這些人呀，都抱著條條框框，半點自主也不敢作。就是平反，也不是一天二天能做好的。其實，人家都快死了，就是去騙一騙他也是好的。」王柏松這句話突然激發我一個念頭：我們做兒女的，為什麼不想辦法安慰一下父親的心呢，騙一騙他也是好的呀。
於是，6月10日下午，父親病榻前悲壯的一幕發生了。既然是騙人，就要裝得像。我們從20公里外的月山鎮請來兩個演花鼓戲的男演員，其中一個還扛著攝像機。我們承諾，只要演得不露餡，父親信以為真了，報酬好說。
我使勁搖醒昏迷狀態中的父親：「爹爹，你看啊，統戰部的人來看您老人家來了！」父親終於被我搖醒。這也是一種半昏迷狀態的醒，眼睛半睜半開，迷濛無光。父親的耳朵有些聾，我只好貼近他的耳朵大聲地重述了一遍。父親輕輕點了點頭，似乎聽懂了。我和哥哥把父親的上身扶起一點，墊上被子，好讓他聆聽「統戰部」領導說話。「統戰部」的人說：「老人家，我是湘鄉市委統戰部部長×××，我代表湘鄉市黨和政府來看望您老人家來了！」我又貼近父親耳朵邊，大聲地把「統戰部部長」的話重述一遍。父親的頭微微地動了一下，眼睛瞳孔裡突然有了一些光亮。
「統戰部部長」挨坐在父親的病床邊上，雙手握住父親枯瘦的右手，深情地說道：「老人家，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您緊握手中的槍，與日本鬼子舍生忘死地浴血奮戰，表現了一個中國軍人應有的愛國情懷，我們向您老人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我在父親耳朵邊大聲重述「統戰部部長」的話，父親突然「哇」的一聲大哭，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般從他瘦癟了的臉頰上滾落下來。父親這一哭，哥哥和姐姐們都跟著大聲哭起來，房間裡一片嗚嗚的哭聲。
「統戰部長」繼續說：「老人家，在極左錯誤路線時代，我們錯誤地對您實行監督管制，給您老人家的後半生造成了身心傷害，我們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並決定對您老人家實行平反，而不是摘帽。」父親聽完我大聲轉述的這些話，哇哇哭得更厲害。我也跟著哭起來。哭聲震動整個房間。我們的哭聲與父親的哭聲是大不相同的。父親是感動的哭，他將帶著這種激動的心情進入另一個世界；而我們是一種悲哀的哭，甚至是失望的哭！是我們騙了父親，時局騙了父親，歷史騙了父親！
我拿一條毛巾不時給父親擦著眼淚，忽聽得他嘴裡在說些什麼。我貼下耳朵，父親嘴裡在喃喃地說著話。我聽懂了，大意是在問「平反證，平反證」。我們一家人和「統戰部」的人面面相覷，這是我們疏忽了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統戰部部長」很是機敏，說道：「老人家，您的問題已經得到了平反，平反證很快就會發放下來，只是程序問題了。」看來，這場戲是演得成功的。晚上是我哥哥輪值守護。第二天早上我從電話裡得知，父親晚上睡得較安穩，臉上綻著一絲笑意。但到下午6點多鐘，哥哥與姐姐們打來電話，說父親快不行了，讓我火速趕去潭市。
19時10分我趕到父親身邊。父親在張著嘴喘粗氣，已不能言語，眼睛在無神地瞪著，似乎在盼望什麼。我貼在父親耳邊大聲地呼喚著。他知道我趕回來了，微微地點了兩下頭，右手拇指和食指對我亮著一個「圓」。我以為是父親想喝水。姐姐把水端來，他反而把嘴閉緊了。水拿開了，父親嘴裡一個勁地說著什麼，姐姐說：「莫不是爹爹在盼望平反證？」姐姐的話提醒了我，我知道父親此刻的心情。此時如果有什麼人能弄一個假平反證來，我們會不惜重金相買。沒辦法，我只好貼近父親耳邊大聲說：「爹爹，平反證過幾天就會發下來，您老人家放心吧，放心吧，啊。」說到這，我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19時45分，父親永遠地闔上了眼睛。一個抗日老兵就這樣走了，永遠走了。父親走時似乎沒有太大的遺憾，但給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留下的遺憾和打擊實在太大了……
父親是一個平凡而普通的人，卻是一個命大的人，僅在淞滬抗戰中右手食指指尖被鬼子的子彈擊中，留下瘸指小傷，並不影響扣動手槍的扳機。他戲謔自己，因為命苦反而命大。父親常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對得住人民和老百姓」。我只舉一例，日寇侵佔湘鄉僅一年零二個月，殺死湘鄉人民15216人，姦淫婦女1655人。當初如果沒有像我父親這樣一些人在正面戰場拚死禦敵，節節抗擊，日寇就可能提前幾年侵略到湘鄉，那麼湘鄉人民就可能被日本鬼子殺害8萬或10萬。也許，今天那些坐在辦公室的人的爺爺、奶奶或父母早就被日本鬼子殺害了或姦淫了，根本不會有他們出生和坐在辦公室裡當官做老爺了。
我曾無數次地想：如果父親當年參加的是八路軍或新四軍，今天父親該是何等燦爛輝煌？我們這些子女的前途和命運又會是怎樣的騰達！但再想想，不都是在打鬼子嗎？為什麼到死還要如此殘酷對待一個抗日老兵？我要大聲地說：我的父親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父親是一個抗戰老兵，他是我們兒女永生的驕傲！
父親的兩次婚姻 作者 陳英賢
父親陳忠欽，福建清流縣余朋鄉蛟坑村人。1947年，父親長汀師範畢業後被縣教育局委任為清流縣夢溪中心小學校長。這是方圓五六十里唯一的一所公立學校。
土改時期，我家被劃為地主。1951年春，父親被集中到永安勞動教養。在此期間，我村的地主分子陸續被槍斃五六個，祖父也差一點被槍斃。當時槍斃人手續很簡單，村公所提議，區公所批准，即可殺人。母親因承受不了家庭成分帶來的各種岐視和強迫勞動，在同村一個貧農未婚青年的離間挑撥下，與正勞教的父親離了婚。
隨後，母親與那個貧農青年結婚。很快她就後悔離婚太草率了。當時外公外婆堅決不同意母親和父親離婚，多方勸阻，甚至提出斷絕父女關係。母親因此好幾年不敢去娘家。
一年多以後，父親勞動教養結束。母親當初沒想到父親能這麼快就回來。她親自到父親和祖母面前賠禮認錯，表示若是父親能重新接納她，她願立即離婚，與父親復婚。父親拒絕了她的要求。
1954年，經人介紹，父親和我現在的繼母陳銀娥結婚。繼母原嫁芹溪村，結婚多年未生育，男方疑其不能生育，要求離婚。當時介紹人就對祖母、父親聲明：陳銀娥可能不會生育，要有思想準備，不要以後責怪、後悔。
父親認為子女是命中注定，何況身邊已有一個兒子，即便不生育也無所謂。繼母是窮苦家庭出身，雖然身材瘦小，但身體結實，吃苦耐勞。她雖沒讀過書，但精靈賢慧，通情達理，尊老愛幼，勤儉持家，全家老少因此相處和睦。
祖父是鄉里聞名的老中醫，尤其擅長兒科和婦科。繼母到我家後，經過祖父幾個月的調治，身體漸漸轉入正常，沒多久就懷孕了。此後相繼生了三女二男。
1955年，繼母的前夫控告父親挑撥婚姻。厄運再一次降臨在父親身上。那天晚上，我們家正吃晚飯，村道上連連響起敲鑼聲，通知村民晚上要開鬥爭大會。
不一會兒，我家門口出現了兩個背著步槍的民兵，通知父親立即去開大會。父親請求吃完飯再去，來人不允，只得放下碗筷，在兩個民兵一前一後押送下前往會場接受鬥爭。父親被鬥了一夜，關在村部，第二天押送沙蕪區公所。父親含冤受屈被判三年徒刑。
事實上，繼母是與前夫離婚很久才由熟人介紹與父親結婚的。可是人家是貧農，父親是地主，一告就贏。
1958年5月，父親刑滿釋放回家。勞改期間，父親自學一些醫療知識，當上了勞改場的衛生員。獲釋的第二年，蛟坑流行麻疹，大隊一時找不到合適的醫生，就調他到大隊保健站，負責全大隊的醫療保健工作，後又調往余朋公社衛生院和東坑保健站共工作。父親對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對農民百姓格外關愛，深得廣大群眾的讚譽。
文革開始，階級鬥爭的矛頭再次指向父親。1967年5月，父親被開除公職，回蛟坑種田，接受改造。東坑群眾得知父親要離職，百餘人聯名上書，要求父親留職，但無濟於事。
1968年夏，父親被公社拘捕關押，擬定次日召開大會批鬥他。當晚，父親從關押的房間破窗逃出。1971年春，隱藏地點被發現，父親被抓捕，再陷囹圄。父親只是畏懼殘酷批鬥才出逃的，出逃期間也未乾任何壞事，縣執法部門無法定罪，一直無限期拘留他，直到1974年才無罪釋放回家。
1981年父親恢復公職，重回余朋衛生院工作。1984年2月下旬在縣城開會時，突發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辭世，年僅58歲。
父親王藥雨 作者 王譽虎
父親王藥雨，1904年生於天津桃源沽，國人熟知的小兒金丹片、牛黃解毒片、銀翹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氣水等家庭常備中成藥的研製發明人。爺爺是中醫。父親自幼跟爺爺學醫，後經人推薦，入南開大學任職，並半工半讀選學中醫藥，曾隨美國植物考察團在中國境內考察中草藥物的分布情況。1928年又師從中醫學泰斗張錫純。張是中西醫學匯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醫結合，有巨著《醫學折衷參西錄》行世，曾列名當時的中國四大名醫。其間，父親還結識了北京名醫孔伯華、施今墨等國手。
1930年，父親應恩師孔伯華之邀，到北京北國醫學院任教，1932年轉入施今墨的華北國醫學院任教，主講《傷寒論》，同時主編《明日醫藥》雜誌。該雜誌力倡中西醫結合，名噪一時，影響海內外。抗戰爆發，國府遷都重慶，父親到陪都羅家壩籌辦藥廠，專門研製中成藥。其中健胃靈最為成功，深受軍民好評。不久，藥廠成為日本飛機攻擊的目標，被炸彈夷為平地。父親一身是債，跑到昆明去當坐堂郎中。雲南是中國最大的中草藥生產地和集散地，父親研製的許多著名中成藥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1954年，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請施今墨主持組建中國中醫研究院，父親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親自批條，在安定門內前肖家胡同三號撥出三間北房，作為父親的住宅。
父親無論何時都注重儀錶，中式上衣配西褲革履，手拎一根文明棍，頗有紳士風度。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內和小朋友玩彈球，父親腋下夾著一卷草黃色宣紙向我走來，說道：「虎兒，快回家幫我做點事！」回到家中，父親把宣紙攤在桌上，備好筆墨，吩咐說：「替你老爸寫份大字報。」父親書法極好，一手飄逸的行草近似於右任。他自已為什麼不寫？我有些納悶兒。十多年後我才知道那張大字報的背景。反右來了，單位領導要父親給共產黨提意見，父親一言不發，一字未寫。黨委書記因此找到父親談話。由於擔心落下抵制運動的罪名，父親無奈之下決定寫一篇自以為萬無一失的大字報：先歌頌黨的中西醫結合的政策，後建議主管業務的領導選拔多少懂點醫學知識或學歷高一些的人來學習中醫。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父親的大字報被指控為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惡毒攻擊共產黨外行領導內行。年底，父親被打成中右，降三級，發配至青海省人民醫院當醫生。父親所在的農工民主黨也馬上開除了父親的黨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親臨終前，又接到該黨恢復其黨籍的書面通知。
父親醫術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譽為神醫。1960年大飢荒，青海少數民族牧區肝炎、黃膽病、浮腫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書記劉瀾濤授意青海省委書記高鋒進行調查，任務落實到省人民醫院。院黨委書記李子彬挂帥，父親王藥雨為考察團技術顧問，一行幾十人迅速奔赴牧區。
半月之後，考察結束（1961年電影新聞記錄片有報導）。李子彬讓父親執筆寫考察報告，要如實呈報，不迴避飢餓造成死亡的事實。父親不從，堅持從純醫學角度就事論事，力避使用「飢餓所致」之類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為不滿，大談共產黨人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無私無畏，敢說敢為。父親無奈之下說出自己的心裏話：「李書記，我為什麼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黨委書記，你比我更清楚反右鬥爭。我吸取教訓了，不想再犯錯誤。」李子彬書記妥協了，決定同時寫兩份考察報告。一份由他本人執筆，直來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飢餓，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飢餓。父親的那份報告則諱莫如深，只說百姓缺乏營養，全篇不見「飢餓」二字。報告轉呈到蘭州時，兩位來此採訪的《人民日報》記者看到了，將其捅到北京。
此時正當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各地大批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各單位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留黨查看，貶至黑龍江雙鴨山礦務局當總務處長。父親則因報告避重就輕耍滑頭，得到新任省委書記的賞識和表揚。在舉家遷往東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親到家中吃晚飯。倆人邊喝酒邊傾談，李子彬說：「王醫生，看來我們共產黨是不讓人講真話了！你說真話成了右派份子，我說真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唉，今後誰還敢講真話？這樣下去，我們的黨、我們的囯家如何得了喲！」父親不接話茬，只是說：「李書記，我們今天只喝酒，不談時事。」從此，一個黨委書記和一個右派知識份子成為終生的莫逆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