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月14日，已是農曆臘月廿三。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逝世還不到3個月，全國人民顯然（或者顯得）還必須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還是八音遏密，過年的氣氛淡了不少。就在這時候，一場反腐風暴突然刮起。
反腐風暴
這一天，紀檢官員（「監察御史」）謝遠涵上了兩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彈劾郵傳部尚書陳璧「虛糜國帑、徇私納賄」。第二道奏折則是「綜述」，認為現在「吏治窳敗，請嚴飭實行整頓」。
謝遠涵是京城「名記」、「清流」中堅，奏折一上，最高領導的批示當天就下達：對於彈劾陳璧之事，由大學士孫家鼐、那桐「秉公查辦、毋稍徇隱」，而對第二份奏折，則轉給專門 負責新政改革的「大清體改辦」（「會議政務處」，原稱「督辦政務處」），要求他們會同組織部（「吏部」）研究商議。
大過年的，平地裡響起這樣一聲驚雷，令中央國家機關的幹部們忐忑不安。此時正值宣統新朝開張，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舊布新，兩週前（1月2日），炙手可熱的袁世凱已經因 「足疾」開缺回籍（參閱本專欄2月16日《袁世凱冬眠》），袁的死黨、民政部侍郎趙秉鈞也已被免職。
媒體披露未經證實的消息表明，陳璧的腐敗，一是經手國際貸款時，收受巨額回扣；二是利用職權「賣官」。英國《泰晤士報》估計，陳璧的涉案金額在585萬英鎊之巨。郵傳部是大清國官場肥缺最多的機關，掌管著郵政、電信、鐵路等新興事業，其影響力甚至延續到民國，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幫派「交通系」。
惴惴然地過完了年，元宵節後，組織上的調查結論就出來了。關於陳璧貪污受賄，查無實據，或許輿論真是冤枉了陳璧，或許不同的派系之間經過了政治協商。陳璧被認定要對兩個罪名承擔領導責任：一是「開支用款、頗多糜費」，二是「前後所調各員，不免冒濫」。「交部嚴加議處，」結果相當嚴厲：陳璧被「雙開」。這就是清末著名的「陳璧案」。
至此，陳璧已經任職1年零8個月，成為郵傳部在位時間最長的部長（「尚書」），而6年間（1906∼1911年）13次更換部長的郵傳部，也被當時的媒體戲稱為「運動部」。
陳璧革職後，敲山震虎的效果顯露出來：郵傳部立即開始清理整頓，裁撤冗員、削減經費。 法部、民政部、農工商部、大理院等紛紛主動開始裁員節費。
反腐vs政改
陳璧其實工作能力還是很強的，上任後，整頓機關工作作風、收回京漢鐵路、收回商辦電報、創辦交通銀行等，政績斐然。但他的大刀闊斧，也被人理解為「氣度偏淺，遇事不知從大處著手，且好挑剔細故，自詡精能」，因此「輿論多薄之」。自然也有人為他抱不平，如《大公報》就認為：「今日貪官污吏足躋滿朝，而陳獨負其重咎」，認為這還是一種政治路線清洗而已，陳的錯誤在於站錯了隊、跟錯了人。
「貪官污吏足躋滿朝」的確生動反映了1909年大清國的國情。從辛醜變法（1901年）開始，大清國的新一輪改革已經歷時8年，卻依然沒有能在治理腐敗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當時的北大校長（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總結 道：「私親遍植於要津，人才半成於賄賂，故日言整紀綱而小人愈肆，日言飭官而幸門益開，日言養民而祗增苛擾之煩，日言察吏而轉啟貪橫之習，日言治軍而剋扣之弊轉甚綠營，日言理財而揮霍之風公侵國帑。」新政改革已經成為各級官員大肆尋租肥己的好機會（參閱本專欄6月8日《爛尾的仁政》）。
1906年，在宣布立憲改革之前，大清中央召集了核心的王公大臣們會議，針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節奏、步驟、路徑等進行辯論。在會議上，教育部部長（學部尚書）榮慶認為，政改應該緩行，因為當前「政體寬大，漸流馳紊」，官員隊伍過於腐敗、無能，不僅不能依靠他們實行改革，而且改革會給這些「神姦巨蠹」們提供 更多的機會。他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整飭紀綱，綜核名實，立居中馭外之規，定上下相維之制，行之數年，使官吏盡知奉法，然後徐議立憲。」他堅持認為必須充分考慮到大清的國情，不可「不察中外國勢之異」，更要實事求是，不可「徒徇立憲之美名」。
歷史記錄沒有顯示榮慶的觀點是否受到其他與會者的反駁，但顯然，中央集體考慮到了改革的條件並不完全成熟，因此，會議的結論是：一、必須實行立憲政治改革；二、鑒於「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必須先行預備。
腐敗溫床
反腐敗與政治改革，的確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一方面，腐敗不除，依靠這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幹部隊伍，任何改革都會變形、走樣，成為新的尋租工具；而另一方面，普遍的腐敗已經表明瞭舊的體制和機制並不具備自我代謝的能力，不改革就無法消除腐敗。對於任何一個執政者而言，如何下手都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而在野者「看人挑擔」時，自然無法感受其不可承受之重，只是一味地高喊口號，開出空頭支票。保皇黨、革命黨，抓住政府的腐敗大做文章，章太炎就認為，「現在官場情景是微蟲黴菌，到處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麼辟得這些瘴氣」，卻從來沒有論證過為什麼以及憑什麼「平民革命」就能「辟得這些瘴氣」。
這些反對勢力開出來的唯一藥方，核心就是兩個字：我能！
果真能嗎？
保皇黨與革命黨在反腐敗問題上，有一個共同特徵：矛頭永遠只指向政府和政敵，在不擇手段地妖魔化當權者的同時，不遺餘力地將自己打扮成了永遠正確、不需監督的天使，這成為今後中國一切反對勢力的固定操盤模式。
保皇黨從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將「保皇」、「勤王」的口號，轉化為了在海外錦衣玉食的「生產力」（參閱本專欄6月22日 《維新派的黃昏》）。而革命黨在高喊著民主共和的同時，將自己的團體從形式到實質都日益演化為並不民主、也不共和的地下幫會。
早在甲午戰爭時期，深刻研究了中國國情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就認為中國的腐敗並非只是官場獨有，而是全民喪失信仰，「人心腐敗已達極點」。他指出，國家是人民 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
日本間諜的分析，的確是對全體大清國民的誅心之論。腐敗在大清國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有著廣泛和深厚「群眾基礎」的，幾乎人人都在篩選尋租的機會，「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幾乎是全民的信仰，區別只在於機會的有無、大小。同樣，所謂的「反腐敗」並非都是為了建立制衡權力的清明政治，更多的是「未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少得利益者」向「多得利益者」的鬥爭手腕，骨子裡崇尚的還是「彼可取而代之」。
自大清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主義」與「思潮」就不斷流行，但作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質的對於權力的質疑與約束，從來沒有被中國人、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著「上壘」的政治反 對者們所真正接受。對於旨在「改朝換代」的改革（或革命）而言，反腐敗無非是手段、手腕和策略而已。貫穿在這些改革（或革命）中的，是對人對己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己所不欲、必施於人」，另一方面「施於人者、己必不欲」。當自己總是凌駕於改革（或革命）之上，即使播種下去的果真是龍種，收穫的絕對依然是跳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