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亡地探訪 作者 張曼青
父親張維良因托派案於1952年12月22日夜全國統一肅托時在重慶被捕。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的判決書上說：40年代初他曾經是重慶托派最高組織的領導人和托派中央臨時組委會組委。被捕後他先被關押在重慶歌樂山松山勞改隊，1957年被轉往重慶南岸孫家花園監獄，後一直沒有音訊。1960年母親寫信去孫家花園監獄打聽，獄方告知去西昌勞改科查詢。後經查詢，收到短短數字的答覆：「查張犯維良已於58年3月22日病亡。西昌勞改科。」
父親為什麼由重慶轉押西昌不到半年就因病去世，我們心中一直是個疑團。但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接一個政治運動，我們不敢，也不可能，去查清真實原因和具體情況。改革開放後，托派問題也一直是個禁區。這樣一拖就是近五十年。最近學術界對陳獨秀有了一個較為公正和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共中央對陳獨秀的學術研究也有所鬆動，我們才有可能去弄清這個問題。
2006年10月9日，我與哥哥張曼平由重慶啟程，經成都到西昌，去瞭解父親真正的死因和安葬地。次日早晨六點多，火車到達西昌。劉志超叔叔在所住小區大門口等我們。1958年劉叔叔離渝時我見過他一面，雖幾十年沒見，卻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十分親切。劉叔叔四十年代與我父親在一起工作，後同因托派案於1952年12月被捕，判刑5年，在重慶服刑，1957年刑滿後在西昌勞改科所屬的一個監獄工廠就業。
第二天由劉叔叔的女婿(其父母是當時西昌勞改局的領導，他本人從小在勞改局家屬區長大)帶我們到了現在涼山彞族自治州監獄管理局（過去的西昌勞改科），找到他過去的鄰居，現任監獄管理局辦公室主任的李曉曦女士。李女士已經50多歲了，她告訴我們，那裡只有當時監獄勞改人員的簡略檔案（包含姓名、出生年月、籍貫、從何地轉來、轉來時間、關押地點和備註等欄目），類似花名冊，可以試試看能否找到張維良的資料。
在檔案室，李女士很快找出那個名冊，按姓氏排序。從張姓關押人員中找到了父親張維良的名字，欄目所記內容與上述西昌勞改科回信所寫內容大致相同，即1958年3月22日病死。檔案也提供一些新的消息：比如，他是1957年9月25日轉押西昌的，關押地為會理縣通安銅礦勞改隊。
通安銅礦離會理縣城100多里，距西昌更有300多里，交通十分不便，與雲南接壤。當地確曾有一個銅礦，至今通安還有個叫銅廠的轄區。1958年時，那裡人跡罕至，十分荒涼。在那荒山僻野中，即使無人看守，任何犯人都難逃出。檔案上記載，父親就是在通安銅礦勞改隊病逝的。
就名冊看來，凡關押在西昌各監獄的人員，不論是政治犯（反革命犯）還是刑事犯，通通按姓氏列在一起。可以想見，政治犯和刑事犯關押在一起，無任何區別，一律監督勞改。父親當時年已43歲，身體不十分好，在那種惡劣氣候和勞動強度下，難免得病，得了病也得不到任何治療，命喪西昌是必然的。
李女士說，文革結束後，常有犯人家屬來查找其親屬的下落。「你們為啥不早些來？」如果再晚一二年來，她退了休，這些檔案由誰保管就不好說了。她也不是專管這些檔案的，只是出於責任心代為保管。我們十分感激她，也慶幸我們來得為時未晚。我們何嘗不想早點來查找父親的檔案啊！
我們問李女士現在通安是否能找到父親的遺物或安葬地，她說通安銅礦勞改隊早已撤消，工作人員都分配到其他地方。當時對犯人死後的安葬只是挖一個坑，將屍體放進去用土埋了就行，不做任何標記，所以我們即使去通安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蹤跡。我想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父親也只能得到如此的「安葬」了。
看來我們的尋訪也只能到此結束了。此後兩天，與劉志超叔叔交談，他介紹了不少父親早年的情況，使我們得以瞭解父親生前不為我們兒女所知的一些事情。這次西昌之行總算沒有白來。
補白：父母大約1961年結婚。母親對自己的婚姻十分不情願，因為父親家是富農。母親當年17歲，家庭成分是上中農，當然可以笑傲父親家了。但是這樁婚事我外婆做主，母親一點辦法沒有。母親表達反抗的方式就是好幾年不跟外婆講話，甚至有了我姐姐後，也還不搭理外婆。 蛾子
補白：父親說，有一次上語文課，老師命題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同學們的理想五花八門，科學家、軍人、警察、工人……，應有盡有，就是沒有農民。作為富農子弟的父親，不敢寫出自己的真實理想。一旦寫出，會被批為痴心妄想，或圖謀不軌。村裡有個與父親同齡的黑五類子弟，叫某某龍，被批為妄想登基坐殿，被責令改名為某某改。父親違心地寫下作文，說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農民。老師予以表揚，說他不浮躁，不好高鶩。
父親替我寫作文 作者 胡言
我最不怕寫作文。然而，有一類作文卻讓我非常害怕，甚至感到恐懼，就是「我的家史」。其實這類題目非常普通，不存在寫作難度。但在文革荒誕的歲月，這類作文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的寫作套路大致如下：我出身於一個貧苦農民或工人家庭，解放前全家人受地主或資本家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1949年，春雷一聲震天響，來了救星共產黨，我家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這種寫作模式對於我這樣一個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學生來說，顯然是不適宜的。那一次寒假作業，老師就佈置了命題作文「我的家史」。假期結束後，我去學校報到，班主任老師將我拒之門外，原因是那篇作文我沒有完成。當我沮喪地回到家裡時，父親已經從我同學口中得知因沒完成作文我未能履行報到。父親以為我懶惰，要我補寫，我沒有從命。憤怒的父親順手操起一根鐵棍向我打來，我只得說我不會寫。父親問我什麼題目，我難以啟齒，因為這該死的題目將會使我和父親都陷入一種非常尷尬和恥辱的境地。
不知情的父親仍以為我懶惰，繼續操起鐵棍向我打來。暴力之下，我終於吞吞吐吐地說出了題目。父親聽後倒是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並責罵我為什麼不早點告訴他。父親鋪開紙筆，替我捉刀寫了起來。寫完後叫我自己謄好，第二天交給老師。
看了父親寫的作文，我心裏很不滿意，因為文章中只是對家庭成員的工作和學習情況作了流水帳式的介紹，1949年前的家庭狀況則隻字不提。這顯然不符合此類命題作文「政治正確」的要求，可父親也只能這樣寫了。我違心地答應了父親，將文章謄好收進了書包。
第二天去學校的路上，我將父親替我寫好的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作文撕成了碎片。到校後，我仍被班主任拒之門外。當時正值早春二月，我站在教室外面感到異常寒冷、孤獨。聽到從教室裡傳來同學們朗朗的讀書聲，我忍不住偷偷哭了起來。
一位中年女老師目睹此景，從我的班主任那裡瞭解情況後，走過來像母親一樣地把我摟在懷裡，輕輕地對我說：「**同學，你就寫雷鋒叔叔的家史吧！」她還囑咐我不要耽誤了上課，並幫我辦了交費和領新課本的手續。辦了這些手續，就意謂著報名成功，我終於如釋重負地走進了教室。至於那篇該死的作文，我最終還是沒寫。
當時那位班主任的做法，實際是那種陰暗年代的陰暗心理在作怪。他是在故意作弄學生，故意傷害一個兒童的心靈。那位女老師在那樣的年代做出那樣的舉止，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和正義感的。這種勇氣和正義感，正是人性光輝的閃爍。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這種人性的光輝彌足珍貴，令人感動。直到今天，每當回想起那位女老師把我摟在懷裡的情景，我的心裏仍然感到一陣暖意。
父親章乃器 作者 章立凡
我母親當時跟我父親（章乃器）已經分居了。父親是民建副主委，也是工商聯的副主委。這兩個組織來找我母親談話，要她揭發他。我那時在幼兒園，有一天我母親來接我，要我去參加一個會，並教我一些話，到會上去說。會上，前面有很多人講話，都是父親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發他。我父親本人沒有到場。輪到我講話，講的大意是：右派份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父親，但是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全場熱烈鼓掌，還有人跟我熱烈握手。
上小學的時候，想進少先隊，我好像比別人慢一二年才進去。那時大家都希望肩上有個一道槓、兩道槓、三道槓，當個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我進了少先隊一直就是隊員。
我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毛澤東的話是絕對接受和服從的。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親有錯。既然他錯了，那麼大家就都可以來批判他。那時社會有一種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聽黨的話。這種東西，不管是宣傳教育，還是潛移默化，對於一個兒童來講，他是認同的。
學校開家長會，班主任老師跟我媽談家裡的情況。我媽這個人沒什麼自我保護意識，她就說了我父親是誰。從此以後，老師就對我比較注意。我那時喜歡記點日記，愛好古典文學，也作一點詩詞。後來這些東西都被翻出來了，交給老師，然後組織批判會。我不服，跟老師頂撞。後來這個老師跟我透露說：「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領導要整你。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把你作為一個樣板——這是右派的兒子，他的思想狀況是這樣的。」
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有一天，那個老師說：「你不是愛看書嘛，你把你看過的書開個書單給我。我們現在搞教學，很想研究一下學生都看過什麼書。」我呢老老實實開了一個很長的單子。過後不久就發生批判我的事。後來我很厭學，成績下降，還留級了。我那時已經知道我沒前途了，學跟不學一個樣。我父親還是希望我能上大學。我那時比他先知先覺，我知道我沒戲。我跟這套講階級路線的教育體制格格不入。
父親那時已經開始跟我講一些事情，對時局有很多批評，有時候說得還比較厲害。我提醒他說：「您別這麼說。咱們這兒是不是安全啊？」那時讀了斯特朗寫的《斯大林時代》，我就老認為我們家隔牆有耳，或者牆上就有耳。但是我父親卻說：「我不怕。我的話到大街上也可以說。誰願意聽誰就聽。」
七千人大會前後，統戰政策有點鬆動，知識份子政策也有點鬆動。父親對1957年給他扣上右派帽子不服，好像在政協提了兩個提案，說他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實的，要求重新審查。1963年吧，那天我上學，班上有報紙，上頭有一條消息，說全國政協常委會開會通過決議，撤銷右派份子章乃器的政協委員職務。那時候小學同學還不太懂事，但是他們那看我的眼神就不太對了。我趕緊回家。後來父親特別跟我講一句：「我不會有事的。」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是「我不會自殺的」。
記得文革抄家那天是8月23還是24號。一路上就覺得清華園的氣氛特別不對，已經開始有打人的了。清華二校門已被推倒，所有的校領導，什麼何東昌啊，錢偉長、黃萬里這些人，都被趕到那兒搬磚頭。我覺得我們家要出事，就給我父親打了個電話。父親說有人來貼大字報，你留在學校，不要回來。回到宿舍一看，我的蚊帳什麼的都被撕了，鋪蓋也被搗毀了。一張大字報墨跡未乾，什麼「資產階級狗崽子滾蛋，快滾蛋！」完了，馬上就來臨了。我當時在學校講了很多對文革的看法，同學就揭發我，然後對我實行專政，把我打成反革命，判了13年。我一共坐了9年半，1978年底放出來。
我心裏曾經埋怨過父親，都怪你們倆當初結合，才有了我，但是我無處訴這個怨。出身不能選擇，誰讓你投胎到這兒呢。一旦你的父親被定為右派，那你就也是賤民。這個就是一種姓制度。地富反壞，它就是種姓。但是我更清楚，是這個制度使我這個無辜的右派兒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傷害。
杭州王其偉先生來信：
非常驚喜《黑五類憶舊》期刊出版。我是黑五類子女，因為父兄都曾是右派份子，父親還戴過歷史反革命帽子。我們都經歷過受盡屈辱的歲月，直到現在還有揮之不去的影響，看來這一輩子都擺脫不了這個烙印了。一言難盡啊！你們做了一件大好事，黑五類子女要感謝你們，那些倖存的黑五類分子和多數已經上了天國的黑五類亡靈都要感謝你們！
父親是這樣死的 作者 周祖德
1955年8月22日是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一天。那天早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工兵教授會派人告訴母親，父親凌晨自殺身亡。教授會協理員見到我們孤兒寡母，毫不客氣地說：「周價在肅反運動中，在‘沒有說清楚’的情況下，於今日凌晨突然自殺，屬於現行反革命。」
回到家，年僅15週歲的我六神無主，去找同住一個大院的南京九中團委副書記周合群談心。他比我大三週歲。他說：「你剛剛於6月22日通過南京一中團支部審查，現在正值團委的考察期。此事一定要向組織如實匯報，並要表明與父親劃清界限。」
8月23日，我陪同母親前往鼓樓萬國殯儀館，和父親見了最後一面。8月24日，父親殯出，葬南京卡子門外養回紅村公墓。過了兩天，我專程到南京一中，找到團委委員、原初三班主任張鴻愷老師，在學校中心花園，向他如實匯報了父親死亡的事，以及我與父親劃清界限的態度。
從此以後，我背上了現行反革命家屬這個十分沈重的家庭出身包袱。1956年1月20日，南京一中團委批准我入團。後來轉學到杭州一中，要求轉團員關係時，南京一中團委卻拒絕給我轉。1958年在杭州一中讀高三時，被迫輟學，下鄉參加農業生產。1959年在海寧許村公社教書時，受到全鄉批判，被插上白旗。1965年在杭州市民辦求是初中當教師時，再次申請入團。儘管工作出色，仍然遭到杭州市上城區團委否決。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險些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1969年杭州城裡出現現反標語，當局率先查我當天晚上在哪裡。1979年在校辦農場勞動改造時，全家分居兩地的三口人只有40元工資，身上無一件衣褲沒有補丁。直到1989年，我才還清我們所借的外債。
1987年4月，藉助我在杭州市教科所的一個課題經費（100元），終於在離開南京31年之後重新回到南京，到養回紅村小山坡上找到父親墳地。那裡早已沒有墓地，墳墓的位置成了人們掃祭的道路。隨後我去拜訪父親的老同學、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工兵教授會同事、南京軍區退休幹部郭志烈伯伯，抗日戰爭時期工兵監同事、解放後南京華東軍政大學同事、南京市當時的政協委員（黃埔同學會會員）、南京市動力專科學校退休教師黃鳳丹叔叔，才知道父親去世前的一些事情。
當時，我父親事實上已經把問題「說清楚」了，教授會領導也準備要父親於8月24日去上課，值班的黨員已知道我父親無事了，就放鬆了警惕。在看管交接班時，後一名接班的黨員看管尚未到來，前一個已提前離開隔離審查室。此時我父親對上述事情毫不知情，以為問題永遠說不清了，於是乘此空當，悄悄走出隔離審查室，走向軍事學院東門的水池。水深只有80厘米，他面朝著水，直撲下去，硬是把自己悶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