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模式的呼聲，已經震天動地了，不惟主流媒體連篇累牘，學界的大小討論會都不知開過多少次了。喜歡說過年話的外國人，也跟著恭維，說得國人心眼裡痒痒，不消說，心裏都美滋滋的。當然，反對的聲音也不小，很多人根本否定有什麼中國模式。
不過，如果說模式就是一種跟別人不一樣的做法，不一樣的體系，我倒是覺得中國模式的說法，也許可以成立。但問題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往往伴隨著中國問題，而這些問題，說出來，其實都不那麼光彩。
毋庸諱言，中國式的發展模式，的確很有效率。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制，幾乎是一夜之間，成千萬的原國企的工人就以極低廉的價格買斷工齡下了崗。在別的國家需要一個個單個交易的改制過程，到我們這裡變成了軍隊的命令進行式。建設的征地拆遷，有的國家一個項目幾年都搞不定，可是我們可以做到一夜之間拆成平地。這樣的效率，的確是驚人，驚人到了極點。但是，這種高效率的背後，是行政拉動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造成了行政權一權獨大，大到頂天立地的境地。直接導致官員的腐敗不可遏止，官員成為國中最富有、最有權勢的階層。也許還有法制建設的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當然，因此而帶來的所有的社會矛盾，包括嚴重侵犯人權所帶來的社會感的危機，也只能由官員來承擔。當今之世，官民矛盾如此激化，民間不惟逢官必反，而且對官的惡感達到了恨不得食肉寢皮的地步。稍有風波，就會釀成「群體性事件」，而且每次官員無論怎樣解釋、彈壓，都無濟於事，非得出動警察和武警不可，有時，即使出動了警察和武警，也擺不平。如果我們說中國模式行政拉動現代化的效率，就勢必要面對這個效率背後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以及由於這些矛盾所帶來的維穩壓力和付出的成本。
所謂中國發展的優勢，一向為人稱道的，就是低工資和無工會的大量廉價勞動力，也就是我們日常所說的農民工。按秦暉的說法，這是一種低人權優勢。但是這種優勢的背後，實際上是我們城鄉分隔的二元體制，是廣大農民因城市戶籍門檻而造成的非國民待遇，以及這個體制本身具有的種種對農民工的歧視性管制甚至壓迫。農民工在工作待遇上的劣勢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城市戶口。顯然，如果給了農民國民待遇，允許他們組織工會。那麼，我們所謂的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還能剩下多少呢？如果說，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也算是中國模式的一部分（事實上不可能不算），那麼，隨之帶來的中國問題，其實是不值得吹噓的。
中國的舉國體制，也是鼓吹中國模式的人所津津樂道的。舉國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過去凡諸科研，體育甚至教育，都有這種模式的實踐。甚至，今天資源壟斷性的大型國企，也可以說是一種舉國體制，把一國的資源都集中到一個或者幾個公司手裡，讓全國人民忍受這些企業的壟斷性盤剝。如果說，在威權體制下，這種舉國體制還能有點效率，在今天中國力求跟世界接軌的情況下，這樣的舉國體制，所暴露出來的弊端，跟它所能帶來的所謂好處比，實在是得不償失。無論科研還是體育，舉國體制帶來的只是表面的繁榮，體育無從推動全民的運動水平，提高國民的身體素質，變成了昂貴的「金牌戰略」。科研則更是表面文章，發表量可以上去，但科研的水準卻在下降，嚴重缺乏原創性的成果。至於壟斷性國企的舉國體制，就更不用說了，它所積累的巨大財富，正在被民怨沸騰而導致維穩成本所抵消，還讓執政者落下惡名。
拿掉上面三個東西，中國模式還能剩下什麼呢？中國人的勤奮？還是中小企業的求富活力？抑或領導人的責任心？這樣的一些要素，即使成立的話，還談得上模式嗎？所以，談中國模式未嘗不可，但在談這個模式的時候，別忘了這個模式背後的問題。那些越反越多的腐敗，那些天文數字的三公消費，那些因強拆而層出不窮的自焚事件，那困擾每個中國人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的難題，那些逐年增加的群體性事件。這些問題，其實都跟中國模式有點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