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上週五投票通過了一項旨在對低估本幣匯率的國家徵收特別關稅的《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按照美國法律，此種涉外法案需要參、眾兩院表決通過，此番籌款委員會通過法案後首先面臨的將是今天的眾議院表決。世界各國的目光都在密切注視著。
說白了，美國的這個法案，逼迫世界各國必須嚴密審視對美出口和順差導致的經濟安全性問題。
美國公布的今年7月貿易赤字為427.75億美元，雖然比6月的貿易赤字497.62億美元有所下降，但仍是2008年11月以來的次高記錄，且相當於2004年全球經濟黃金增長時期的平均水平，比2003年以及之前的平均水平要高很多。看起來，美國在某種程度又回到了過度消費、過度進口的老路上去了。
美國巨額逆差、其他經濟體巨額順差的全球貿易生態和經濟增長模式，造就了全球經濟幾十年來特別是最近十數年的表面的擴張和繁榮，但一場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戳破了這個經濟模式和貿易生態的不平衡性和脆弱性。所以，美國重新走上過度消費、寅吃卯糧的老路，給全球經濟未來帶來的風險是不難預料的。
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市場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終極的市場，美國消費者充當著全球的終極消費力量，也就是扮演著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終極力量。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畫」援助歐洲，使得歐洲快速復興。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日本通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迅速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而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起，亞洲「四小龍」依靠對美國的出口貿易，經濟上迅速崛起，進而分別踏進發達經濟體的行列。同樣，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全球新興市場國家依靠對外貿易尤其是依靠對於美國的貿易順差，經濟也獲得高速的增長。因此可以說，美國對全球其他經濟體的貿易逆差，是幾十年來全球經濟增長的終極的、基本的動力之一。
然而世上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雖然過去是造就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也給予全球經濟包括美國帶來了其他方面不小的風險，值得全球各經濟體重視。為了全球也包括美國的經濟安全計，未來全球需要逐步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和順差。
從上世紀60年代起，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就發表了著名的「特里芬悖論」。他認為，由於美元充當國際儲備貨幣，需要與黃金掛鉤而保持幣值穩定，但由於全球對於國際儲備貨幣的需求，需要美元的供應量必須不斷增長。而美元供應量的增長，必須通過全球其他經濟體的對美貿易順差的方式實現。但美國貿易逆差不斷增長，帶來了美元貶值的問題，從而導致世界對於美元信心的下降。1971年，美國貨物貿易首次由順差轉為逆差，逆差規模為13億美元，扣除1億美元的服務貿易順差，總貿易逆差為12億美元。自此，美國貿易狀況發生轉折，美國貿易順差的歷史終結、貿易逆差的歷史開始。正是由於美元的實際幣值的不斷下降和全球對於美元信心的不斷減弱，遂於70年代初發生了拋棄美元兌現黃金的事情，美元於是不再與黃金掛鉤，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的信用第一次遭受重創，全球第一次開始品嚐美國逆差的苦果。
美元雖然不再與黃金掛鉤，但仍然是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現在的信用，實際上是與美國社會和美國政府掛鉤。然而「特里芬悖論」仍在發生作用。美元在2002年至2008年期間大幅貶值，恰與美國貿易逆差不斷增大相一致。因此，各國目前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大，手中累積的美元儲備越多，美元未來貶值的壓力也就越大，持有美元的風險也就越大，自身經濟的風險也越大。
同樣，由於全球諸多經濟體對美國貿易的順差，使得美元流向全球其他經濟體的量還在持續增長，美元的實際地位仍在加強。這些年來，無論各國央行有意無意在示意削減美元的儲備份額，美元的儲備份額始終保持總體穩定狀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顯示，截至今年首季，美元仍居全球外匯儲備總額61.54%的比重，比全球其他所有貨幣的儲備總和還要多上近兩倍。所以，擁有大量的對美貿易順差和巨額美元儲備，相當於自我綁架於美元的戰車之上，也相當於在國際貨幣體系領域加強美元的地位，讓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變得更加遙遠。
不得不注意的是，通過全球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方式，各國民間、企業、官方手中持有的美元的數量與日俱增，等於是美聯儲在向全球發行貨幣，事實上將美聯儲抬高到了世界央行的地位。這種格局，一方面使得各國手中的硬通貨增多，導致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威脅，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更多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甚至左右，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侵蝕。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風險。
更重要的是，全球持續保持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狀態，客觀上加強了危機前的舊經濟發展模式，延緩和耽誤了全球的經濟轉型。多年的事實早已證明，過度消費和消耗資源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了全球經濟後勁虛弱，自然資源的逐漸枯竭和全球氣候等環境的承載壓力臨近飽和點等等，給未來的經濟持續發展的高度和子孫後代的生活空間造成了很大的擠壓。因此，美國必須改變其無度的消費和生活方式，而全球也必須改變對美持續的、大量的出口和順差的經濟和貿易生態。如果那樣的話，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將顯著降低，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將變得水到渠成，經濟模式的轉型或將順暢起來，未來經濟的發展空間將會大大拓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質量也會出現跨越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