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中國國民政府和東北地方政府為收回中東鐵路主權，派軍隊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對蘇聯宣戰，同蘇軍之間發生了一場震動中國乃至世界的武裝衝突，史稱「中東路事件」。這場衝突持續近5個月之久，雙方動用的一線兵力超過20萬，使用了重炮、坦克、飛機和軍艦等重型裝備，其規模和持續時間遠遠超過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成為中蘇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衝突。它是20世紀20年代末中蘇兩國關係史上的大事。「中東路事件」的結局，對於東北的局勢乃至全國的時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東鐵路問題的由來
作為這次戰爭的導火索的中東鐵路，是近代沙俄政府對中國進行侵略和掠奪的產物。「中東鐵路」是「中國東清鐵路」的簡稱，又稱東省鐵路，由沙俄政府修建，包括滿洲里經哈爾濱到綏芬河的中東鐵路主線和哈爾濱經長春、瀋陽到大連的中東鐵路支線。
沙俄為了管理中東鐵路而成立俄國的東省鐵路公司，除獨攬鐵路經營大權外，又取得沿鐵路兩側數十公里寬地帶的行政管理權甚至司法管理權。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沙俄戰敗後，將中東鐵路長春至旅大一段轉讓給日本。日本控制的長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稱為「南滿鐵路」。長春以北的路段則繼續被俄國控制，俄國在其沿線的駐軍一度高達十餘萬人。1917年十月革命後，中國政府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驅逐了仍然把持著中東鐵路路權的帝俄殘餘勢力，收回了中東鐵路沿線的駐軍、司法、行政等部分權利。蘇俄政權出於擺脫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的不利處境、打破國際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的外交考慮，先後三次發表宣言，承諾廢除中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攫取的領土和侵略權益。
1922年8月，中蘇雙方就恢復外交和履行對華宣言問題正式開始談判。經過艱苦談判，中蘇雙方代表顧維鈞與加拉罕於1924年5月31日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中關於中東鐵路規定：中東路純係商業性質，由中國贖回；在沒有贖回之前，鐵路業務由兩國共管。同年9月，蘇聯政府又與張作霖當局簽訂了《奉俄協定》。蘇方還作了進一步的讓步，中東路無償全部交給中國的期限，從沙俄時代規定的80年縮短為60年，並在此期間內允許中國贖回。
根據1924年的協議，中蘇共管中東路。但在實際執行中，蘇方並未認真履行該協議，實權仍掌握在蘇方手中。這種狀況引起中方特別是東北地方當局的不滿和憤怒，積怨日深。隨著事態的發展，蘇聯政府開始改變了態度。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伊萬諾夫決定禁止張作霖軍隊使用該鐵路運輸部隊和軍用物資。張作霖軍隊不僅不予理睬，而且更加頻繁地使用鐵路，甚至開槍對攔截過往軍列的鐵路工作人員加以威脅。
張學良對蘇採取強硬態度
在日本「滿蒙」政策的刺激下，特別是懾於中國日益高漲的收回中東路主權的強烈呼聲，為保持其在中東路的實際利益不受侵害，蘇聯政府準備把中東路轉讓給日本。1927年10月中旬，中東鐵路蘇方副局長到大連，與日本南滿會社社長山本條太郎進行秘密會談，並簽訂了《中東路草約》，給予日本一系列特權。《中東路草約》雖是秘密簽訂，但消息不脛而走。中國政府得知後非常驚訝，向日本詢問此事。日方辯解說：「蘇聯所讓者為屬於俄方之權利。其屬於中國方面之權利，依然存在，絕對不受日俄讓渡之影響。」這個情報顯示，中東鐵路隨時有被蘇聯轉讓給日本的危險。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至此，南京國民政府完成了中國的統一。在1927年12月初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上，正式通過了《對蘇絕交決議》。同年底，南京政府又因蘇聯領事館及國營商業機關為中共廣州暴動的指揮機關，頒令撤消對蘇聯領事的承認，封閉了蘇聯在華（主要集中在滬）的大多商業機構。
張學良身邊的「俄國通」，如中東路理事兼張學良機要秘書鄒尚友、東三省特別區教育廳長兼東三省交涉總署顧問張國忱等人認為：「蘇聯有大飢荒，人民奄奄待斃，對於共產黨政權極度不滿，歐美各國對於蘇聯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發難，共產黨必倒臺。中國若能趁這個機會將中東路主權一舉收回，不但蘇聯此刻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贊成中國的行動。」而且蘇聯又受歐美仇視，在國際上比較孤立。幾年來，張作霖驅逐蘇聯外長加拉罕，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以及東北當局收回路區的警務、市政、稅務、教育、地畝等中國主權，蘇聯方面都沒敢採取強硬的報復措施。1929年初，東北當局首先強行收回了中東鐵路電權。蘇聯方面雖經駐瀋陽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償付安置費100多萬元，但沒有做出更激烈的反應。4月，東北當局再就中東鐵路權益問題向蘇聯方面提出交涉，蘇方再度退讓，將該鐵路原由俄國人擔任的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正處長的職位，讓予中國人擔任。對於這種情況，張學良覺得中國雖打不過日本，卻未必抵擋不住蘇聯，如果能把北滿的中東路接收回來，增強力量之後，再轉而對付南滿的日本勢力，東北的事情就好辦了。愛國的熱情與錯誤的判斷相結合，讓張學良決定對蘇作戰。
而張學良本人也根本沒有想到會敗，他後來在《張學良自述》中承認：「那時，我自不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許多年後，據為張學良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
1929年5月27日，哈爾濱特區警務處長米春霖接到密報，指稱「蘇聯將在哈爾濱領事館召開遠東黨員大會」。張學良密電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派軍警搜查蘇聯駐哈爾濱使館，逮捕蘇聯駐哈總領事，同時封閉了中東鐵路蘇聯職工會，並強迫中東路蘇方正、副局長停職。29日，張景惠又下令封閉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蘇聯領事館。張學良這一公然違反國際公法的行為，激怒了蘇聯政府。31日，蘇聯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釋放其在哈爾濱領事館被捕人員，同時向邊境地區增加兵力，準備在外交交涉失敗時訴諸武力。「五二七事件」的爆發，成為「中東路事件」的開端。
針對蘇聯方面的軍事壓力，東北方面也採取了強硬態度，針鋒相對地積極備戰。6月22日至25日，張學良在瀋陽召開對蘇會議。張學良在公開場合，也宣稱要以強硬態度對俄。7月7日，張學良抵達北平與蔣介石會晤，取得了中央政府對收回中東鐵路的支持。7月10日，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及中東路督辦呂榮寰採取由軍警強行收管中東路的措施，接收和查封了沿路的機關及設施，驅逐蘇方工作人員，派出中方工作人員2000餘人接替工作。7月11日，蘇聯交通人民委員會表示希望和平解決中東路問題。張景惠、呂榮寰等未予理會。7月13日，蘇聯政府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表示願意通過談判解決中東路問題，提出三項建議，希望中國三日內答覆，「倘不得滿意之答覆時，蘇聯政府迫於不得已，將取他種方法，以防衛蘇聯之所有權利」。
7月17日，蘇聯政府決定召回駐華使節、商務代表及中東鐵路蘇籍人員，斷絕中蘇間的鐵路交通，令中國駐蘇使節離境，與中國斷絕邦交，並威脅中國東北當局和南京政府，中東路如不恢復原狀，中國將有莫大危險。7月21日至23日，蘇聯駐齊齊哈爾、哈爾濱、海拉爾、滿洲里、黑河、綏芬河領事及海關職員和大量僑民經滿洲里回國。
7月17日蘇聯宣布與中國斷交後，蔣介石召集胡漢民、戴季陶、孫科等人開會討論東北局勢。他們一致認為，蘇聯只是恐嚇，不會出兵。若蘇聯出兵，日本也將難以沉默。蔣介石對張學良表示，中央對蘇作戰已有全盤考慮，全國軍隊可隨時增援，繼續鼓動張學良對蘇聯採取武力威脅的強硬政策。
國民政府首先宣戰
早在東北「易幟」前後，蘇聯對中國要求收回中東路行動已有準備。1929年2月，以曾任北伐軍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為遠東司令的蘇軍，已在中蘇邊境方面增駐重兵。蘇聯派遣飛機越入吉林邊境，並調軍艦在混同江、烏蘇里江等處游弋。在吉林邊境，密山縣東源渠河一帶，蘇聯有炮兵5000多人，分駐源渠河、興凱湖附近。
「中東路事件」發生後，蘇聯方面於8月6日迅速以蘇聯遠東軍為基礎成立了蘇聯特別遠東集團軍，最初下轄3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1個蒙古騎兵營，總兵力約4萬餘人，最高峰時兵力不少於8萬人。特別遠東集團軍裝備精良，有大量飛機、坦克、重炮、戰艦等技術兵器，還裝備了當時蘇聯最新型的MC－1坦克。海軍方面負責支援的是阿穆爾河（黑龍江）區艦隊，下轄3個艦艇大隊（淺水重炮艦、炮艦和裝甲艇共14艘）、1個掃雷艦中隊、1個航空隊（14架飛機）和1 個陸戰營。
戰事爆發時，東北軍在一線兵力約為6萬人，但是準備倉促。負責中東路東線護路軍的是吉林軍的旅長丁超，西線護路軍是黑龍江軍的旅長梁甲忠。戰事突發，他們事先毫無準備，只能倉促應戰。內部不合，也大大削弱了奉軍的戰鬥力。戰事爆發時，呂榮寰向吉林省邊防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告急，請派兵增援東線。張作相原本反對與蘇聯作戰，故拖延出兵。三是兵力不強。王樹常率第一軍駐守東線，胡毓坤率第二軍駐守西線。此時奉軍一線共十餘萬人，在兵力上尚未對蘇軍構成優勢。此外，奉軍在武器裝備上與蘇軍相比也差距甚大。
8月15日，張學良下達對蘇作戰動員令，東北軍一線兵力增至十餘萬人，相對蘇軍略佔優勢。8月16日，張學良在接見美國《芝加哥日報》記者時宣稱： 「蘇俄不顧國際信義，蹂躪非戰公約，貿然遣兵，侵入我國境內。我們尊重非戰條約，屢次退讓，以明開釁責任。俄方如再進逼，是甘為戎首，故已準備一切，當出全力，決一死戰。」
8月17日，國民政府對蘇聯宣戰。「中東路事件」已經由武裝衝突發展為一場大規模的戰爭。蘇軍以中東鐵路西端的滿洲里——扎賁諾爾方向為陸上進攻的主要方向，東北軍方面在滿洲里——扎賁諾爾方向防禦的是梁忠甲的第15混成旅和韓光第的第17混成旅。從8月17日中國對蘇宣戰當天，蘇軍即開始對我滿洲里、扎賁諾爾、扎蘭諾爾的中國軍隊展開攻擊，雙方互有勝負。9月中旬以後，中蘇談判完全破裂，蘇聯決定對東北軍發起致命性的打擊。10月4日，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擬定《國民義勇軍組織條例》，鼓勵組織義勇軍支援對蘇戰爭，衝突進一步升級。
在東線，經過三江口、同江、富錦三次戰役，蘇軍連連得手，東北軍節節敗退。11月初，北方天寒地凍，江水結冰，蘇聯軍艦退往哈巴羅夫斯克，其步兵、騎兵也從陸路返回，東線戰事基本結束。西線的主要戰場在滿洲里與扎賚諾爾一帶。從1929年8月起，這裡的衝突接連不斷，發生大小戰鬥100餘次，蘇軍侵入中國內地百餘公里。進入11月，戰事升級，主要有扎賚諾爾戰役、滿洲里戰役、海拉爾戰役三次戰役。12月24日，蘇軍攻佔海拉爾，戰爭以東北軍的慘敗而告結束。
中共中央號召「武裝保衛蘇聯」
在中蘇邊境戰事日趨激烈的情況下，蘇聯為了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急需中共進行武裝暴動，以響應和支持蘇聯，分散國民黨政府對蘇的力量。因而，隨著戰事的升級，其對中共政策的指示也日益升溫。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十月來信」，指出「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為中共指出了「最近任務」，如：必須盡量利用已經開始的軍閥混戰，繼續展開獨立的群眾革命運動，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應當極其注意工人的罷工鬥爭，鞏固並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在東三省。
在蘇聯和共產國際這一系列措施的影響和推動下，中共中央就按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要求，把擁護和保衛蘇聯當作黨的中心任務。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7月24日又發出《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的42號通告，對全黨工作進行了新的部署，計畫在城市採取飛行集會、示威、罷工和遊行宣傳來發動群眾，在中心城市發動群眾運動，蘇區的紅軍則要儘可能改變游擊的方式，並與工農群眾運動結合起來奪取最重要的城市，建立蘇維埃政權。
接到「十月來信」後，中共中央即開始在實際工作中貫徹該信的精神。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接受國際10月26日指示信的決議》，號召全黨與「一切動搖、猶豫、機會主義、取消主義作無情的鬥爭」，將共產國際的指示變為我黨的決議來執行。到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
中共中央緊急發表宣言，號召全國的勞苦群眾，在「國際反赤色日」8月1日舉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對蘇聯的進攻。宣言認為，「蘇聯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的失敗，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的失敗，也就是蘇聯的失敗。」但這種宣傳沒有考慮到中國普通民眾的民族情感，根本無法引起大眾的理解和支持，更談不上吸引他們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
針對中共中央在「中東路事件」宣傳上一系列脫離實際的做法，陳獨秀專門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評，認為這些宣傳脫離中國社會實際，脫離群眾覺悟，採取 「左」傾盲動的做法，其結果是孤立共產黨自己。陳獨秀認為，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於己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鑒於陳獨秀等人的反對態度，中共中央很快正式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
「中東路事件」後，蘇聯和共產國際仍然認為這才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開始，而繼續要求中共實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政策，發動工人總罷工和進行武裝暴動，讓紅軍攻打中心城市，加緊了在大城市暴動的部署。
在內外壓力下，張學良被迫接受談判
自開戰以來，中國軍隊在各個方向的作戰都陷於被動，在蘇軍的連續打擊下節節敗退，損失慘重。到11月底，東北軍在各條戰線上的人員傷亡已經累計近萬，損失了大量的裝備和物資。另一方面，「中東路事件」爆發後，日本方面認為這是一個擴大其在華侵略利益的良機，他們對東北軍的調動百般阻撓，不准中國武裝部隊經由其控制的南滿鐵路北運。駐紮在遼寧的日本關東軍也蠢蠢欲動，不斷組織演習，搶修工事，隨時有可能借中蘇交戰之機挑起事端，坐收獨霸東北的漁翁之利。
面對蘇軍的大舉進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曾通告《非戰公約》簽字國，請求列強調停。12月3日，英、美、法三國照會中蘇兩國，要求蘇、中停止戰爭。但蘇聯拒絕第三國參與調停，建議蘇、中兩國協商解決。
鑒於東北軍的敗局已經很難挽回，張學良於是接受蘇聯的建議，決定停戰議和，和平解決中東鐵路衝突。經過談判，12月3日東北方面談判代表蔡運升與蘇聯代表斯曼諾夫斯基在雙城子簽訂了《停戰議定書》。12月6日，東北政委會決定承認《停戰議定書》，並派蔡運升為正式會議代表，於12月16日與蘇方代表斯曼諾夫斯基、梅裡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開始中蘇預備會議談判。
12月22日，蔡運升在蘇方的強大壓力下，在國民政府明確指出未授予蔡運升全權簽約的情況下，與蘇方簽訂了「伯力會議記錄」（也稱「伯力協定」）。協議規定兩國立即息爭，中東鐵路恢復中蘇合辦，蘇軍盡速退出滿洲里，彼此釋放所俘軍民，重設領事館。議定書恢復了蘇聯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東鐵路的一切權益，「中東路事件」基本得到解決。12月底，蘇軍開始撤軍，但繼續佔領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面積達36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島等中國領土(註：後被江澤民以所謂「友好條約」正式劃給俄羅斯)。中國方面則釋放了衝突發生以來逮捕的蘇方人員。1930年初，蘇方釋放了衝突中被俘的中國官兵。
對於「伯力協定」，國民政府發表聲明，明確宣布蔡運升無權草簽「伯力會議記錄」，因而對「伯力會議記錄」不予承認，並將蔡運升等人免職。因此，「伯力會議記錄」不僅是一個不平等草約，而且是無效的，簽字一方代表根本未獲政府之授權，無最起碼的法律依據。從1930年12月4日至1931年10月7 日，中蘇雙方先後就中東鐵路問題舉行過25次會議，始終未能取得積極結果。首要分歧是蘇聯要中國承認「伯力協定」，而中國政府代表團不承認這個新的不平等草約。
「中東路事件」讓日本有機可乘
在「中東路事件」中，張學良動用了10萬兵力，花費近1000萬元銀元，結果遭遇大敗。更為嚴重的是，一直關注東北戰局的日軍，自此認為蘇軍「未來令人可畏」，其作戰能力「不可低估」，而對東北軍，則認為「簡直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日本陸軍的「暫避蘇聯、先打中國」的「南進」主張急速抬頭。這樣，「中東路事件」既使東北軍結仇於蘇聯，又益發引起日本的輕視。東北軍將領抗擊外敵的信心，也因此大大削弱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的政府和軍隊撤出了東北地區，中東鐵路則仍舊控制在蘇聯手中。當日本政府秘密地向蘇聯政府「承諾」日本「九一八」事變後的行動只限於滿洲以南部分，蘇聯的權益特別是蘇聯對中東鐵路的權益將不受侵犯時，蘇聯政府竟然於1931年10月29日突然宣布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採取「不干涉政策」。從此，蘇聯政府在外交上不再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更有甚者，在日軍進攻的壓力下，蘇聯政府同意在中東鐵路以半價運費向「北滿」運輸進攻中國軍隊的日軍。
一心要獨霸東北的日本自然不甘心讓蘇聯的勢力在東北繼續存在，於是在日本強佔東北後的幾年裡，日本特務不斷在蘇聯控制的中東鐵路上製造事端，干擾鐵路的正常運營。自1932年初至1933年5月5日，中東鐵路所受日軍侵害的損失，計有56人被炸死，826人受傷及593人被綁架。而此時的蘇聯則因為歐洲局勢緊張，沒有更多的精力和實力顧及遠東地區，遂決定放棄中東鐵路。1935年2月23日，蘇聯以1.4億日元的價格將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和偽「滿洲國」。1945年6月至8月，中蘇兩國舉行談判。蘇聯已於1935年把中國的中東鐵路「出售」給了日本扶植下的偽「滿洲國」，抗日戰爭勝利後這條鐵路理應完全歸還中國。但蘇聯政府竟然不顧這一歷史事實，無視中國主權，把中東路和南滿路從日、「滿」手中奪回，重新攫為己有。在蘇聯強硬態度下，中國作出了讓步。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和四項協定，其中《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規定將中東鐵路駐南滿支線合併成中國長春鐵路，由兩國共同經營，以30年為期，期滿無償歸還中國。「二戰」之後，蘇聯再次控制了這條鋪設在同為戰勝國的中國領土上的鐵路。
註：本文對原文有所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