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1980年開始實行的一胎化計畫生育政策至今已有三十年。雖然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因此而大幅度下降，但中國各地強制實施計畫生育的種種措施也遭到來自 中國和海外人權組織的批評。就此，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石山邀請在美國的作家高新和中國信息中心的楊莉藜討論中國三十年的強制計畫生育政策的後果和存在的問題
記者：「2010年是中國實施比較嚴格的計畫生育第30週年，中國實施計畫生育這30週年來，可能取得不少成果，也受到不少批評。請楊先生先給我們談一下中國這30年計畫生育取得了哪些成果？也受到哪些批評？ 大概的情況給我們介紹一下好嗎？」
楊莉藜：「這30年來主要是強制性的計畫生育政策實施以來，中國人口確實降了下來。不管是從總和生育率或者是其他方面很明顯的在曲線圖上降了下來。中國把少生了幾個億滿世界宣傳。
比如說前一段時間的哥本哈根的峰會，中國認為通過計畫生育、減碳等中國在這些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但另一個方面由於計畫生育的政策以及後來立法等一系列的出臺都是建立在一個不尊重人權特別是人的生育權力這樣一個基礎之上。
所以，它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包括強制性的措施等等也受到海內外人權組織和個人的批評。包括現在國內的一些民間研究者對於中國計畫生育的批評那也是非常尖銳的。」
記者：「這個情況跟中國政府現在狀況差不多。有成績，但是受到很多批評。高新先生，您談談您的看法好嗎？」
高新：「我想計畫生育政策說到底它是一個集權政府下的產物。
所以，你要是單純的用狹義的人權來對照，就是計畫生育政策中不人權的部分，那是不用討論的。就是站在一個人權的普世價值角度，剛才楊先生說的，我有生育權。你為什麼阻止我生育？你為什麼限制我生育？
但是中國政府所實行的計畫生育政策一開始就是建立在不得以而為之的基礎上。所以討論計畫生育，我想你又離不開所謂的廣義人權。
廣義人權，我想我們不用站在世界的高度或者全人類的高度，你只要站在960萬平方公里這個國土上所生活的十幾億人口的角度，我想計畫生育從自願角度確實給後人帶來的益處要勝過給現在這一代計畫生育政策限制了生育權帶來的弊端，積極的一面就是少生了幾億人口。
所以我覺得30年來這一代共產黨中間，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共產黨政權是在糾正毛澤東錯誤的時候，它不得以而為之。」
記者：「楊先生，您同意高先生的看法嗎？」
楊莉藜：「這裡有幾個問題，中國人口急劇膨脹的時候，正是當時的農村政策你有幾個孩子，你就可以分幾個人的口糧。
這樣有好多人去養孩子。通過這種方式從生產隊領到更多的糧食。好像有一種說法就是市場經濟實際是人口控制最有效的一種方法。
我想中國目前這種情況走向市場化之後，即使它不採用這種非常極端的控制人口政策，這個人口也會下降。所以總的來說，我還是不太同意高先生。關於極端的、強制性的計畫生育政策這樣一個批評，我認為這樣的批評還是有意義的。」
高新：「我想說無論它是一個集權政府，還是一個相對的向民主方向過渡的這樣一個危險政府，那麼在今天這個計畫生育政策的繼續進行，應該說它是兩害擇其輕這是第一；第二希望也應該說它是一個過渡。
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經濟發展是和人口增長成反比的。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比例。城市人口比例越大，人口增長越慢；城市人口比例大得像新加坡那樣，人口就變成負增長了。
那麼今天這種強制性的計畫生育政策，最不人道的在什麼地方？最不人道的往往發生在落後的、貧困的農村地區、山村地區。而不是城市。但是總體上講，我想我和楊先生的觀點其實相距並不遠，它計畫生育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其實主要是發生在貧困和落後山區。
那麼隨著貧困和落後地區面貌的改變和中國城市人口的增加，農村人口的減少，我想計畫生育的過渡政策，慢慢慢慢就會變成強制到半強制，然後逐漸就會消失的，但是這需要時間。」
記者：「現在國內外對中國政府計畫生育的批評最厲害的一點就是人權的問題。侵犯了生育權啊，而且在強迫墮胎、強迫結紮方面很粗暴。那楊先生你覺得如果中國政府不採取這個方法，有沒有可能控制人口呢？達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楊莉藜：「我想它也是可以控制的。因為30年是一個很長的一段時間，它採用了一種非常殘暴，非常血腥的方法來做，其實到最後總體上所謂少生了四億人， 那麼少生了四億人因為計畫生育的30年，跟中國走向市場化這30年它是重合的。
民間的研究者好些人認為它是少生了四億人當中好多由於市場化、由於經濟的發展和教育提高、觀念的更新這樣達成的，如果現在突然取消了強制性的措施，人口還 會反彈。而如果是通過啟蒙人口生育觀念啟蒙的方式進行了30年之後，中國的人口也不在會那樣劇烈的反彈回來。我是這樣一個觀點。
高新：楊先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其實我們不能說它的強制措施取得了豐碩成果，這本身是對違反人權的一種讚揚。
我們只能說它的結果，所以不用成果，用結果這個詞。當然，按照人權的普世價值角度來解釋、來觀察這個問題，中共政權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我們假設它在用啟蒙辦法的同時也複製一些物質措施。
比方說為瞭解決貧困山區農村人口的對於養兒防老角度的擔憂，對少生實行獎勵，那麼理論上講說得通，事實上走不下去。因為當時鄧小平逼得把軍隊都減了。為了發展工業，他為了發展科技，只有那麼幾個破錢，在這個前提下呢，我想它的結果確實是強制措施導致人口下降。」
記者：「我們的時間差不多，楊先生最後有什麼補充的嗎？」
楊莉藜：「我還是感覺國家利益或者國家的整體發展的這種名義來剝奪每一個個體的自由或者個體權力，這是中共一向執行的政策。所以，我對它的政策不管它的結果是怎麼樣，我是都難以給出一個正確的評價。
我們知道中國建政當初，它就是拿國家利益這些很大的東西來壓制個人的人權。這是中共執行政策的很大的問題。
它執政以來造成的一系列的人權災難包括那些政治運動都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對這點大家是應該提高警惕的。」
記者：「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非常感謝，謝謝高新先生，也謝謝楊莉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