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譎波詭之際露出有利契機
中國的傳統增長方式，近來遭受到大自然的猛烈報復，增長中的那些人禍也顯露得更加清楚，而如此多難之時，突然冒出來一個「反三俗」的運動，卻又因為公權力介入過於生硬，頗為不順。這運動的重點似乎是在北方，而南方，又是一番光景。那裡恰逢深圳特區建立三十週年，溫家寶在「調研」時發了一番議論，其中特別講到「政治體制改革」，人們很是關注，稱其為「深圳講話」。
這樣，看上去就與十幾年前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聯繫起來。「南巡講話」強調「反左」，重點落在正視市場經濟上面，而在政治改革長期停滯之際，「深圳講話」突出「政治」，似乎也順理成章。
不過，十幾年前那一次，是頗有幾分刀光劍影的政治動作。鄧小平先前在上海講話，不僅未能觸動北京高層，那邊反而露出些橫眉冷對的姿態，於是翌年他再次南下，一路走一路講，甚至講得驚心動魄，終於迫使保守派收斂，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市場經濟。更多的政治動作後來未能展開，實乃曾慶紅施展政治手腕，才幫助江 澤民穩住了局面，制約了鄧小平的「反左」勢頭。
當然，那所謂「南巡講話」，有人不以為然，覺得稱之為「南巡」如同皇帝出巡，而鄧小平只是普通黨員，這樣以「老人政治」威脅中共中央，不足為訓。然而，現實中有現實的矛盾，中共的黨內政治，包括它的「老人政治」，雲譎波詭之際，會出現對於社會發展有利的契機，自不必因為其中有矛盾而放棄這樣的契機。
氣魄的萎縮和空洞的本色
相比之下，溫家寶、胡錦濤等輩如今也不時地談論「政治體制改革」，甚至有時也談論「普世價值」之類，主要還是嘴上功夫，背後的實際政治動作，不可能再現當年鄧小平從「反自由化」到「反左」的轉變，政治氣魄的萎縮很是明顯。然而，倘若「反三俗」做得認真，會觸及社會中實際的「三俗」，叫喊「反三俗」之人不免 要遭遇尷尬，而政治體制改革，若認真談論起來，應該是一件好事，「深圳談話」就會顯出其空洞的本色。
溫家寶「深圳講話」，背景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三十週年。十週年和二十週年的慶祝，是在江澤民任內，都是在十一月。十週年慶祝是在審議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建議的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之前，大概是因為受到政治運動影響，計畫的事情拖到了年底，而二十週年慶祝，則是在審議「十五計畫」建議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之後，應屬正常，畢竟中央全會對於中共比慶祝活動重要得多──忙過了計畫之事，再搞慶祝活動，高唱「改革開放」或者「堅 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底氣更足。那麼，到了胡錦濤治下，究竟有何特色，人們正拭目以待。
這一次，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即，要提出「十二五規劃」建議，習近平能否得到新職務，也備受關注。此時奏出「深圳講話」的旋律，很是微妙。
從「十一五」改「計畫」為「規劃」，從這邊看是適應市場經濟的展開，從那邊看，則是在市場經濟中仍維持計畫調節方式，且有逐漸加強之勢。而這一次的新「規劃」，據說更特別突出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擴大內需」持續增長，那就還真有了幾分特色。
但是，增長方式是否能夠真正轉變，以及當前諸多社會矛盾尖銳化的趨勢是否能有積極的變化，實際上都卡在政治體制改革停滯這一僵局之中。這樣，溫家寶談論 「政治體制改革」，無論他的虛實如何，總算是點到了問題的關鍵。而新華社宣傳「總書記總理同聲強調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表現出它把握中共常態之主旋律 的慣性，也就悄悄淡化了溫家寶在強調改革開放之際明確觸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敏感性。
於是，官方輿論的主旋律，把溫家寶「深圳講話」的空洞的一面暴露出來。
有幾分自己吟唱楚歌的味道
倘若溫家寶所謂「政治體制改革」，與人們的一般看法相同，意味著權利制約權力、權力之間制衡，意味著放棄中共專政而轉向共和憲政，那麼，「國進民退」有可 能逐漸失去權力的支撐而趨向退潮，民眾獲取財產性收入以及公民社會成長的障礙有可能逐漸削弱，乃至消失，GDP挂帥的局面就有可能受到實質性制約而被迫改 變，被迫更多地兼顧民眾利益、兼顧環境生態，這樣，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在實踐中有真正的進展。
而倘若溫所謂「政治體制改革」，與人們的一般看法根本不同，它與權利制約權力、權力之間制衡無關，與共和憲政無關，只是為了改善中共的專政，只是要加強中共的執政能力，改變所謂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尷尬局面，那就完全是兩回事了。
常言說，聽其言，觀其行。溫家寶之言，點到了「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只是，此乃中共「黨天下」之一貫表現，瘋狂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以及 「文革」十年動亂，即為其突出表現。中共屢次檢討，直到溫家寶「深圳講話」仍在檢討，卻從未見他們論及除了實行憲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究竟如何消除這一頑症。
幾乎與溫家寶「深圳講話」同時，中共喉舌拋出八股文章論述所謂劃清「四個重大界限」，而這四個界限的說法，則出自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那麼可以肯定，喉舌之言真正體現著中共的態度。中共對於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秉持它自己根深蒂固的基本看法，即黨凌駕於國家與社會之上，凌駕於憲法之上，其巧妙之處則表現在憲法中規定中共的特殊地位，在此前提下，它可以接受憲法的有限度的制 約。
一九九○年二月的蘇共中央全會決定，不再依靠憲法對其領導地位的規定，放棄權力壟斷，接受已經形成的多黨制的現實，為自己的執政黨地位而進行鬥爭。若論 「解放思想，大膽探索」，此舉似乎堪稱典範，卻是到了四面楚歌之際才邁出這一步，實在太晚。它的政治競爭能力長期萎縮，已經無法保持住它的執政地位。中共 消極「吸取教訓」，堅決維持其專政現狀，使得「深圳講話」有了幾分自己吟唱楚歌的味道。實則，中共的確如溫家寶所言，「頭腦清醒、明辨是非，堅定信念、增 強信心」，但它的「解放思想，大膽探索」，空間實在有限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