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街頭為四川地震募捐
9月29日，倍受媒體和公眾關注的巴菲特和比爾‧蓋茨中國慈善晚宴如期舉行，總計有50位名人出席。熱鬧而神秘的「巴比宴」後面，參會的富豪異常低調，亦未見公眾期待的中國富豪踴躍捐款場面出現。
9月29日，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在北京拉斐特城堡酒店舉行巴比慈善晚宴。邀請中國成功商業人士和慈善家一起交流慈善理念。儘管兩富豪此前曾發出公開信，強調不會在晚宴上勸捐，據中國媒體報導稱還是有一些受邀的中國富豪因怕赴「鴻門宴」婉拒了邀請。主辦力圖低調，將這場晚定義一次私人聚會，對晚宴的具體內容，參與人等都嚴格保密。
猜猜誰和「巴比」一起吃晚餐
在中國，人們把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合稱為「巴比」，這場慈善宴會就成了「巴比宴」。據中國和香港媒體報導,出席晚宴的富豪在各大財富榜和慈善榜中排名靠前，嘉賓中不僅有民營企業家柳傳志、王石、潘石屹、張欣、曹德旺、陳麗華、陳發樹、陳光標、王傳福、郭廣昌，還有民政部長李立國等數位部長及工商銀行姜建清、中國人壽楊超、招商銀行馬蔚華等央企領導人和IT精英張朝陽、李彥宏、馬雲等。壹基金的李連杰也出現在晚宴名單中。
富豪們似乎刻意躲避記者，出入城堡大都坐豪車迅速通過，也不接受媒體的電話採訪。儘管如此，這場宴會還是成功地將公眾的視線聚焦於此。
在晚宴上，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富豪兌現承諾並未向中國的富豪索捐，而是佈道式地和中國富豪交流了四個議題：對待財富的態度、對待捐贈的態度、捐贈如何更有效、慈善對家庭的影響。
巴菲特說：「我們的慈善工作不分國界，不論種族，我們關注的是全人類。我每5年修改一次我的遺囑，而每次修改我都和孩子們磋商，讓他們充分瞭解我的意願；慈善捐贈是很私人的決定，我們來只是和大家分享我們的經驗。」
蓋茨說：「我和太太一結婚就知道，我們以後不會留給孩子們很多財富，我們一直都在找機會把我們的資源轉到社會公益上。」
現場的中國富豪們，在這樣平實的談話中，如何理解國外富豪的社會理想及認可的慈善、公益價值等，人們不得而知。事實上，參加此次晚宴的富豪在中國各個慈善活動中，或多或少都有過亮眼的表現。但是慈善的專業運作方式卻是他們並不熟悉的。
慈善及公益事業的專業化和健康發展受到限制
「巴比宴」引發了對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新一輪討論。香港樂施會中國部總監廖洪濤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指出表示，從中國的整體社會環境來講，還是缺少推動慈善和公益發展的土壤和環境。「從社會個體來講，中國普遍還處在一個急功近利的狀況，大家都是比較關注個人福利和收入的增加，但是對社會貧富的懸殊、或是社會貧富懸殊所帶來的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不是太重視，但在特殊的情況下，如‘汶川地震’或是‘玉樹地震’大家自發的捐贈，但那種情況只是‘一陣風’似的，還沒有形成一個穩定、長期的每個人都關注貧困懸殊問題並致力於改變這種現狀而產生的慈善行動、捐贈行為或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行為，這樣的社會氛圍還不太足夠。」
此外廖洪濤認為，企業家來在中國的經濟開放過程中是先富起來的階層，公眾對他們的期待會更高，希望他們把自己的一部分財富用到貧困或弱勢群體身上。而企業家在這方面作得還很不夠。而政府對慈善、公益事業也沒有積極鼓勵，
「甚至從某種程度上進行一定程度的打壓，使得中國的慈善、公益事業的專業化和健康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作為個人捐贈來講，也因為官方只是限定全國只有為數不多的官方認可的公募基金會才能接收公眾的捐贈，大部分的NGO是沒有資格接受捐贈的，普通市民、企業家要想向非官方認可的公益機構捐贈，無法享受免稅或是其他方面的激勵性政策。」
制度化而不是個人化
就以上問題，原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司的司長王振耀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認為：「這次富豪並不積極有文化上的一些原因，中國文化中認為高調做慈善會產生一些負面效應，其實中國還是有很多富豪低調在做慈善，但中國富豪慈善、公益行動力較差的原因也和中國沒有遺產稅有關係。」
「巴比宴」引起的關注也反映出中國公眾對慈善事業發展的一種期待。作為一個專業化運作的國際NGO代表，廖洪濤認為：「正如巴菲特所說：捐贈是一個很個人意願的事情。所以公眾對富豪不能給予道德的壓力，甚至有些人只盯住富豪捐贈了多少錢，但對捐贈結束後如何監管和資金流向卻並不十分關注，比較典型的是在巴菲特、比爾‧蓋茨中國慈善行中很風光的陳光標，不相信公益組織的能力，所以自己坐飛機到災區把錢派下去，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捐贈方式，所以捐贈後資金使用的專業性也應該得到重視。」
廖洪濤認為，中國的基金會和NGO在監管方面公開化的道路還很漫長，「大家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富豪的捐贈，雖然我們希望富豪能夠多捐助，但這絕不是中國慈善和公益發展的唯一路徑，以香港為例，很多著名的國際NGO，如宣明會、樂施會、綠色和平等，依靠的都不是大富豪的捐贈，而是普通市民的捐贈，這種社會的廣泛參與和監督，以及相應的社會制度化，這才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慈善、公益事業應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