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雲珠
三十年前--1968年12月13日，我離開北京到山西農村插隊落戶。
69年1月初，一年當中最冷的時候，山西省北部的原平縣被連日的風雪厚厚地蓋上了一層白色，凌利的北風像細碎的鞭梢，抽打得人睜不開眼睛，站不穩腳跟。從北京到這兒插隊不到一個月，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我想，這幾年一直災難不斷的家一定出了什麼大事，否則姐姐不會一反常態寫來這樣一封信。於是向北京的奶奶報知我的去向，就爬上火車奔向上海。
火車在北國寒冬的風雪中一路南行，車窗外掛滿冰菱的樹枝飛速向後面掠去，車輪有節奏地轟響著。十七歲的我，趴在小桌上茫然呆望著窗外蒼涼冷寂的大地，火車彷彿一直圍著遠處的一個點在沒完沒了地轉啊轉，我的思絮也開始不停地兜起了圈子。
（一）
一定是媽媽。
是病情惡化了？還是別的什麼意外？我不敢想下去。
在我剛剛4歲的時候，就從上海到了北京，跟爺爺、奶奶生活。除了學校放假回上海以外，和媽媽見面的機會並不多。當然，媽媽只要有機會到北京，一定會接我一起住上幾天，共享天倫之樂。1962年，媽媽在北京拍《早春二月》，住在北京白塔寺當時電影局的招待所裡，從上海來的道臨叔叔、高博叔叔還有謝芳阿姨等幾位主要演員也住在這兒，這段時間，我就和媽媽住在一起。平時，他們拍戲，我去上學，星期天，大家一塊兒去遠足，沿著後海漫步，尋訪大觀園門前那唯一乾淨的石獅子。中秋夜，幾個人分頭採購食品飲料，擺了一乒乓球臺，邀來在京的親友，共享團圓。王文娟阿姨主演的越劇影片《紅樓夢》上映，大夥兒一致推舉我出面，要求道臨叔叔買票請大家看電影……，所有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
1966年2月，媽媽在江西農村參加「四清」，借回上海休假的機會進行例行體檢，發現乳房上有腫塊，確認為乳腺癌後不久，在華東醫院做了切除手術。手術很成功，身體恢復得也很快。但是兩個月後，正在術後的恢復期中突然昏倒，檢查結果是病變組織轉移到了大腦。這次可是動了大手術，十幾個小時，等從昏迷狀態下甦醒過來，媽媽誰也不認得了，腦子裡成了一片空白。術後一個多月，媽媽才給我寫了第一封信，仍舊用她習慣的、向右傾斜的字體和綠色墨水，告訴我，她已經可以認識300個字了。
時隔三十多年後再來追想，我倒寧願媽媽就這麼一直昏迷下去，睡上十年，直睡到渾濁瘋狂的世界重新清涼寧靜的那一天﹗
可是，生活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又有誰躲得過這場勢如瘟疫一樣的劫難呢？
就在媽媽第一次手術時，社會上已經在批判電影《早春二月》和《舞臺姐妹》了，是醫生的干預，才把她留在了醫院，沒有過早地捲入洶湧的漩渦。她在華山醫院動過腦手術，馬上轉入華東醫院，躲過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一個浪頭。但是，到了可怕的「紅八月」，諾大個中國再也找不到一個安靜的角落。媽媽是一瘸一拐被趕出醫院的﹗一個剛剛動了癌切除大手術的病人啊，哪有半點人道可言﹗那時候的她，人是半傻的，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半年內連續兩個大手術，剛剛被醫生從死神手中搶了回來，馬上又被投入更大的虎口。
那些日子裡，建國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完全不像個家，一到四層樓道的牆壁上，全是媽媽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紅叉。29室的房門，砸得像蜂窩一樣，從上到下佈滿了黑洞。媽媽病弱的身軀倚靠在床上，木然呆望隨意進出的紅衛兵，心中充滿恐懼，頭腦一片空白……。八月酷暑，九月秋陽，蒸人的熱浪在神州大地上翻滾，狂燥像瘟疫侵蝕著人心。可憐的媽媽，她實在是什麼都不明白啊﹗一個好好的正常人，面對這「史無前例」的騷亂，尚且如入五里霧中，而媽媽是一個腦子有病的人，一個還沒有恢復正常思維的人，一個受不得絲毫精神刺激的人﹗
……
她到底怎麼樣了？
到山西插隊前，我一直躲在學校半地下的圖書館裡，從早到晚畫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延安……，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做什麼，直至有一天，我從昏暗的圖書館鑽出來，站在刺眼的陽光下，突然看到校門口的黑板上赫然寫有我的名字，表揚我積極報名上山下鄉?﹗先是莫名其妙，再是無可奈何，匆匆打點行裝，抗起戴著八角帽的毛主席像，和同學們一起，去了山西。
已經好長時間沒有上海的消息了。
（二）
到了上海，立即到音樂學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學習聲樂，再有一年就可以畢業了，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未知數。姐姐在校園裡看到我，臉上的表情喜憂參半，拉著我匆匆來到暫時棲居的琴房，掩上門，抱住我就哭了。
這時候，不用再多問什麼，我只有緊緊地、緊緊地抱住她。
……
媽媽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電影廠上班。其實哪有什麼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報到，在這裡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那時媽媽的身體，還遠沒有恢復到一般健康狀態，連日常家務都做不了，可電影廠卻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媽媽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裡的造反派輪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利用毛主席接見她的時候搞陰謀。媽媽不承認，他們就打，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打得很重。
媽媽回到「牛棚」時，臉被打腫，嘴角流著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同被關在「牛棚」裡的黃宗英阿姨和王丹鳳阿姨看她被打成這樣，馬上端來熱水，一邊安慰一邊關切地詢問，但媽媽始終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媽媽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但是還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寫的交代，她哪裡還拿得動筆，拿起筆來，又能寫什麼呢？她實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媽媽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
那一年媽媽48歲。
媽媽從樓上跳下，落在小菜場準備上市的菜筐裡，當時還可以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裡的門牌號碼，可是，等到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去醫院，已經沒救了。
姐姐得到學校工宣隊的通知趕到醫院時，連骨灰也沒有見到。媽媽身後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學燕凱一手幫助料理的。燕凱，我一直視他為姐夫的人，高大，英俊。多虧有了他，支持姐姐度過媽媽過世後最艱難的一段時間。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星期，一直是我們三個在一起，燕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把姐姐送上去部隊農場的汽車後就回了山西，而燕凱則在媽媽死後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殺身亡，年僅24歲。
我在上海時接到北京姑姑的來信，信中說猜到了我去上海的原因，因為她們早已知道了媽媽去世的消息，是在上海天文臺工作的叔叔報的信，她們瞞著沒有告訴我。這時我才恍然明白了為辦插隊手續拿戶口本時奶奶那種異樣的眼神。
我的叔叔程述銘是一位天文物理學家，為中國天文報時準確性躍居世界前列做出了傑出貢獻。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臺的隔離關押地，上吊自殺，那一年，他 46歲。
早在五十年代中，我和大我14歲的哥哥就先後離開了上海，只有姐姐和媽媽在一起生活。文革初起，姐姐投身運動，為了表明立場，曾主動提出和媽媽劃清界線，後來又搬到學校去住。可是在當時，「血統論」是對人的性質取值的唯一標準，姐姐有一個「三名三高」的媽媽，還有一個「賣國主義」的爸爸（我和姐姐同母異父，她的父親姚克，寫過電影《清宮秘史》，一度被批判為賣國主義影片），無論主觀上再怎樣努力，也是紅不起來的。媽媽去世後，姐姐因為家裡的種種「問題」，學校遲遲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親友的幫助下獲得浙江歌舞團的工作名額。姐姐為了盡快辦理手續四處奔波，在9月末一個細雨緋緋的下午，被一輛大卡車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剛剛過完31歲生日，幾天前我倆還相約，要患難與共、相依為命，可她突然就這麼走了。全都走了。
（三）
三十年前，媽媽被逼迫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她是不情願的。
燕凱和叔叔，我深信，也是不情願的。
我不知道媽媽決心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夜，她都想了些什麼，也許她對繼續自己的藝術生命產生了絕望，也許她對支離破碎的家庭失去了信心，也許她再也不堪忍受政治迫害帶給她的無盡屈辱。無論她想了些什麼，她都毅然決然地去了。就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像媽媽一樣義無反顧地辭世而去的人，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老舍、傅雷、田家英、穆宏……以及數不清的燕凱和叔叔們。中國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識份子，從來具有這樣的傳統--可殺，不可辱﹗他們用寶貴的生命捍衛自己的尊嚴。因為，在那個非常時期，人民沒有合法手段維護自己的起碼權利。任何一個人，今天給你羅織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明天就可以肆意對你進行人身攻擊和侮辱，其手法之殘酷和惡劣，直可謂集世界之大成。面對這種非人性的、沒有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身心羞侮，他（她）們只有以死抗爭。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
在這成千上萬以自殺來抗爭世道不公的人群中，以及為數更多的被各種方式迫害至死的人群中，包含了多少對社會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精英﹗他們的死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有人認真計算過嗎？有人大力宣傳過嗎？有人追根尋源去究其原因了嗎？巴金先生創建「文化革命」紀念館的倡議，不是沒有人去理會，至今沒有下文嘛﹗
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雜憶》中寫道:「‘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能發生？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有沒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認為，有的，可他們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歡別人回答。……如果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坦誠地、實事求是地回答出來，全國人民……會衷心地感謝，他們會放下心中的包袱，輕裝前進，表現出真正的安定團結」。
二十世紀馬上就要結束了。本世紀內中國歷史上如此重大、如此罕見、觸及了幾億人靈魂的大變故，為什麼事隔三十年還不能有一個徹底的交代呢？難道不該讓年輕的、更年輕的一代代人汲取教訓，不要讓這慘絕的悲劇再次重演嗎？
今年年初，我再度回到媽媽的家鄉--江蘇無錫長涇，尋找已經蓋起新樓的舊居故址，倘佯在媽媽少年時代嬉戲游泳的涇河橋畔，訪問曾經給媽媽剪過頭髮如今已經八十多歲的老鄰居，媽媽童年的歡聲笑語彷彿就在我的耳邊。我行走在潮濕的石板路上，長涇老街的模樣至今沒有大變，街還是那樣窄，店舖的喇叭裡播放著評彈，如果時間再倒回去八十年，長涇大概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吧？這就是生了養了她的家鄉啊﹗
媽媽離開我們三十年了，三十年來，我們從來沒有忘記她，所有熱愛她的電影藝術的觀眾也沒有忘記她。1995年紀念世界電影100年、中國電影90年的活動中，媽媽作為15位女演員之一，榮幸地獲得中國電影世紀獎就是最好的證明。
但是，在我心中更為渴望的，是能夠把媽媽為什麼會遭此惡難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以告慰她屈死的冤魂。
1998年10月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