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倡議書 作者 康國雄
我的父親康心如是原美豐銀行的總經理。抗戰時期，重慶成立臨時參議會，蔣公介石欽定他為陪都參議會議長。連任兩屆共八年。1949年他留在大陸。1950年4月美豐銀行被迫停業。1956年美豐銀行投資的90多家單位全部公私合營。1957年父親被劃為右派。
中國的民族資本家起始於清末，從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起家、發展直到滅亡，民族資本家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血淚的一生，為中華民族做出偉大貢獻的一生。可是1949年以後，他們卻逐漸被變成一個敵對階級。五十年代，大陸大大小小的資本家都被迫接受了所謂的「贖買政策」，把自己的企業變成了公私合營企業。當時全國所有的私有資產被假定為共22億人民幣，國家每年按5%付給他們「定息」，就這樣他們把自己的產業交給了政府。據說22億這個數字還不到全國實際資產的十分之一。這個「定息」他們僅領了十年（從1956年到1966年）就被政府廢止了。也就是說，他們僅領了這22億的一半。
當年的資本家，現在大多已作古。四九年以後，他們在低人一等的狀態中度過了自己的後半生或餘生。我們這些子孫也在低人一等中度過了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我們父輩對人民做出的貢獻，如今淹沒無聞，這是很不公平的。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出臺了，承認了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因而我倡議我們這些民族資產階級的後代，應該弘揚父輩或祖輩為這個民族發展所做的貢獻，還歷史一個公道，也應該為歷史遺留的一些問題討回一個公道。現在我們雖然也老了，但我們仍然有義務讓父輩、祖輩的事跡流芳千古！讓他們遭遇的冤抑得到伸張！
牛歌王 作者 許文舟
父親是村裡一個普普通通的扶犁手，一生跟在牛後面唱牛歌。父親十三歲差六個月就學犁田種地了。那時候，爺爺病多，小小年紀的父親看到別家種下的種子已經發芽，而自己家還沒有把種子播下，急得直哭。光哭沒用，父親把念了三課的國文課本交給老先生，回家學做起農活兒。
我家的兩頭大黃牛力大無比，村子裡最強悍的男人也拿它們沒有辦法。第一次下田，兩頭不聽話的牛像玩皮的小孩，一會兒鑽進別人的玉米林，一會兒在樹叢中撒野。十三歲的父親肩上扛著三十多公斤的犁，手裡還牽著比他小五歲的妹妹，又要追趕牛，又要照顧妹妹，難為得要死。上犁時，牛不攏扛，村裡的人都來圍，還是圍不過那兩頭牛。有人建議父親狠狠抽打它們，用牛鞭迫使它們就範。可是越打越犟，根本無法讓他們上扛就犁。一整天都沒有犁成地，父親累成個泥人。晚上餵牛時，父親發現兩頭牛的身上傷痕纍纍，心軟了，也心疼了。他用手摸摸自己被碎石劃傷的腳，又摸摸牛身上的傷痕，摸著摸著竟哭了。
正在嚼著稻草的牛把頭偏過來，看看蹲在他們身後大顆大顆掉淚的父親，稻草也不嚼了，瞳孔裡溢出細細的淚水。第二天，兩頭讓村子裡的壯漢們都傷透腦筋的牛，好像改變了。父親叫它們上扛，它們就乖乖上扛。拉起犁來，不僅捨得出力，而且還順著犁溝走。父親高興得唱起牛歌，牛走得更穩了。一天下來，別人犁出三分地，父親卻能犁出半畝。
父親把犟牛教得服服貼貼的消息傳開了，父親會唱牛歌而且唱得牛與人都流眼淚的消息也傳開了。父親的牛歌其實都是一個調，裡面填充的唱詞卻千變萬化。他唱牛的辛苦，唱農事的艱辛，唱家裡揭不開鍋的苦日子，唱地裡的莊稼與山上的愛情。父親的歌不僅教乖了一頭頭犟牛，還把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娶到貧窮的小屋。父親的牛歌的動人之處，在於他能把日常生活瑣事通過牛歌反映出來。爺爺唱過地方戲，也許父親遺傳了爺爺的天份吧。父親吃苦蕎，吃野菜，喉嚨磁性十足，隨便一哼就是歌。
無詞的小曲連接著牛和父親，他們相互依存，生活在瀾滄江邊那個小山村。
文化大革命那幾年，唱牛歌也得讓生產隊長審定內容，否則可能成為反革命。有一次，生產隊讓父親到山上看苦蕎。到了山上，喉嚨痒痒的，父親想，反正只自己一個人，就隨便唱了兩首。不料有人聽到了，報告給生產隊長。這下慘了！隊幹部上線上崗，說父親唱黃色歌曲破壞生產，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這一戴就是三年。三年裡，父親沉默著，不讓在喉嚨裡發痒的牛歌出口。只是夜裡家人睡下時，他才在火塘邊哼哼，聲音極小，只有在松明火下縫補的母親能聽見。
有一天，住村工作隊長不知從哪裡得知我父親牛歌唱得好，找上門來。父親急得直跺腳：「他媽的！誰到公社告我了？」父親木吶地坐在工作隊長面前，小心聽著隊長的形勢報告。父親最終聽明白了，原來工作隊長是想讓父親上省城為黨的代表大會召開獻歌。父親一下放鬆了許多，畢竟還是顧慮重重。公社派專人來修改歌詞，又在曲調上作了一些潤色加工。
臨出發前總要彩排一下，可是父親一聽到樂器響就慌手腳，一個詞兒也唱不出來。他心懷歉意地對公社領導說：「我只會自己哼哼，一有樂器吵鬧就亂了方寸，還是讓我一個人唱吧。」是啊，父親的聽眾一向是那個叫「平路」的小山村，那依山傍水的田園，那一生耕耘著紅土地的老牛，那與他同樣命運的父老鄉親。公社領導答應了，建議上面考慮取銷合樂這一環。起程時，村裡老老小小都聚集在我家，為父親激動，為父親鼓勁，為我們一家人能有父親的優美歌聲而感到無比的驕傲。
父親的牛歌居然在省城獲了大獎，給他的獎品是全鋼鋤頭一把，全鋼犁頭一個。公社書記親自來到家中表示祝賀，並把公社宣傳隊的工作機會給了父親。然而父親的聽眾永遠是勞作著的人民，只有在辛勤勞作著的人和牛面前，他才能找到興致，找到唱歌的感覺。父親到公社後，最後還是被辭退回來了，因為他怕樂器聲，怕普通話，怕湊熱鬧的鑼鼓，一聽到這些就失聲，無法在公宣隊工作。
父親的牛歌從十三歲唱到六十三歲，從大集體唱到包產到戶，又唱到土地私人承包。即使那頂反革命帽子戴在頭上，他還是沒有停止歌唱，只不過是在心裏唱罷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唱著牛歌心裏好自在。」
可是當父親足足唱滿五十年時，一場小小的感冒卻封住了他的喉嚨。他想唱卻唱不出來，連說話也說不出來了。他不急。可能是感冒作怪，他平生第一次吃了兩粒克感敏，以為就沒事了。直到感覺喉嚨好像卡著異物時，他才用盡力氣對母親說：「我可能唱不成牛曲了，娃娃家媽幫我看看，我喉嗓子裡可能卡著一團東西。」母親聽懂了父親的話，叫父親張開嘴。母親驚呆：「真是的，嗓子裡有一個大瘡！」父親有條不紊地安排完農活，才進城來到我家。我沒想到會那麼嚴重，帶他到縣醫院檢查，竟是喉癌晚期！儘管沒有告訴父親病情，儘管我裝得若無其事，但透過滿溢在我臉上的憂傷，父親還是看到了自己為期不遠的人生終點。他還是按部就班買他犁地用的犁頭，砍伐用的大刀，還用嘴努力地說著自己想唱牛歌的心願。
接到母親的信，我回到家。父親表面上看還與扶犁下田時一樣精神，只是說話再也不能擠出一點點聲音。從父親艱難的嘴形裡，我知道父親不想就這麼離開與他一起勞作的耕牛，不想離開聽著他牛歌長大的兒女，不想離開他歌唱了一輩子的土地。但是現代醫術沒有回天之力，我們一家人沒能把父親拉過六十四歲的門檻。
就在父親要走的前一天，一家人圍繞他的墓地位置爭論不已。人們說，為病重的人打理棺材，或商量下葬的地方，可能扭轉病情，但是無論我們如何談死談活，還是沒能阻止父親身上癌細胞的腳步。父親聽說我們在談他的墓地問題，來到我們面前，用顫動不已的手寫了一段話：「你們都不要爭扯了，我死後你們就把我埋在我學犁田做活的村子邊，隨便一個地方都行，不要佔了糧食地。只要是在我唱過牛歌的地方，我的靈魂都會找到天堂。」
補白：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個下午，只見同學們紛紛往學校門外跑去，我也好奇地跟著跑出校門來到大街上。我從人群外鑽到裡面，只見一隊戴著高帽子、敲著鑼鼓、自報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過來。我往前湊了湊，忽然看見一個戴著黃邊眼鏡的牛鬼抬起頭朝我看了一眼。這一看不要緊，我驚得差點叫出聲來，他竟是我親愛的爸爸。
快初中畢業時，我隨父親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農村。到了這裡我才知道，農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們一樣不許入團、入黨、參軍、招工之外，處境竟和他們的地主富農的祖輩完全一樣，天天挨批，「磨子不轉打驢子，生產不上斗分子」。沒有了地富分子的村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鬥爭對象。有一個地主的兒子，解放時才是個15歲的中學生。由於他父母解放後早早去世，村裡少了鬥爭對象，抓革命促生產時，他就頭上頂著高帽子，脖上掛著地主分子牌子，彎著腰供貧下中農唾沫飛濺地謾罵批判。鬥爭他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竟然是他中學的一個同桌，而該同桌那時之所以能上學，還多虧那個死了的老地主的慷慨資助。這個地主的兒子一直打光棍，40歲剛過的人背已駝了，眼神呆滯無光，臉上的皺紋看上去足有60多歲，每天低著頭干隊裡最髒最累的活。 趙旭
父親被鎮反 作者 姚治邦
解放後一個月，南匯縣成立了治安委員會，並開展了剿匪肅特的鬥爭。一九四九年底，南匯縣泥城地區首先召開公審大會，處決了徐月英、嚴根發。第二年八月，奉賢縣處決了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縣處決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匯縣結合土地改革，對全縣反革命分子進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掀起本縣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序幕。第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南匯縣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再一次掀起了集中搜捕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新高潮。至五月，共搜捕惡霸、地主、土匪、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名。短短几個月內，南匯縣共處決了反革命分子好幾百人。
周浦鎮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就處決了反革命分子多達四十多人。第一個被公審的反革命分子是王伯祥。處決王伯祥之前，政府教老百姓唱一首歌，其中唱道「王伯祥，害人精」。第二批處決的反革命分子有七人。第三批處決了十七人。聽說有個叫翁必先的人，臨處決前竟然高喊「蔣介石萬歲！」
鎮反的風聲越來越緊，我家熟悉的許多人被抓了起來，全縣每個集鎮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槍斃人。父親在十年前曾當過幾個月的鄉長，會不會被政府抓進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父親出去避避風頭。父親說：「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政府是瞭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產黨的。再說，我有幾個年紀很小的兒子，這麼一大家子人，我不能走。」這年春節，母親挺著大肚子忙著置辦年貨，全家過了最後一個團圓年。
農曆正月二十九，母親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就在母親生下小弟弟後的第三天晚上，厄運降臨到我家。父親被通知去「開會」，就再也沒有回來。父親抓進去的當晚，母親知道情況不妙，為了今後的生活，在隔壁本家處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來抄家，沒收了店裡的全部大米、一輛自行車、一臺收音機及部分家產，還查封了兩間開店的房子。個別人還冒充政府人員多次來我家，把一些值錢的傢俱、服裝、財產全部抄走。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是我們一家大難臨頭的日子。這一天中午，家門口發生的一件事讓我覺得很奇怪。在我家南面二十米處的小橋邊，放了一條長凳。兩個陌生人坐在上面，一直緊盯著我家門口張望。我走過小橋回家時，他們指著我的背嘰裡咕嚕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話。我實在聯想不到父親今天將要被處決，坐在長凳上的人竟是專門負責監視我家的。
這天下午，政府在周浦鎮學校的大操場上召開公審大會，參加的群眾有數千名，包括父親在內的十一名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執行集體槍決。據參加公審大會的熟人對我們講，父親在被槍決前竟然在刑場上聲嘶力竭地大喊三聲：「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父親的慘叫聲響徹整個刑場，引起場內一片喧嘩。為此，臨刑前的父親挨了不少槍托。
父親死後的第二天，好心的鄉親幫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搖了一條船，母親帶著我們三個大的孩子去收父親的屍體。在大操場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綁的父親背著臉倒在血泊中。人們費了很大的勁，才慢慢地解散綁在他身上的繩索。父親被翻過身來，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紅了。父親臉色蠟黃，但兩個驚恐的眼睛睜開著，彷彿在向人們吶喊和傾訴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見母親流著眼淚，一面喃喃地說「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會帶大的」，一面用手指輕輕地把父親的眼皮往下抹。父親的雙眼合上了。鄰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親背上皮膚雪白，有一個槍洞。家人用布把槍洞塞住。父親腳上的鞋子是三弟幫助穿上的。
眾人讓大哥和我捧著父親的頭和腳，共同把父親的身子抬放到棺材裡，放上蓋，釘上釘子，然後將棺材抬上船，直接送往離家三里地的姚家墳地。挖了個坑，把棺材安放下去並蓋上土，草草安葬了，我們又坐船回到家。
祖母在家裡擺起了香案，燒了一個星期的香。祖母對父親的死極度悲傷，天天晚上又哭又訴，哭訴兒子的冤枉，哭訴她的過去。政府派有便衣在我家門口，監視全家人的一舉一動。他們聽到祖母的哭聲，就會狠敲我家的門，並惡聲狠氣地進行恐嚇。祖母聽到敲門聲，嚇得不敢哭出聲來。這一年，我十一歲。
父親死後不久，政府派人送來一張判決書，上面寫道：姚國璋，於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陳水關橋當過七個月的偽鄉長，為敵偽政權服務，與人民為敵，淪為漢奸。任職期間，勾結敵偽區長郭正章、偽巡警李松文，欺壓百姓，魚肉人民。有一農民向地主交租時，因訛他少交兩升租米，爭執到鄉里，被鄉長姚國璋罰判補交六斗大米。姚國璋還仗勢欺人，敲詐農民顧六明，後顧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幾條第幾款，判決姚國璋死刑，執行槍決，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這份從右到左的豎行書寫的判決書很簡單，只是十六開大小的單頁油印紙，全文不足三百字。判決書上所列出的罪錯，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爭執。母親哭著對我們說：「絕對沒有敲詐顧六明這個事。政府實在是冤狂了好人啊！老天爺呀，你太不公了！」從判決書的內容看，父親一無血債，二無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該殺」之列。這張判決書一直被我保存到一九六五年，大學裡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時才上交給學校。
當時完全沒有法制觀念，槍斃人不需要確鑿的證據，也不需要上級的批准，一個縣的司法部門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決、自行處決。一時間，凡是新政權成立的地方，從南方到北方，從城市到鄉村，從內地到沿海，到處張貼著一批批政府集中殺人的佈告，全社會都籠罩在新政權的紅色恐怖之中。
這場聲勢浩大的鎮反運動，歷時兩年多，南匯縣被政府作為反革命罪而處決的反革命分子竟然達到八百多名。四年後，政府又開展了第二次鎮反運動，南匯縣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過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發動掃蕩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全縣又搜捕了五百餘名反革命分子。通過這幾次鎮反運動，凡是在國民黨政府機構做過事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關押、處決、抄家、管制、整肅。幾十年裡，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雙重苦難。
一個曾在南匯司法部門工作的人，他的兒子是我的小朋友，後來對我說：「你父親真是冤枉的！」據說是隔壁開米店的同行惡意向政府告發了他。
補白：我本家的一位老人，因忍受不了村裡的批鬥，便坐車到煙臺投奔子女。殊不知兒子正被單位調查出身，不敢收留富農父親，趕緊將老人送到姐姐家。姐姐的單位也在調查她的出身，姐姐也不敢收留父親，就把老人送回老家。老頭兒又急又氣，不幾天就去世了。家中舉行送別儀式，某村幹部大模大樣走來說：「一個階級敵人沒了，我們要慶祝。你們不能哭，你們要笑！不准舉行任何悼念儀式！」兒女們不敢哭了，也不敢穿孝了。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是好成分，喊道：「這是什麼世道！」也沒人制止他。 煙臺山
補白：有個富農的兒子，口齒伶俐，眉清目秀，是公社高中的尖子，又寫一筆好字。一個貧下中農出身的女同學愛上了他，人們都說這個姑娘真傻，老師也輪番給該女生做工作。後來那位女同學嫁給一個復轉軍人，而那位富農的兒子與一個弱智女人成了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他，身穿一件破爛黑棉襖，腰裡紮著一條草繩，見了我好像氣短了半截，愣在那裡，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心想，這個社會真能磨人，短短几年就把他完全改造成一塊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趙旭
這樣的右派有多少 作者 曾微
我的父親叫簡代霖，1939年考入中央政治學校（1946年改為政治大學）學會計。不要學費是父親考這個學校的主要原因。該校為國民黨培養文職幹部，相當於中共中央黨校，名譽校長是蔣介石。進入這個學校的學生都必須加入國民黨。
解放前父親先後在銀行、學校、偽政府工作，做過天津市偽政府會計處的科長。稱國民黨政府為「偽政府」是毛時代的規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這樣寫。我有很長時間感到不解：如果國民黨政府是偽政府，那麼中國有21年，從1928年到1949年，是沒有真政府的。解放後父親先後在西南貿易部和成都商業學校工作，1957年在成都商業學校任教師時被打為右派份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1962年，4年勞動教養結束，要摘帽解除勞教的時候，管教幹部卻告訴他，他沒有被打成右派！我父親問究竟是怎麼回事，管教幹部說給他查一查。一查發現，他是歷史反革命，不是右派。我父親問：「我怎麼被定成歷史反革命的？」管教幹部說：「你在舊社會幹了七八年，哪會不牽掛上一點。」父親問「牽掛上」了什麼，他們不告訴他，也不給他認定歷史反革命或右派摘帽的文件。
那麼父親的問題的本來面目是什麼呢？原來，1956年審乾時，父親頂撞了學校領導。1957年反右，領導決定報復他，想把他打為極右，這樣就可以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於是多次召開批判會，要父親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實。父親看如果不把這一切莫須有的罪名都招認了，是過不去關的，於是索性心一橫，你們說什麼我都認下，於是被定為極右份子。報告打上去，還沒等上級批准，領導就急急忙忙宣布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結果，因材料實在不足以打成極右，沒被批准。可是領導不願意糾正，還是開除公職，送了勞教。4年勞教結束，檔案裡沒有打成右派的批文，領導只好找一個歷史反革命的罪名搪塞，繼續加害他。1979年成都商業學校改正他的問題時，又因沒有歷史反革命的公文依據，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就這麼荒唐！
4年勞動教養期間，父親在四川會理鉛鋅礦採礦，在內江-昆明鐵路工地修鐵路。那時正「三年自然災害」，吃不飽，別人偷食堂的紅薯，他不敢，怕不能摘帽。解除勞教後，他沒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靠母親的53元工資。有時出去「打工」，幹點兒重體力勞動，收入微乎其微，後來就專門在家做飯。他一輩子從事時間最長的工作就是做飯，做了17年飯。
我們姊弟妹三個，受黨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劃清界限，不和他多說話。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們的生活、學習。他覺得自己沒有資格，覺得自己已經連累了我們，擔心自己對兒女施加反動影響。右派家庭的天倫被破壞殆盡。母親作了21年右派家屬，獨自撫養子女4年，以微薄的工資養家。我們姊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學只能讀到初中，就業是最差的工作，當知青難以返城。
改正的時候，成都商業學校給父親補發了700元工資。他給我母親200元，給我們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們被連累的補償。我姨媽在最困難的年代每月給我們家寄5元錢，餘下的200元給了我姨媽，算是對她的感謝。1998年4月父親去世。彌留之際，我趕回重慶照顧他。他表示願意捐獻遺體，但我母親不同意，沒有捐成。去世後，他的朋友問我：「你父親有遺憾嗎？」我說沒有。父親曾經說：「我總吃了20年的安泰（不勞而獲）。」改正之後他享受了20年的退休待遇。
父親的情況不是孤例。與他一起勞教的一個人，4年勞教結束之後也被告知沒有被打成右派。四川省話劇團有個姓王的演員，也是這種情形。上海師範大學一位老師告訴我，他認識的一個右派，1979年改正時發現沒有被打成右派，原單位為了名正言順地改正，就又把他現打一次右派！
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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