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乃一介平民，像廣袤大地上自榮自枯的一株小草，像浩淼長空中來去無形的一縷清風，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果他無兒無女，那就無人會記得他，塵歸塵、土歸土，億萬年後，和億萬人共同被稱作：民眾。
父親生於1919年，死於1985年。六十五年卑微而短暫的生命，只可用兩個字概括：悲慘。
自他去世後，尤其是近些年來，我曾幾次動筆想為他寫點什麼，但每每回憶起那些淒風苦雨的年代，那樁樁件件的往事，卻每每欲語凝咽……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我也已近花甲之年，子侄輩，乃至孫子輩都已長起來了，對於那些不應忘卻的年代的不應忘卻的事情，他們卻知之甚少或渾然不知。而無論對一個人，還是一個家族，抑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真實的歷史，如何面對今天，又如何走向明天？一種使命感，讓我覺得有必要把那些真實的故事講給他們聽，讓他們知道「我是誰，我從哪裡來。」
父親出身農家，祖上好像最早在山東的登州府，後到河北樂亭（俗稱老覃兒），最後移民到東北。落腳在公主嶺北郊叫 「四合屯」的村子，距公主嶺大約十里地。家裡有地十七垧，房子七間，馬車一挂。幾輩人的勤勞不輟，終自小有家業而成殷實之家。屬自耕農，也沒有雇長工，農忙時人手不夠雇點短工而已。有一夏姓親屬說話結巴，五十多歲，因為沒家沒業，爺爺收留了他，供吃供住——農忙時下地，農閑時看家護院幹點零活，待之如自家人，土改時硬被說成是長工，並定我家成分為地主，此是後話。父親兄妹六人，他是最小的，東北話叫「老疙瘩」，與哥哥姐姐們年齡小了不少，他大哥的兒子都比他大，還有兩個歲數跟他差不多的。父親六歲上死了媽，基本沒有童年，跟哥哥們在私塾混了幾天，就給家裡放牛，稍大點就下地幹活了，開始是「半拉子」（就是別人鏟兩壟地，他鏟一壟），後來就頂整勞力了。但有父兄在，他也沒當過家。常聽他講小時候沒鞋穿，夏天光著腳，冬天凍得把腳插在牛糞裡取暖。可能是不甘心農活的勞累，離縣城較近，又是鐵路沿線（中長鐵路），他曾到鎮裡的燒鍋（酒廠，名「太陽城」），以及范家屯糖廠當過工人，又在鐵路上當過聯結員。因農忙時家裡忙，不斷地被我爺爺叫回來下地，所以都沒干長。再後來就結婚生子，戰亂頻仍，今天跑鬍子，明天跑國軍，後天又跑八路，跑大鼻子（「老毛子」，即蘇聯紅軍），老百姓也鬧不太清什麼軍隊，總之要打仗就得從家裡跑出去，有時來不及跑遠，就趴到莊稼地裡。這中間，各種軍隊來了都要徵糧、征餉，出擔架、馬車以及壯丁等，因為父親有點文化，見過點世面，年齡也好，又是大戶人家，就被任為保長了。也沒干幾天就土改了，結果這些都成了後來的污點。
土改時父親二十九歲，其實當時家早就分開過了，他的哥哥——我的伯父們，都分出到外地單過了。因為父親是老兒子，所以爺爺跟著他，還有一個沒出嫁的姑姑，留在老屯一起過。還有媽媽、我和弟弟，那年我三週歲。
鬥爭會
一九四九年臘月，好像是經過兩次土改，我家成分先是劃中農，後又改劃地主，據說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雇了「長工」夏老頭，父親和爺爺們當然解釋說夏老頭不是長工，他自己也證實這件事。但是沒有用，工作隊和貧協不斷找夏做工作，讓他劃清界限，兼施以威逼利誘——「動之以情，曉之以利」，「啟發他的階級覺悟」，讓他在大會上做證，反戈一擊。可憐這個樸實的老人不願意昧良心，又害怕，最後跑到別處流浪去了。這一跑更嚴重，弄得我家百口莫辯，「地主」就鐵定了。房子、地、車馬、還有其它能分的都被分了，最後我家住進了老院的一間西廂房——原來的磨房裡。那屋子黑咕隆咚的，什麼傢俱都沒有，可謂家徒四壁。只記得爺爺那時已經七十五六歲了，不堪事變的折騰和驚嚇，病倒在炕上圍著床破被，不斷地呻吟著，大人們都愁眉苦臉的，我又怕又餓，只能在角落裡噤若寒蟬。
這還沒完，忽然有一天又開鬥爭會，除了已經起不來的爺爺，我們全家都去了。會是在後屯周家大院兒開的，記得裡外屋擠滿了人，一進屋子，父親、母親和姑姑就被帶進了裡屋，三歲的我和一歲半的弟弟被放在外屋的炕上。人們喊些什麼，說些什麼，我全然聽不懂，只知道是跟父親們要什麼東西，沒有就打，這邊弟弟就大哭，我抱著弟弟沒有大哭，只是一邊搖晃著弟弟，一邊止不住淚水滿面流，那種恐懼和無助真是無以言說，當時就一個念頭：這一切快點結束，快點看見媽媽，快點回家。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一切還進行著，沒完沒了。可能看我們姐弟哭得可憐，有人就湊過來，一邊誇我懂事，一邊問我：想不想跟媽媽回家？我說「想」，那人就接著問：那你們家有槍嗎？我說「不知道」。「不知道不行，你說有，就沒事了，就放你爸媽回家！」我問：「真的嗎？」「真的！」一個三歲的孩子就這樣做出了選擇！而換來的，是大人被斗的升級，他們被上了綁，皮鞭的抽打更重了……「回家」這一簡單的願望直到深夜才實現。我至今不能忘記，回到那間黑屋子時，無比疲倦的我，忘記了飢餓，只剩害怕：等著大人的責罵。但是，父母及姑姑瞭解了事情的經過後，他們並沒有責罵我，而是流著眼淚把我抱得更緊。唯其如此，我卻承載了一生對父輩的欠疚。
要飯
父親秉性倔強、火暴，是個死要面子的人。多次鬥爭會下來，我家已沒什麼東西了，甚至已沒有多少糧食，有上頓沒下頓的，春節將近，別人家都在殺年豬，淘米蒸粘豆包，做豆腐，我們家只能是相對唏噓，提心吊膽等著再挨鬥。這時，有屯鄰偷偷來告訴，要想不再挨挨鬥，就只一個辦法：外出要飯。這樣人家才相信你家徹底窮得什麼也沒有了呢。來人走後，大家面面相覷，其實，除了女人，小孩，就剩爺爺和父親了，父親不吭聲，七十多歲有病的爺爺強支起病體要去要飯，父親才不情願地拿起了一個布口袋走了出去，晚上頂著月色回來的時候，居然也裝了大半口袋混合著的各種米，以及深淺不等、大小不一的黃澄澄的粘豆包……
那之後，父親就落入了生活的最底層，開始了他一生的苦難歷程。
搬家
土改之後，要臉面的父親，搬離了他的傷心地——老屯。起初是投奔我的一個堂姐所在的村子，埋葬了在那裡死去的爺爺，他把家搬進縣城公主嶺，住在南門外。53年，我七週歲，進了公主嶺市第二小學上學。那時父母一邊種著鄉下的一點兒地，一邊趁農閑時在城裡賣小工，雖也艱辛，似乎也還可以，我記得就是在那時父親帶我看了平生第一次電影——《攻克柏林》。
小學四年級那年，老家的社長（已不記得是初級社還是高級社）進城動員父親搬回原籍，搬家之前，父親到我就讀的學校辦理轉學事宜。班主任姜老師得知情況後跟爸說：「你家孩子學習這麼好，轉學到農村太可惜了，升學時農村學生和城裡學生錄取比例都不一樣的，會耽誤孩子的前途，您還是三思為好。」回到家裡，父親問我的意見，最後決定不轉。後來的事實證明，搬家是個錯誤，我沒轉學卻是個正確的決定，此事讓我一生感念我的父親和慈父一樣的老師。我將專文回憶我恩師。
老家在公主嶺郊區，名「四合屯」，距我上學的公主嶺市第二小學有十幾里路，春天搬的家。那時學校實行二部制，一個星期一換。輪到我下午上學的那一星期，每天放學都差不多天黑了，春夏兩季還好些，只是學校有活動或陰天下雨時，天會黑的特早。虛歲十一的小姑娘，自己不敢走回家，爸媽也不放心，所以定好放學早時，我就自己回家，逢放學晚或下雨等，讓我去城裡的姑姑家住。姑姑四十多歲，在我家搬回農村時才剛剛嫁的，姑父本來是老實巴腳的工人，一建築公司的瓦匠，人好也實在，不會寒暄熱情，何況對我這個小孩子，但看著姑母小心翼翼似有看姑父臉色的樣子，本來就非常靦腆而又敏感的我，生怕姑父不高興，又怕姑姑為我受委屈，所以如果不是天特別晚甚至有時已很晚了，我都試圖壯著膽回家，盡量不去姑姑家添麻煩。爸媽誇我要強有志氣懂事，決定每天讓爸下工後接我。我仗著膽兒往家的方向走，爸爸下工後直接從地頭走到唯一通往鎮上的國道向城裡的方向走，多數情況下我們會在中途相遇。天黑的早或爸爸下工較晚時，怕我害怕，他會一邊走一邊就大聲喊我的名字，那時出了城，就是空曠的田野，夜幕下傳來爸爸那遙遠卻清晰的喊聲，我這邊才鬆下一口氣，趕緊大聲答應，一呼一應，我和爸兩顆心全放下，加快腳步，很快會合，父女雙雙回家。
轉眼秋天到了，路旁的莊稼大部分收割完畢。但還沒拉回去。高粱和穀子基本是都捆成了捆，有的碼成了趟，有的碼成了垛，也有躺在地裡的。但也有一片片沒割倒還在站立的莊稼。人說「三春不如一秋忙」，生產隊裡活正緊。那天，正趕上我下午班，媽裝好一籃子雞蛋，讓我早點走，順便到街裡賣了，並約定晚上爸接我，走的時候，天是晴的。誰知到了傍晚，學校快放學的時候，天竟陰了起來，坐在教室裡，我就有點心神不寧，盼著快下課放學，好不容易下課鈴聲響了，偏偏輔導員又通知放學後開小隊長以上隊幹部會，我那時是小隊長，規規矩矩的我又焦急地熬到散會。走出學校大門時，已下起了毛毛雨，天更是格外的黑。想到這麼晚了，要是去姑姑家，事先也沒打招呼，如果趕巧姑不在家或人家已吃過飯，都會給人帶來麻煩，怎麼辦？再者，累了一天的爸，今晚肯定會拖著疲倦的步子去接我的。如果我不回，他既多走路，還會和媽一起惦記著我呀。咬咬牙，我頂著小雨出了城。
黑雲垂的低低的，秋雨一個勁兒地下，此時路已泥濘，腳下直趔趄，天愈加黑了，有些陰森可怕，更嚇人的，是路兩邊的莊稼和樹，這時在我看來，有的像人，有的像野獸（那時真的有狼和狐狸等野獸的）。恐怖極了，神經緊張到了極點。卻遲遲聽不見爸爸的喊聲。我又冷、又怕、又累，心提到嗓子眼兒，自己能清晰地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在曠野裡，無助地奔跑。當我滿臉雨水和著淚水，一身泥水，終於闖進家門，站在毫無思想準備的爸媽眼前的時候，終於不再忍著，放聲大哭起來，一邊埋怨著爸媽說話不算數，說好接我又不接……
這時，媽媽心疼地眼含淚滴，爸爸在媽媽的埋怨聲中破天荒第一次沒發火，並面露愧色。
其實，媽也告訴了爸讓他接我，爸也去接了，但已走過七、八里路，見天太晚，太黑了，雨又那麼大，勞累了一整天的爸爸估計我肯定是住到姑姑家去了，於是轉身回家。
那以後，一直到我小學畢業，到初中，無論春夏秋冬，爸都按約定接我回家，沒有爽約過。
我也在爸的誇獎聲和他如山的父愛中學會了做人要守誠信，一諾千金。
故土
城裡燒鍋老闆的兒子和父親是好朋友，東北解放前夕，捎信兒定於某日某時到某處會合和他一起去臺灣。父親是孝子，又有些扔不下妻子兒女，猶疑彷徨之際，被爺爺看管起來，錯過了鐘點，欲走而不能了。
父親年輕時本在城裡幾處上班，又稍有文化，如果不是爺爺幾番將他招回，留在爺爺視為命根子的土地上，他可能不會挨鬥，要飯，遭那些罪的。
而今，又在幾番輾轉後為了那被分後剩下的可憐的一點地而重返故土。重新選擇面朝黃土背朝天，世道早已非昔可比：由互助組而初級社而高級社而人民公社，而公共食堂，而挨餓，……道路越走越窄。有幾次父母醞釀著要投奔黑龍江，那時叫「跑江東」，後來，終因怕誤了我的學業或可能骨肉分離而一再作罷。
做為地主成份的父親，入了共和國另冊中的另冊：生產隊裡，最髒最累最危險的活永遠是他的。其中，最好的活還就是掏糞呢，父親雖然是那麼一個乾淨、整潔、死要面子的人，那時，卻樂於趕著個臭哄哄的大糞車並坐在上面悠哉游哉地招搖過市了。畢竟，有坐著休息的時候！還有一個差事，也是鐵定給父親干的，並且是義務的，那就是送通知。不論是大隊小隊開會，不論是大會小會，不管是起早還是半夜，不管路途是近是遠 ，也不論大事小事，就是屁大個事，有時哪怕是屁大個隊幹部的屁大個私事，統統找他去通知。經常是，天黑了，又乏又累的父親剛坐到桌邊沒吃上幾口飯，門外就大呼小叫喊起來，父親就得立碼放下碗筷，揣上通知就走。如果是開大會，不大一會兒，村子裡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就響起父親的吆喝聲。
有很多隻需貧下中農參加的會，是不讓另冊的父親以及其他的地富反壞右參加的，但也不能讓你撿著便宜，貧下中農開多長時間會，地富反壞右就得在外面干多長時間活。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父親要每隔或十天或半月或一個月遞交一份「匯報」，如實報告這期間的活動以及思想情況。間隔的時間長短視「階級鬥爭形勢」而定。按說，父親在填報各類表或者我們孩子們填的各類表中父母項下「文化程度」欄裡的「相當於初小」的文化程度，每逢春節不但給自家還應邀給村民寫對聯，我上高二時，父親一時心血來潮還在我新發的語文書的書皮上用毛筆寫下我的名字，引得語文老師用讚賞的口吻問是誰給寫的。父親完全可以自己完成那個「匯報」的，但是，在我們的記憶裡，他就從沒自己寫過。這項無比偉大光榮的工作一直由我承擔。開始時我十分的不情願，但父命難違，只好就範。起初，父親口授，無非是：這段時間內我沒有外出，也沒亂說亂動，沒有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老老實實接受群眾監督改造來著。挖空心思，湊不足一頁，父親略帶遺憾並懷著不能過關的恐懼交上。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一天天長大，隨著我的作文被老師當作範文的次數增加，隨著主要是階級鬥爭內容的政治課考試成績如其他各門成績一樣打100分的次數增加，我終於活學活用，能把父親的「匯報」從寫滿一頁，到兩頁乃至更多，父親說寫多少，我就寫多少，之後高聲朗讀給他聽實際上是朗讀給全家人聽，直到他老人家懷揣「匯報」滿懷信心甚或帶著些許自豪走出家門。……直到1965年秋季，我上大學離開家，這「工作」歷史性地移交給了已是初中三年級的弟弟。弟弟學習也好，再說了，已經「見習」多年，自然勝任。
大飢餓中二三事
眼瞅著風調雨順，豐收年景，不知怎麼，忽然糧食就恐慌起來，吃遍了所有能吃的東西，還是餓，於是浮腫、死人、餓殍遍野……後來就定性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日子是越來越艱難了，人們繼續忍飢挨餓。家家的有線廣播裡唱著「公社是棵長青籐，社員都是向陽花」，「社會主義好」等，還時而播送哪兒哪兒誰誰發明的各種「瓜菜代」以及什麼「增量法」，小孩子們感興趣的是「小喇叭開始廣播啦！」和各種「廣播劇」以及長篇小說諸如《創業史》等的連播節目。而那時的父親卻總好像專門和我們過不去，一聽見廣播就皺著眉頭說嫌鬧得慌，「腦瓜仁子疼」，晚飯後，早早地就逼我們鑽進被窩、閉嘴、睡覺。正是這樣的一天晚上，我在睡夢中被捅醒，睜開惺忪的睡眼，見爸爸蹲在我頭直的地爐子邊把烤熟的一小把「啞巴包米花兒」分給我和弟弟，並悄悄地說：「別出聲，趕快吃了！」朦朧中，聽見他和媽媽小聲說：「要餓死寧可餓死小的。……」和著咸滋滋的淚水，我不知下嚥的是什麼……。那一年，他們的第四個孩子，我的不滿一週歲的小弟弟因病卻沒錢醫治眼睜睜地夭折。
逼急眼了的父親，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偷了生產隊計一袋作為豬飼料的「磨石豆」，一頭病死的母豬，填補了我們的肚子，使我們免於餓死。並以每次一、二個為數，零星偷了若乾土豆，回來後燒熟由母親嚼過餵給無奶吃的小妹妹。使她免於夭折卻個子小，至今體質也差。
那年除夕，爸媽狠了狠心，買了二斤豬肉，除了留下包餃子的肉餡外，其餘都做了「酸菜粉條燉豬肉」，媽媽盛進了盆，我高興地往屋裡端，炕上桌邊圍著的爸爸和弟妹們早就望眼欲穿饞涎欲滴了。不料，門檻一拌，我摔了個狗搶屎，菜盆甩出老遠……。媽媽聞聲跑進屋，弟妹們傻了眼，我癟癟嘴剛要哭出聲，脾氣火暴的爸爸卻說著「歲歲平安」的「喜嗑」，直勁兒安慰著我和大家……
60年春天， 我上初一下學期，記得那年每人發二尺七布票，因為我和弟妹揀了約一小車乾白菜葉子，星期天爸拉著和我們一起去街裡賣，每斤三毛八，賣了幾十元。媽很高興，那天早晨臨上學時，媽給我拿了三張即三個人的布票計八尺一，又拿了二十元錢，囑我放學後上街扯七尺我喜歡的花布回來好給我做件上衣，順便買半斤糖塊好放到麵糊糊裡給不到一歲的小弟弟吃，母親因飢餓更別提營養根本就沒奶水了，憑票供應的「古巴糖」早就沒了票。我把錢、布票放進了新近剛買的有生以來第一次屬於我自己的已裝有小學煉鋼燒焦碳勞動時學校補助的約十幾斤糧票的漂亮的小錢包裡，因糧票都是一兩二兩的（那時每天補助一兩），這時錢包就鼓鼓的了。
那天下午不上課，中午放學後我背著書包直奔街裡的商店。路上思量著：爸媽心疼偏愛作為老大的我，全家僅七張布票，給了我三張，我一件衣服花去七尺，家裡僅剩四張零一尺一，合計還有十一尺九了。爸媽和弟妹們都是破衣爛衫的呀！而我的穿著已是家中最「體面」的了。感受著濃濃的愛意，也隱忍著淡淡的哀愁，我決定分擔貧窮，不再添新衣，省下這筆開銷，並決心好好學習，報答父母之恩。於是買糖塊，黑黢黢土法制的糖塊尚且六、七塊錢一斤，把營業員找回的零錢裝進錢包，又把糖塊裝進書包，出了商店的門，過了「隆記」橋，手伸進衣兜摸錢包。腦袋「轟」一下：遭了！錢包不見了！左摸右摸，翻遍所有的兜和書包，就是沒有！急忙跑回商店櫃臺前，問營業員，問顧客，一無所獲。錢包已丟，確定無疑。一定是眾目睽睽下裝進找回的零錢接著忙著裝糖時被賊捋走的。……腦子裡一片空白，身子踉蹌著進了家門，我再也忍不住，二話沒說，放聲大哭。嚇得爸媽弟妹不知出了啥大事，如何是好。待到弄明白，爸媽卻忍著心痛，沒埋怨我一句。爸說：「吃一嵌，長一智」，「財去人安樂」，接受教訓就行了。第二天，怕我上學時老想著這事，路上出差錯，又逼著我誤了一天課。
「三反」言行
高中時，一次學校組織參觀市裡舉辦的「階級教育展覽館」。參觀到本地「階級鬥爭新動向」部分，赫然見父親的名字出現在形象的畫面中的說明上，解說員抑揚頓挫地指點著畫面並講解著：階級敵人配合國際上的反華勢力，蠢蠢欲動。請看：
x公社xx大隊xx小隊地主分子惡毒攻擊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煽動農民不滿社會主義，在田間勞動時陰陽怪氣地唱著「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吃不飽……」；又散佈「過去地主在農忙時，最起碼也給長短工淘黃米，蒸粘豆包吃」等言論；更有甚者，與同村的其他地、富、反、壞分子密謀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設計逃跑路線；公然與生產隊長對抗，反改造。……
當即嚇得我瞠目結舌，心驚肉跳，恨無地縫可鑽。偷偷往四下瞧瞧，沒有人注意我，回校後忐忑了數日，也沒什麼動靜。稍略心安，想來沒人知那個名字和我的關係。
回家和媽偷偷講過並對證真假。媽說，唱社會主義好那事是真的，說過去吃粘豆包也是真的。和本村地主丘xx看地圖是真，也比劃過哪哪，但爸說根本沒有像那樣說的什麼「配合蔣介石反攻」和「設計逃跑」路線等。媽也不知到底怎回事。
至於公然與生產隊長打仗，不用媽說，我也知道，記得一次，是因男男女女都在地裡幹活，邊干邊嬉鬧，互相起外號，說起媽媽，痞子加流氓，外號毛驢子的生產隊長說，你就叫「海棠」吧，並壞笑著。其他人也壞笑。一下子激怒了父親，於是大干了起來，動了手，不可開交，被媽和看事不好的眾人死命拉住，才罷休。我曾不解地問爸爸，起個外號你也打仗，值得嗎？媽說，舊社會的妓女多叫「桂花」、「桃紅」、「海棠」……
「反攻倒算」
「社教」開始的時候，第一批工作隊員進村，分別給人民和非人民開了多次會。爸媽都挺高興，說政策有緩和，讓說話了。不久，住在別處的九伯父拿著土改時周恩來簽屬的什麼政務院有關土改劃分成分標準的文件來找爸爸，意思是我們家按那個標準不夠地主，並且第一次劃成分時劃的是上中農。據此，商定要求工作隊給予甄別，重劃。那時，九伯父家的二兒子，比我大一歲的堂兄和我上同一所高中同一年級。我想，他們一是再不願受氣，想擠進「正冊」，二是考慮到事關明年高考的我和堂兄以及他們子孫後代的前途大計。
平民百姓的父輩和少不更事的我們，當時哪裡曉得中央的什麼路線和鬥爭，只見工作隊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社教運動發了個「十條」又發個「十條」。父親們的計畫眼看就要告吹。父親不理解政策為什麼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他拿著九伯父寫的申述書態度「強橫」地質問工作隊長，問他：「政策在你兜裡揣著怎的，說變就變？」
結果是，我家成分從「地主」改成了「富農」，父親卻以「反攻倒算」、「妄想變天」為由正式被「戴」上了「富農份子」的「帽子」。
父親送我到車站
在緊鑼密鼓的「階級鬥爭」當口，在我憂心忡忡的等待中，1965年8月末，接到了「東北林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一家人都很高興，就我自己高興不起來：依我的成績，本應考上當時我想考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而現在卻只能與幾個成績比我差好遠的同學一起被認為是「末流」 的學校錄取。眼中流著委屈的淚水，我賭氣地說真不想去，大不了明年再考。父親急忙勸說：孩子，知足吧，你沒看前村後院和你一起畢業的誰也沒考上嗎？這年頭，政策一時一變，明年還不知咋變呢。好歹是大學，就這也讓那些人眼饞死，夠長臉的了，走吧！
第二天進城一打聽，全班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學當中就我一個人考上了，堂兄和我的好朋友高連俠都榜上無名，所以不再猶豫，回家後收拾行李，準備報導。
然而，哪有什麼行李可收拾？家裡僅有的幾床破被大窟窿小眼子的尚且不夠家人蓋，更是拿不出手，並且全家也沒有一床褥子呀。危急中城裡的姑姑送給我一套舊被褥，雖舊，但既沒破，花色也好看，是一床紫底兒紅白花相間的「子貢呢」被面兒，紫底兒帶五彩鴛鴦戲水圖案的褥面兒，姑姑說，那是已於十八歲溺水而死的姑父先房兒子的遺物，問我們忌諱不忌諱，艱困已至於此的我們談何忌諱呀，感激還來不及呢。行李外面起碼該裹個毯子，沒有，爸媽找個裝水泥的牛皮紙袋子拆開，將被褥包起，用家裡僅有的一塊一米見方的黃油布蓋住一面後，用繩子捆起，這就是我入學的行李了。
走的那天，父親扛著行李，徒步十餘裡把我送到火車站，路上不斷地叮嚀，教給第一次出這麼遠門的我很多細節，我心不在焉地答應著，漫無邊際地想著心事。到了車站，父親幫我買好車票，託運行李，又不斷叮嚀，直到列車快要進站，開始剪票了，我隨人流進站後，站在月台上，方才回頭，看見父親仍扒在剪票口邊的柵欄上，緊盯著我，看我回頭，向我揮手，破舊的衣裾被風吹起，萎黃的面容露著微笑，滿是皺紋的眼角有淚花在秋陽下閃動……
文革
想不到父親一語成箴，政治風雲果然變幻莫測。我大學一年級還沒讀完，「文化大革命」就席捲而來了。
五七年的大字報還依稀在目，我的第一反應是：決不上當，三緘其口。然而，終於難逃惡運，我以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反動日記書寫者、修正主義黑苗子等等罪名被「揪」出，遭批鬥。家鄉的父母及弟妹也在劫難逃，父親本是「偽保長」，又生生加上「國民黨」的頭銜，再加上先前的那些「反革命言行」，大會小會批鬥無數次，受盡了靈魂和肉體的一切折磨。並且連小孩子的弟妹們也不能倖免。
那時，因上廁所用報紙當手紙的，隨便在什麼地方瞎寫瞎畫的，都有可能弄出「反標」來而成反革命，一家人小心謹慎，卻忽然有一天出事了：革命派通知，由某「新生」廠亦即勞改犯的監獄廠生產的塑料涼鞋底上有「反標」，當時十幾歲的弟弟正穿著一雙新買來的塑料涼鞋，還沒喜歡夠，「愛不釋腳」，全家人在燈下仔細查看，也沒發現有可能構成「反標」的字母和圖案，於是照穿，再說了，也沒有另外的鞋呀。誰知，忽然有一天，「造反派」站在村道上截堵檢查，硬是牽強地查出了弟弟鞋底上有「毛」字，不由分說，沒收了鞋子，將弟弟連同父親帶進批鬥大會會場，抓了「現行」，現場批鬥，勒令父子交代刻骨仇恨偉大領袖的罪行，任由造反派折磨不算，更逼迫弟弟揭發老子，逼迫弟弟打父親，不打，就是劃不清界限，就任造反派將父子打個沒完……
上小學四年級的二弟動不動就在下課時被同學逼著站在前面的凳子上低頭彎腰玩批鬥，更小的弟妹們經常被同學們在後面趕著喊「打倒大地主」……
家在何處？
隨著運動的「深入」，一家人承受著更深的折磨和凌辱，忽然有一天，刮起了「遣散」風。城裡的「反革命」及其家庭紛紛被趕回原籍，原籍就在城裡的被趕下鄉。汽車站、火車站的候車室角落裡，到處都能看見手拿皮鞭身著黃服戴著紅袖標的「造反派」趨趕、鞭撻著瑟縮凍餓被剃了「鬼」頭的「牛鬼蛇神」，實施著「遣送」的「革命行動」。原籍就在城郊農村的「反革命」家庭，則被「遣送」到更遠的農村。只是不知道更遠的農村的「牛鬼蛇神」被送到了哪裡。當我家老小七口隨同全部家當裝上一輛馬車，被「貧下中農」「押送」著行上北去的路，路上的車塵迷茫，父母淚眼婆娑，百感交集，回首望，叫作「家」的那個他們親手用汗水和著血淚壘起的泥屋迷茫中漸行漸遠時，孩子們竟長長地出了口氣，臉上露出隱約的笑意：終於離開了那個讓他們日夜都在惡夢中、無時不心驚肉跳的地方。幼稚的他們，沒有家鄉和故土的概念，只盼著遠離災難和悲傷。對於他們，父母和兄弟姐妹就是家，而此刻，顛簸的裝著破東爛西的向北行著的馬車就是家了。
父親真想高聲質問：蒼天，你真的不給我們一點活路，偌大的平原上竟不許我們立足嗎？又不忍掃了孩子們的興，偷偷抹去淚跡，正了正胸前的「四類份子」牌子，從容地迎著路人或驚詫或鄙夷或嘲弄 偶爾也有同情的目光，任憑搖晃的馬車拉著他和他的「狗崽子」們馳向前方，馳向不可知的命運和迷茫……
當押送的貧下中農認為已足夠遠的時候，他們開始一次次將車停在某個村子，與當地權力機關——生產隊或已叫「革委會」的聯繫收留事宜。聯繫了幾處，均不果。其間，一家人在車上吃過了自備的乾糧算作午飯。
黃昏時分，來到一處小村落。馬車趕進生產隊院子。押送的人與生產隊長你一言我一語像買賣東西樣「聯繫」交涉著，好奇的村民們圍住車子你一言我一語觀察著、打問著、品評著「貨色」，最後，因父母年歲尚不太老（其時父母均不到五十歲），正是幹活的年齡，大弟十八、大妹十六，都是好勞力，而十三、四歲的二弟也長得旺條條的，眼看著是很快就能「晉級」為整勞力的「半拉子」，只有不到十歲的小妹和六七歲的小弟是吃閑飯者。生產隊長考慮當地地多勞力少的現狀，加之隊員們的意見，想來也特別考慮過這家人因是「四類份子」所以只能「老老實實」不會「亂說亂動」而好管理吧，終於同意接收。於是，暮色中，七手八腳從車上卸下破東亂西，當晚宿在生產隊。後租住一人家的半間屋，再後來，父親帶領兒女們又親手壘起了兩間泥屋，好歹也是獨門獨院，又是一戶人家了。而老屯扔下的屋子，就再一次生生地被奪走了。
這一切，遠在哈爾濱的大學，已被「揪」出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渾然不知。當時還沒有發展到批鬥，只是貼出公布我「罪行」的大字報，取消了我「大串聯」、「參加造反活動」等。眼看著「運動」不斷「深入」，我已感覺到對我的鬥爭必然「升級」，進「黑幫隊」批鬥指日可待。看到學校裡往日的「牛鬼蛇神」新帳老帳被一起算，統統上臺挨斗或陪鬥，幾乎每天都有被打死或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殺者。「文明」的校園尚且如此，朦昧的鄉下更何以堪？況我父生性剛烈？貼我的大字報上已說我父為「國民黨員」，雖說純屬造謠，也不是空穴來風，起碼證明他們已對我進行了「外調」，父親正在挨整無疑，並且他肯定也知道了我的際遇，一家人指不定多牽掛而憂心如焚呢。
生死兩茫茫之際，格外思念雖貧寒卻能容我小憩的家，格外渴望得到唯一能給我撫慰和勇氣的父母。我當機立斷，於某日傍晚飯後「失蹤」——溜到火車站，乘晚車歸去。哈爾濱——公主嶺，也不過五元四角錢票價，八九個小時的車程，只不過那時既沒錢，又沒時間而已，所以只能是放假才得回的。翌日晨到，未回家先到城裡姑母處。一是告之我的境遇，二是打探下家中的情況。始知家被「遣送」事。姑母也只知那是在公主嶺通往懷德的國道邊一個村子，具體點是：「雙榆樹公社柳罐印子大隊唐家窩堡小隊」。
揮淚告別姑母，排隊買了張唯一通往懷德的客車票，原來就是一解放卡車加了蓬，兩邊各一長凳能坐，其餘皆站，裝豆包樣滿滿一車，初冬時節，寒氣襲人，凍木了手，凍麻了雙腳，顛簸到據說離雙榆樹公社最近的「柳楊」站鑽出黑洞洞的帆布車蓬，我被扔在路邊。陰沉沉的天空中飄著雪花，舉目四望，白茫茫一片，恰如我的心情，腳不知往道左邁還是往右行，何處是家？家人安在？縮瑟著身子，吞嚥下寒氣和酸楚，沿著路人指點的鄉間路，忐忑到了村邊，再一打聽，城裡「下放」來的李家倒是盡人皆知，終於駐足在當時還是租住的「家」門口。……
偷聽敵臺與圍爐夜話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繾」，某人真是有先見之明，早已為「神州」預備下這兩句十分精準的「詩詞」。 「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後，黨內黨外一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批被鬥，過往的一切「牛鬼蛇神」陪綁被鬥，接著，從前的一切被打翻在地，所有人同時中邪。繼學校「停課鬧革命」之後，工廠、農村相繼革命；到處是武鬥的槍聲，到處是「造反有理」口號和語錄歌，到處是父與子、兄弟姐妹反目成仇、口誅筆伐乃至真刀真槍的廝殺，「革命群眾」須臾之間會成為「階級敵人」；「憲法」成了揩腚紙，人權被粗暴踐踏，何處尋找尊嚴？隨著「敵人」被趕下鄉，大批的城市「知青」也「光榮」下鄉，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伴隨著「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留資本主義苗」的口號，家裡的數隻活蹦亂跳的資本主義的羊被殺的殺，沒收的沒收；已長成大小夥子的弟弟們盼著用自己的雙手改變家境，買下編筐窩簍的原材料——苕條，堆好，準備冬天大幹一場，並已小有斬獲，不料忽一日「生產隊裡開大會」，狠抓「階級鬥爭新動向」，老父再遭批鬥，兒子們陪斗……
長夜漫漫，苦海無邊，何時何處是盡頭？倔強的老爸，默默地吃過晚飯，待兒女們酣然睡去，偷偷拿出花了十幾元錢讓我自裝的「半導體收音機」，在被窩裡偷聽「敵臺」。強烈的干擾使播音時斷時續，波段也不斷變化像打游擊，又得時刻警覺窗外的動靜，「隔牆有耳」呀。不知父親究竟能聽清多少內容，但那或許就是他心靈中的些許亮光和希望，之所以能忍受活著的理由，能再見第二天的太陽並從容面對不意之災的力量吧。
寒冷的冬天裡，朔風怒吼著敲打著窗戶紙，尋找著縫隙往屋內鑽，夜色陰沉。一家人圍坐在炕上的火盆邊，聽剛回家的我講外面的世界，幫父親分析著形勢。記得我曾說，靠外部力量改變形勢的可能已很小甚至沒有了。當時是怕父親真的「反動」，「妄想變天」，做出什麼危險舉動，毀了自己和全家。我又說，中國唯一的出路在「和平演變」和「修正」。中國還是有希望的，歷史上這最黑暗的一頁終究要翻過去。說這話的用意是給父親們以希望，怕他們因絕望打熬不住一時想不開尋短見。父親嘆著氣說：「只不知何日是盡頭。」我則說，「毛死之日，就是盡頭了。」一旁的十歲弟弟將幼稚而純淨的大眼睛眨著，迸射出的火星與火盆裡的火星相輝映，急切地問：「那是什麼時候啊？」大一點的弟妹小聲打斷他，嘲弄地說：「傻樣」，父母立刻嚴肅地警告：「小孩子出外面可千萬不能瞎說呀！要殺頭的！」我對著弟弟更對著父母說：「他比你們更比我們歲數都大，你們想一想，哪有萬壽無疆的？別說無疆，就是現在傳說的能活一百四十歲也是不可能的！這還沒把會有人採用暗殺行刺等非正常情況估計在內。靠也靠得過！咬牙熬吧，堅持就是勝利！」
我畢業了
七○年，我稀裡糊塗畢業，被分到離家更遠的小興安嶺林區某林業局一邊遠林場做車工。還好，每月四十六元的基本工資，加上46%的邊遠地區津貼，總共可拿到七十多元。終於能掙錢了，節儉慣了的我除去伙食費和少量零用，再不用也無處做別的開銷，大山裡的林場只有一個相當於小賣部的小國營商店而已。掛念著遙遠農村的貧窮的家和家中受苦的父母弟妹，我幾乎每月都按時匯回五十元。在當時只能苦扒苦曳熬到年終結算才能見到錢或者也難見到錢的農村，儘管是四類分子家庭，父母也夠揚眉吐氣的了。和父母一樣貧窮甚至更貧窮的村民們羨慕眼熱，為難遭災有燃眉之急時都來我家求借，並且總是如願以償。
那年春節我休探親假回家，父母和弟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爸爸和大弟大妹仨整勞力加上二弟一「半拉子」，年終生產隊決算時竟破天荒分回四百多元紅利，加上我平時郵的，多年來我家第一次有了「盈餘」。媽做主，買回布，給父親、大弟、二弟每人做了一件燈心絨上衣，父親的是黑色的，倆弟弟是煙色的甲克；給妹妹做的是綠格的上衣。上學的小弟和小妹接下哥哥姐姐的囫圇舊衣，吃著我買給他們的糖果，收下我送給他們的小禮物，也心滿意足了。媽媽從箱子裡拿出一雙留給我的新矮腰棉皮靴要我試，正合適。我說不要，給妹妹吧，妹妹趕忙說「不要」，媽說就是給你買的，黑龍江林區冬天冷，你穿吧。而她卻沒給自己買下任何東西，但看見我們都穿上了新，分明比自己穿上還高興呢。我不言語，到供銷社買回毛線，趕著給媽織了件黑毛衣，那也是此生媽穿的唯一一件我親手織給的毛衣了。多年以後，我才聽大妹說，原來那雙皮鞋是給她買的，我臨回家時，媽哄著妹妹讓給我，而當時，她多麼不情願地說出「不要」兩字！我只能表示遺憾，並埋怨她當時怎不說真話。妹說，你是爸媽最疼愛又吃香的老大，誰能爭得過你呀？寫到此，我卻忽然悟出：什麼給她買的，分明媽媽使了心計，起初就是給我買的！一定是！
誤診
隨著我的畢業和弟妹們長大，雖然還在政治上受氣，但經濟上家境卻有了起色。隔年，家中相繼購置了幾「大件」：當時價格最低的「解放」牌縫紉機和「白山」牌自行車，記得均是120元。買了一臺座鐘，一臺半導體收音機。
大弟大妹都到了該談婚論嫁的年齡。然而，想揀便宜娶妹妹的倒不少，又窮又醜的人家的閨女也不願嫁到四類份子家。高高的個子，一表人才的弟妹的婚事，成了爹媽的心病……
爸忽然生了病。胸痛、胸悶、咳簌，渾身無力，漸漸不支。
捨不得讓弟妹們誤工，也捨不得花客車票，父親一個人去了六十多里遠的縣城公主嶺看病。
按著醫生的吩咐，做了化驗， B超等檢驗後，天已近午，父親拖著病體，忍著病痛，看著醫生仔細地查看檢驗結果單，等著開藥。醫生卻抬頭瞧瞧父親，然後問：「誰陪你來的？」父親說：「我自己來的。」醫生說：「家在哪？讓你家人來！」父親說：「家離著六十多里，沒人能來。」外表土氣見多識廣的父親這時已意識到了什麼，「頭立刻大了，身子發飄，腦子裡一片空白」，後來他這樣對我描述當時的狀態。「沒人能來，有什麼情況你就直接跟我說吧！」 醫生說：「根據化驗和超聲結果看，你得的是肺癌。」父親問：「肯定嗎？」答：「基本肯定。」在醫生和其他患者同情的目光中，父親艱難地走出診室，走出醫院，走進了公主嶺的姑母家，渾身已被雨淋濕，姑母問起，才想起竟然忘了去醫院時姑母給拿的那把雨傘！幾乎是無意識地在姑母的唏噓中吃過飯，走到汽車站，上了車，回到家。一家人亂做一團，母親抹淚，眼發直，大點的弟妹不相信這是真的，小的則嚇傻了。最後，大弟做主，決定到長春確診。父親說：「也好，如確實是癌症，也就不治了，不白化那個瞎錢了。」
父子倆起了個大早，坐過汽車乘火車，到了省醫院排隊到第二天凌晨掛上號，化驗、B超等，直到中午時分，診斷結果：肺膿腫。弟弟一再跟醫生說：「您給好好看看，在縣醫院診斷的是肺癌！」直到醫生不耐煩地大罵縣醫院「扯淡」，說肯定不是癌，父子倆才如判了死刑的犯人聽到大赦令樣緩過神兒來。拿了藥，逃也似出了醫院，直奔飯店，吃了有生來最不一般的一頓館子。按父親說法是「吃喜兒」。花去十幾元。不久，即康復。
「子欲養而親不在」
然而，作為「四類份子」，永無寧日的階級敵人的待遇，不斷更新的無中生有的罪名，看不見盡頭的磨難，使本就秉性剛烈、脾氣暴躁的父親因鬱悶而傷了肝，加之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良，得了慢性肝炎，父親愈加衰老了。
直到「包產到戶」之前，大批「四類份子」平反，我家成分改為「農民」後，終於能從父母所在地開出「准遷證」使其以「投奔子女」為由遷居我處。本想父母勞累辛苦磨難多半輩子，來我這能有所補償、安靜度餘生，也盡我做女兒的一番孝心。誰知，一則父母「老不舍心」，總是掛著其餘子女；二則二老早就積勞積病透支了體力和健康。先是父親患腦中風癱瘓在床，剛剛能由母親攙扶著下地蹣跚而行可望恢復自理，母親卻忽然一病不起，得了癌症，竟至於在父親前頭撒手而去。兒女們不敢讓病中的父親經受刺激，只說母親在別的兒女處串門。忍看老父全無了往日的棱角和腰板挺直的神采，目光渾濁呆滯，若有所思，長久沉默的樣子，想是一切他已瞭然。我當時夫妻兩地，感情危機，孩子也小，工作也忙，焦頭亂額，幾近崩潰。無奈，將父親托付給家在農村性格溫柔做事耐心的大妹照料。母親去後第三個年頭的暮春，父親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也去了。當異地的我收到大弟的信時，父親早已被弟妹們安置入土。作為父母最疼愛的子女中的老大，沒能見最後一面和送終，成為永久的遺憾。
常常想起父親
放過牛、種過地，做過糖廠工人，做過酒廠工人，做過鐵路工人，當過「偽保長」的父親，歷經土改、三五反、工商業改造、反右、大躍進、初級社——高級社——公社化運動、大飢餓、社教、文革的父親，戴著四類份子的帽子，照理，沒死於非命而活著，也早該老老實實、唯唯諾諾、裝聾作啞、苟且偷生了。可他，偏偏不！眼睛什麼都看得見，耳朵什麼都聽得見，心裏什麼都明白，就是不服氣，就愛亂說亂動！一出去家那個屋子，就忘了媽的千叮嚀萬囑咐，隔三差五就惹事。
文化程度只「相當於」「初小」的父親，對子女卻管教得相當嚴格。從小，我們就知道了「食不言，寢不語」，「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貴人語話遲」，「好馬出在腿上，好人出在嘴上」等等。而對於女孩子，則規矩更多：不許塗脂抹粉，不許哈哈大笑，不許兜裡揣著小鏡子當街照，人前背後不許搔首弄姿，未出門先整理好儀容，出了門就不許走在路上回頭回腦前後左右查看自己的衣褲。走路經過人堆時要目不斜視、挺胸自若……。
就在我參加工作後，一次回家講起班上某某師傅有關的什麼事，中間，父親插問：「男的女的」？並語重心長地說：尊重師父應該的，千萬注意分寸……令我哭笑不得，又不敢辯駁。
想起父親給我們講過的故事
從沒見他抱過任何一個弟妹，卻講起那年抱著不會走路的我在街邊耍，突聞頭頂飛機的轟炸聲而受驚的我險些從爸爸懷中串出墜地的情景；火車上日本憲兵緝捕偷吃偷賣大米的「經濟犯」，點頭哈腰、必恭必敬、溫文儒雅的日本鄰居在天皇下降詔後關起門槍殺了妻子兒女後剖腹自盡；軍容整齊軍裝漂亮威武的國軍，身著灰布二大棉襖並將袍角掖進皮帶滿口蠻話的八路；經歷過八路軍客氣地徵用「老鄉」即爺爺的車馬糧食並鄭重打了欠條；親眼見「大鼻子」即蘇聯紅軍髒兮兮地滿把拿著香腸往嘴裡填，嘰裡哇拉用槍逼著中國人問這個東西那個東西「捏都耶西」（實際是「捏特，耶斯基？」即「有沒有？」），不懂俄語的老鄉也跟著用「捏都耶西」回答，害得遭嘴巴。大鼻子進了西廂房一眼瞧見炕上沒來得及逃走躲起的五十左右的佃農大媽立即嘎嘎笑著將手順著其褲腿往上摸並往炕邊拽，直到男主人操起鐵鍬欲拚命的同時響起集合令……；某次，男人和婦女剛剛跑到房後莊稼地臥倒，幾個小孩子還沒來得及離開家，「大鼻子」就進院了。只聽見屋裡傳出「吧吧」兩聲槍響，接著院子裡又接連響起若干槍聲，孩子們的母親——我的三伯母當時就昏了過去，一家人都嚇壞了，卻趴在地裡大氣不敢出，更別說哭了。待到隊伍撤出後，急忙往家跑，孩子們安然無恙。原來，「大鼻子」一進院，名叫「白孩子」的那條吧兒狗就截著「汪汪」咬，儘管是一邊咬一邊往屋裡退，還是被一兵追到廚房一槍斃命。其餘的稀裡嘩啦翻個遍，能吃的都拿走不算，又槍斃了豬圈裡幾十斤重的半大豬，舉槍擊落數十隻扑拉啦飛過的我家養的鴿子。然後，嬉笑著在院外的空地上架起了火，烤上了豬、狗、鴿，半生不熟便大吃大嚼起來，風捲殘雲般，然後揚長而去……。
記得那年夏天下雨的午後，父親提起毛筆在我新買的空白折扇面上寫下「人生如意少」，而後又在我的新書皮上寫下我的名字。……
一件事令我無法釋懷
那年早春時節，乍暖還寒，一天中午下班後我去父母家吃午飯，外面回來的父親說起商店賣韭菜讓我猜多少錢一斤，後自答「二元」，後自語「真貴」。已三十多歲，夫妻兩地，感情危機，家事、孩子、工作，全壓在身上，昏天黑地，自以為聰明，卻腦子裡一盆糨糊的我，什麼也沒想，頭都沒抬，隨口接話：「除非有病，要不誰買，又不是什麼稀罕物，幾天就大量下來了。」父親附和說「是呀」。
不久，父親就突發腦血栓，中風癱瘓。
多年以後，兒子和我談起我倆都愛吃韭菜時，我告訴他，「那是遺傳呢，你舅舅，你老爺都愛吃呀！……」說到這裡，忽然頓住，冷不丁想起……，淚水和悔恨立刻湧上心頭。那時怎麼那麼傻！竟完全沒有反應過來！父親是想吃而沒好意思說呀！
我常幻想著，父母要是今天還健在多好——事實上，如果不是趕上那年代，經歷過那麼多磨難，早早就透支了體力、健康和生命，他們完全可能活到現在，也不過就八十多歲嘛。如今，什麼時令都可吃上任何想吃的東西了，他們的任何願望我都可滿足，再說，我也閱盡世事，能理解老人的心思了……。
然「子欲養而親不在」矣。世間什麼事都可能重來，唯這宗不能！嗚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