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制止了紅衛兵企圖衝擊宋慶齡住所的行為之後，宋慶齡家裡來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江青。毛澤東派江青來看望宋慶齡，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江青穿著一件草綠色的軍裝，戴著一副秀琅架黑邊眼鏡，面帶微笑，顯得儀態雍容。宋慶齡很有禮貌地接待了這位權傾一時的第一夫人。
17年前，宋慶齡第一次見到江青。那是在她參加開國大典之後回上海時，毛澤東讓江青代表他到前門火車站為宋慶齡送行。
兩人在一起交談了不到20分鐘，江青給宋慶齡留下的印象是衣著樸素，善解人意。她後來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講過江青「有禮貌，討人喜歡」。50年代，她在上海家中宴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及其夫人，江青曾應邀出席作陪。當時宋慶齡對江青的舉止文雅、服飾得體，表示十分讚賞。
但是，今天的情況可就不同了，已經走上政治舞臺的江青初露崢嶸，即使在宋慶齡面前，也掩飾不住地顯示出一種不可一世的神情。
「聽說宋副主席近來身體不太好，」江青用關切的語氣道，「主席很掛念，特意讓我來看看你!」接著，江青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文化大革命」的興起和所謂的「偉大意義」。她的聲音又尖又細，聽上去有些裝腔作勢，矯揉造作，特別是每句話後面一個字的尾音，拖得分外長，還不住地微微顫抖，讓人感覺到一種歇斯底里般的神經質。
宋慶齡靜靜地坐在沙發上聽著。她意識到自己過去對江青實在是太不瞭解了。當江青自命不凡地一個勁吹捧紅衛兵時，宋慶齡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談話，說道：「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
江青的臉立刻沉了下來，態度一下子變得冷冰冰的了。當時在場的一位宋慶齡的秘書事後回憶說：「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紅衛兵與她關係重大，她簡直不能想像有人會認為整個運動是錯誤的。而宋慶齡和其他人一樣，當發現江青熱衷於權力之爭時，她便開始討厭江青了。」
從此，宋慶齡有意識地避開了同江青的關係，彼此很少交往。對於「文化大革命」，她則以自己獨有的方式予以抵制甚至抗爭。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她對江青極少稱呼其名，在親近的人當中，多以「潑婦」代之。有一次在給友人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個無恥江青」這樣的字眼。
196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日。中共中央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紀念大會，請宋慶齡寫文章並出面講話。
這些年來，每逢孫中山的忌日或誕辰，宋慶齡總是願意一個人呆在孫中山的像前，很少參加公開的紀念活動，用她的話說：「讓我一個人靜靜默念孫先生，這樣最好。」她的這種做法一度並不被人理解，甚至招致一些流言蜚語。但這次則不同，孫中山百年誕辰是一個重要的日子，而且當時社會上詆毀孫中山的說法和做法充斥各地，宋慶齡決心站出來，以她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反擊。
提前幾個月，宋慶齡就開始起草紀念孫中山的文章。10月底，她終於用英文寫成了一篇思想豐富、情真意切的長文，並且給這篇文章標了一個很有針對性的題目：《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之後，她讓警衛秘書隋學芳把稿子送周恩來審閱。隋秘書臨出門前，宋慶齡又囑他給周恩來和鄧穎超捎去一兜新鮮的螃蟹。
11月6日，宋慶齡收到了周恩來親筆寫的來信。
宋副主席：
你的那篇文章，由於我近來更忙了一點，直擱到現在才改出來，甚為不安。現在將中文、英文兩種改本派人送上，請你審閱。英文改稿，已經愛潑斯坦同志看過。你對改稿如沒有意見，請即批在英文稿上，並交去人帶回，以便在中文稿上照改。如無改動，請告隋秘書給我一個電話就可以了。文章擬在11月12日登出。你給我們的螃蟹收到，謝謝。
敬禮
周恩來
人民出版社為了紀念孫中山這位一代巨人的華誕，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慶齡題籤書名的兩卷本《孫中山選集》，同時出版新編選的周恩來題寫書名的一卷本《宋慶齡選集》。出版社將這兩部書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臺16樓開會，辦公室趁機發書。秘書剛把《宋慶齡選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一眼看到封面上的書名，她像瘋了一樣伸手把書扔到地板上，然後抬起雙腳踐踏。江青一邊用勁踩，一邊呶呶不休地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哼!」同時咬牙切齒地咒罵宋慶齡。她身邊的人員都知道，江青一直對上次在宋慶齡家裡遭到的冷遇和批評耿耿於懷。
11月12日，人民大會堂。萬人集 會隆重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週年。除毛澤東之外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蒞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極度混亂的日子裡，能夠如期舉行這樣規格的大會，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江青拒絕出席這次大會。宋慶齡走上莊嚴的講臺，以少見的激昂發表了長篇演講。
她一開始就把孫中山稱頌為「中國人民偉大的兒子」，「中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指出「毛主席對孫中山的貢獻作了精確的估價」，「毛主席曾說，一百年來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中國人民一直堅持反抗，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才有比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宋慶齡回顧了孫中山光輝戰鬥的一生，強調：「他認識到，必須走列寧的道路，以俄為師，走中國共產黨喚起民眾、領導國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壓迫的人民群眾。」「這樣，孫中山到了晚年清楚地看到了關於中國革命的真理。他總是這樣，一旦看清楚了真理就立即行動起來。他歡迎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和新生的蘇聯的幫助。他全力進行改組他所領導的政黨，目的是要喚起民眾，採取革命行動。當國民黨內有人拒絕跟他走的時候，他以堅強的原則性態度告訴他們：要麼革命，要麼就退出；如果他們不退出，他就退出。而且他公開聲明，如果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國共產黨，和那些真正使中國在世界上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一起。他重新解釋了他的三民主義，並且增加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毛主席很早就指出：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
最後，宋慶齡深情地說道：「孫中山在遺囑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繼續鬥爭，直到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這一遺志，並遠遠超過了它。如果孫中山還健在，他會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全國人民和全國各民族，領導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巨大成就並在當前世界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堅決立場而感到驕傲。」
宋慶齡充滿凜然正氣和唯物主義精神的演講，一再贏得全場雷鳴般的掌聲。與會者步入大廳，每人得到一枚孫中山紀念章。那時人人胸前都掛著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現在又發了一枚孫中山紀念章，無形中就有了一個兩枚像章如何同時佩戴的棘手難題。隨宋慶齡參加大會的秘書把兩枚像章同時別在上衣左邊，但毛主席像章別得高一點，孫中山像章別得低一點。宋慶齡盯著秘書，平靜地說道：「像章位置別的不對。至少在今天，你這樣做不對。」
不久，1967年的新年鐘聲敲響了。宋慶齡像往常一樣，準備給劉少奇的幾個孩子送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並親自簽上「宋媽媽」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員好心地提醒她：「現在送這個合適嗎?」言外之意，劉少奇已是身處逆境，半個多月前的紀念大會，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在大的公眾場合露面。新華社關於這次大會的報導，竟然把身為國家主席也是紀念大會籌委會主任的劉少奇排在第七位，這已是一個十分明顯的預兆。
宋慶齡當然已注意到烏雲正向劉少奇壓去，但她有自己的是非標準和處世原則。多年來，她和劉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宋慶齡的政治經驗，使她看出了這場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徹底整垮劉少奇，這使她感到難以理解。就在前幾天，她還對羅叔章說：「你要是拿到什麼紅衛兵傳單，給我看一看。我在收集這些傳單，好瞭解形勢的發展。我很納悶，劉少奇在黨內那麼長時間了，他如果真是一個反黨的內奸，怎麼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懷疑過呢？」對此，愛潑斯坦評論道：「一個國家副主席居然要靠從街上拾到的傳單來瞭解國家主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不能不說是這個奇怪的時代的又一個特徵。」
此刻，面對工作人員並無惡意的提醒，宋慶齡很不以為然。她說：「有什麼不合適?越是這種時候我越是要送。」
沒過幾天，江青躥到清華大學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此後，劉少奇、王光美開始直接受到批鬥。4月，清華大學召開了30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8月，劉少奇在中南海內受到殘酷批鬥，右腿被打傷，腰也伸不直了；9月，劉少奇的子女們包括曾是早期紅衛兵的平平，都被趕出中南海，回各自學校接受審查批判。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以「叛徒、內奸、工賊」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宋慶齡愛莫能助，她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少奇同志很好嘛，對革命有功勞。他不是壞人，為什麼要打倒他?對劉少奇這樣的老革命家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呢?」義憤之情，溢於言表。
劉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無援之中，他們想到了敬愛的「宋媽媽」，立刻給宋慶齡寫信請她幫助尋找父母。宋慶齡立刻將這封信連同自己的親筆信寄給了毛澤東。她又親自給劉少奇的孩子們寫了回信，勉勵他們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學習，並讓秘書帶上慰問品和幾份新出版的《中國建設》去看望他們。
1969年10月17日，劉少奇被秘密用飛機押送到河南省開封，單獨監禁在一座與外界隔絕的院子裡。他有嚴重的糖尿病，又因為得了肺炎病倒了。四個星期之後，11月12日，這位共和國元首在陰冷的早晨6時45分去世了。臨終的時候，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邊。
1972年，也就是劉少奇被折磨至死的兩年之後，孩子們才終於獲准到監獄探望他們的母親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聲音顫抖地說：「沒想到你們能活下來!」孩子們悄悄地告訴母親：「媽，我們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媽媽最近還給我們回了信，送了雜誌和糖果，鼓勵我們好好學習。」王光美熱淚縱橫。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這對於她和子女們來說，實在是難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在對待路易•艾黎的問題上，宋慶齡同樣表現出了令人折服的善良、正直和勇氣。
路易•艾黎是紐西蘭人，1927年來到中國。1932年，經史沫特萊介紹結識了宋慶齡。史沫特萊告訴他，宋慶齡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中國女性，她就如一棵參天的大樹，巍然屹立在白色的中國。從此，路易•艾黎同宋慶齡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接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尤其使宋慶齡難忘的是，在當年上海淪陷、河山破碎的危急關頭，是路易•艾黎冒著生命危險，護送自己離開上海的。現在，當宋慶齡聽到一些為中國革命奮鬥了幾十年的國際友人被打成「特務」、「間諜」，被批鬥，被送進「牛棚」時，她首先想到了路易•艾黎。「此刻的路易不知怎樣了？他那樣數十年如一日地獻出了自己的一切，是位多麼忠於中國革命的好同志啊！不！我絕不能讓他被誤解。不管怎樣我都要講話，我要對中國革命負責，我要對國際主義負責。」於是，她不顧自己已是處境困難，義無反顧地向路易•艾黎伸出了援助之手，親筆為他寫下一封證明信。
我從1932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作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是他在內地創辦了工業合作社，幫助我們培養年輕的一代，為了這項工作，他甚至犧牲了好職業。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索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為共產黨員的避難所。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時候，是他在甘肅等內地不怕任何艱苦的生活條件，為中國人民工作著。解放以後，他支持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寫了很多的書、詩與文章。當世界和平委員會派他去外國時他為我們講演和辯論。解放前和解放時我都瞭解他。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我極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宋慶齡
1968年8月31日
宋慶齡寫好這份證明信後，叫秘書杜述周、張玨兩人親自送給路易•艾黎。這份寫得實事求是，非常有針對性、權威性的說明，解脫了路易•艾黎的危境，正如他自己說的，這份證明書，「使我免遭懷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數幾個當時沒有身陷囹圄的國際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