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讀了幾遍《南昌起義時期中國工人的工資》，其實說的是中國20世紀大革命時期到全面抗戰前夕市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引用的材料是共產黨高幹張金保、包惠僧的回憶錄，還有毛澤東的《尋烏調查》，以及《銀元時代生活史》、《勞工月刊》、《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上海工人運動史》、《青島黨史資料》、《文化人的經濟生活》，最後的結論是：中華民國並不水深火熱。
武漢紡織女工張金保，曾經擔任過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婦委書記，南昌起義前她從鄂城鄉下來漢口第一紗廠做工，每個月掙十四塊錢，第二年，月薪30多塊錢（註：第一、裕華、震寰三大紗廠女工工資平均20元。）。30年代武漢一般工人月工資平均15元。漢口家悅昌新綢緞局店員工資由10元到40元。湖北黃岡人包惠僧，領導過「二七」大罷工，談及武漢工匠的工資，說：「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資不過20多元，工齡長、技術好的每月可得4、50元……小工和臨時工……從8、9元到11、12元不等……」「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時間與一般政府機關的中下級職員差不多，比人力車工人、碼頭工人、紡織工人高得多。」
市民跟工人一樣不苦。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作者，20年代在上海當見習醫生時，每月薪資8元，當時上海市衛生局科長，月薪30元；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長16至18元；山東省一等警察隊巡長的工資是12元。教師的月薪，武漢小學1926年底20個銀元以上、湖北省立第一小學1933 年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學教師月薪在60∼80元之間，可買1兩黃金。
小時候聽共工中國老師講，民國工人過的是包身工的苦難日子，所以鬧革命。包惠僧的回憶錄有意無意地暴露了我的老師在撒謊。當時北洋軍閥在交通部內設有鐵路員工福利委員會及職工教育委員會、員工聯誼會，各段各廠各站，大車站，都設有扶輪學校，主辦中小學教育，免費專收員工子弟。當時一個「苦極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民國時期的工人，不管鐵路上還是紗廠，工資都不低。張金保在紗廠，第一年月薪14塊就能養家。包惠僧在鐵路，3個銀元就可以在旅館包吃包住1個月。小工最低工資8塊錢，完全吃得飽飯。張金保第二年月薪30多塊錢，生活就「開始有了些積蓄」。陳存仁在上海8元錢過日子可以「剩下五塊錢。」 中華民國市民中無論男女，生活都不在水深火熱中。作家、教授如魯迅，在北京1000元銀元購買西三條胡同21號四合院帶小花園。
魯迅是個小人儒，看其極具情緒化的作品，完全看不到民國市民的真實生活。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斤0.07元，麵粉1斤0.077元，切麵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香菸1盒0.036元，茶葉1斤0.23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擔3到4個銀元，老刀牌煙一包3個銅板，剃頭8個銅板……1929 年，每塊銀元兌換兩三百個銅板。據《文化人的經濟生活》說：北平、重慶也差不多。一直到30年代末，全國物價大體平穩，國計民生產品跌價。漢口市場上，1斤豬肉1934年0.29元，1935年則0.198元；雞蛋跌幅幾乎跌了一半；100斤大米也從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抗戰前，江蘇鎮海縣畝產300斤的農田，售價從1928年的100元跌到 40元。如此民國生活，魯迅真不該恨。
依照老話說，魯迅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看民國房租價格：上海石庫門一層樓，有電燈、自來水，月租10塊錢；住客棧，每一鋪位3角5至6角；紗廠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兩層樓可住10人，自來水由廠方提供，有的還供電，帶家眷者，兩家分租一層，費用不過1元多；最好的宿舍為磚瓦結構，鋪地板，長寬500平方尺，容積5000立方尺，有廚房、路燈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結廬而住，半畝地年租金200元，21戶人家分攤，平均下來每戶每月8毛錢，這種環境極差。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僅20元左右；一間20平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4∼5元。中華民國20、30年代流通貨幣是銀元和銅板。據傳，普通人家10塊銀元就可以開一家中小規模的飯館，一塊銀元，夠一個3口之家過上大半個月，據此推斷，30年代一塊銀元值現在500塊錢左右。
順籐摸瓜，我們可知：日本侵略中華民國之前，中國人生活安穩，人際關係和諧。20年代初期，開灤煤礦工人罷工，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月薪從27元漲到37元以上，即今日13500元。即使是未漲工資前，礦工的薪水也大大超過警察。其他市民也生活悠哉游哉。漢口家悅昌新綢緞局店員，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饅頭、稀飯、油條，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湯，八人一桌，節假日加菜。每年還有兩個月例假（學徒除外）……回家報銷車費。穿衣有津貼，每年多發一個月的本人工資。年終盈餘按16股分紅，店東12股，經理1股，全體職工3股。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工人運動沒有自發性，全是共產黨階級鬥爭思想的煽動。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即今日1萬元。雙職工家庭年收入為400元以上，即今日20萬元。技術工人、小學教師、醫護人員等家庭的月收入超過50元，即今日2.5萬元以上，達到小康水平；工程師、中學教員、醫生、記者、作家、律師和一般演員等中級職員家庭，月收入100元以上，即今日5萬元以上，進入中產階層。抗戰前10年確實是中華民國大陸的黃金10年。毛澤東的《尋烏調查》就從店主和店員的關係側面承認了中華民國市民關係的和諧：雜貨店「學徒三年出師」後開始做「幫工」，「有了些錢用」，老闆會送20多元盤費和禮物「回家去討老婆」或「看父母」；一年之後留用做「先生」，有薪俸「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生意好「逐年增加」。對於這種和諧的勞資關係，毛澤東的評語是：「他們階級關係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中斷了中華民國穩健的現代化進程和毀滅了市民的紅塵客夢。八年戰亂使國民生活熊市般下跌，性情浮躁，很容易怨國民政府，也很容易信共產黨的謊言。因此抗戰後四年，華夏民國被逐出大陸，共工黨國創立。
從1950年起，共產黨「領導」中國至今60年，繼續「不周山下紅旗亂」的共工撞山似的邪道，為權力爭鬥不屈不撓，以「新舊社會革命史觀」給中華民國的大陸遺民洗腦，神化猴子、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以「社會進步」的發展歪理邪說美化對傳統的思想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60年如一日全方位多花樣地給中華民國遺民及其後裔洗腦，一個也不放過，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建成了一個以共產黨為天、為道、為神的現代部落：話語顛三倒四，思想情感怪異。
最為明顯是思想散亂，以各式各樣的社會進化論話語貶低中國從神話傳說到中華民國的上下五千年的正史，基本顛覆和否定歷史上的好人好事，卻將壞人壞事予以正名，傳播和維護這60年「血染的風采」，思維話語的主導方向是：以舊社會否定華夏真中國，以新社會讚頌共工假中國，完全失去用正與邪、善與惡、君子與小人、正人與流氓的正統話語談論中國的能力，過著非正常的生活。
的確1912至1949年的中華民國沒有很多今天的新事物，比如電視、網際網路。那只是歷史安排還沒到那一步，並不能成為以此控訴中華從黃帝王朝到國民政府的無能和萬惡。中國五千年基本上是君子、正人教化的社會，正與善是主旋律。新舊社會和新舊中國不是中國人的話語。良心告訴我們：不能萬惡化中華民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