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的產量報導
3、為什麼最壞者當政？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裡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他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著手計畫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畫，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17]哈耶克這裡講的還是那些「著手計畫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中共本來就是極權主義政黨，所以在其內部，這種「最壞者當政」的趨勢就更明顯更強大。毛用強力推行其「大躍進」的「偉大理想」，其手段之惡劣野蠻，使得在共產黨內部的善者進退兩難，而惡者則如魚得水。由於這種理想本身的謬誤，很快就招致慘重的失敗。這樣一來，共產黨就面臨重大選擇：要麼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承擔罪責，這就很可能導致黨天下的瓦解；要麼強詞奪理，以錯為是，甚至變本加厲，如廬山會議那樣；或者是，在維護專制權力的前提下對政策作出有限的調整與改革，這就必須維護和加強黨的高度統一，一方面文過飾非，繼續以謊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鐵腕，震懾與鎮壓一切敢於揭露其罪惡和挑戰其專制權力的人。顯然，這種事只有壞人幹起來最得心應手，最容易取得主動；但凡還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為其難，所以就淪為附庸。於是就形成了 最壞者當政的局面。
不可否認，共產黨內也有好人與不太壞的人。但是在共產黨內，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壞人做了壞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維護黨的統一，要維護黨的權力不容挑戰，就必須維護政治高壓以震懾人民，就必須替壞人背書，就必須默許甚至支持壞人對民眾的鎮壓。這樣一來，好人就和壞人同流合污了，變得和壞人相差無幾。
4、目標轉移與價值替代
1962年6月劉少奇與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邊談話後，「回來感到壓力很大」。可以說，這種壓力來自於他有種被毛澤東「綁架」的感覺。他本來希望毛能接受其它政治局常委們的意見，改得再徹底一些，但是被毛堅拒；到頭來他還只有依著毛，所以心情很沈重。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提出「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這些說法，劉少奇不管是否情願，也必須緊跟附和，因為要維護黨的權力，要加強可能被弱化了的鎮壓機器的威懾力。正是通過這種「綁架同船者」的手法，毛澤東終於重新站穩了腳跟，但也僅此而已。這和他4年以後發動「文革」以後享有的絕對權威還相差很遠。那麼，毛又是做了哪些事使自己到達權力頂峰的呢？這就是目標轉移與價值替代。
毛在「七千人大會」上不得不做了些許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但他仍然保留了黨主席和軍委主席這兩項最重要的職務。更具實質意義的是，毛依然被尊奉為中共的「教皇」。在憑藉意識形態統治的共產黨國家，誰在意識形態上佔據正統地位，誰實際上就擁有最高權力。劉少奇一派人或許認為，既然他們已經掌握了處理實際工作的大權，既然毛澤東的錯誤在中共高層內部已經是心照不宣，那麼，他們今後有望藉助於自己在黨政體系內的某種實力約束毛澤東的恣意妄為。
還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棄了有關「三面紅旗」的一系列激進 政策，但是他依然堅持保留了「三面紅旗」的口號。此舉絕非無關緊要。從表面上看，毛不過是在悄悄地糾正錯誤的同時力圖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憑藉著這個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對外維護住自己一貫正確的神話，並為日後的反擊預留下了重要伏筆。接下來，毛做了兩件事。除了重提「階級鬥爭」之外，他又發動了「中蘇論戰」，擺出一付要爭當國際共運龍頭老大的架式，這既給「三年困難時期」積下的民怨找了個出氣筒，又刺激與迎合了中國人那種虛妄的民族主義情 緒，故而贏得了黨內的附和景從。再接下來，毛號召「學雷鋒」，批判文藝「毒草」；以後又提出「 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口號，在城鄉展開了「四清運動」。更重要的是，和這些運動相伴隨的，是毛開始將自己打造為「神」，重要步 驟之一就是發動了規模越來越大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活動－－在這一點上，林彪控制的解放軍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為自己的墳墓掘下了第一鏟土。毛的這些心計沒有白費，因為通過這些活動，終於在廣大民眾、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樹立起毛澤東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形象。
有不少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很不相同。馬克思強調存在，毛澤東強調意識；馬克思強調經濟基礎，毛澤東強調上層建築；馬克思強調物質，毛澤東強調思想。不過依我之見，毛澤東並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從一開始就走那麼遠）。他領導中共取得政權之初，本來也打定主意從事經濟建設，強化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第一個五年計畫成功之後，毛澤東求勝心切，說「我們不能走各國經濟發展的老路」，遂發明瞭「大躍進」，對鋼鐵、煤炭、糧食和棉花等主要產品都提出了產量加番的具體指標，把年產多少鋼、多少糧看得比天還重。像「15年趕上英國」、「超英趕美」這類口號，今人只知道去批評它的不切實際，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後的價值標準。所謂「超英趕美」，無非是指在短時期內使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達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質生產的發達程度視為衡量社會先進與否的標準。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毛澤東後來對馬克思的修正是出於現代化建設受挫的反動。只因為「大躍進」遭到慘敗，毛澤東發現打造經濟基礎是他個人能力的「弱項」，但又不甘心認輸，才另辟新徑，獨樹一幟地高談精神之作用。
在「大躍進」遭到慘敗之後，如果繼續遵循生產力標準，中國的情況簡直令人十分沮喪絕望。就在這時，毛澤東開始了轉移目標，並提出了另外的價值標準。於是，「超英趕美」的口號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號登臺亮相。「政治挂帥」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取代了「向科學進軍」。經濟少講甚至不提，「革命 」、尤其是「思想的革命化」則大講特講。物質的指標換成了精神的指標，革命不再是社會發展的手段，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標準，也成了中國人的人生目的與意義。那時，評判一個人的唯一標準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而革命的標準則早已置換成「聽毛主席的話」。
按照毛澤東當時推出的「世界革命」話語，剛剛走出數年嚴重飢饉的中國人突然發現自己從貧困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更高」境界：資本主義早就陷入「垂死腐朽」 之境，現在的問題不是中國要如何追趕西方（其潛台詞是中國不如西方先進），而是中國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那意味著中國才是最先進的）；同時，國際共運陣營的領袖蘇聯墮落變「修」，喪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國追隨的榜樣；「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歷史性地轉移到了中國，毛主席已經成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中國的經濟固然不算髮達，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與國民黨）的錯，洋人（列強侵略）的錯，而且，經濟不發達並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寧不是早就講過「先進的亞洲，落後的歐洲」嗎？深諳「國君」之心的林彪則在1965年進一步宣稱：北美和歐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國為首的亞、非、拉廣大地區則好比「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正處於「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勝利必定屬於我們而不屬於他們。可以想見，毛這番工於心計的目標轉移和價值替代不難贏得黨內的廣泛支持。畢竟，大飢荒的罪責不僅在毛，也在黨，因此整個黨都需要文過飾非。再上一個台階，作為統治有5千年歷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共產黨，它總不能滿足在各個領域都馬馬虎虎、平平淡淡，甘心做世界的二流、三流角色（毛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講過：「中國應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大國，因為人口多嘛！」），否則對內、對外都不好交待。
極權主義需要不斷地製造幻像，營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獨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眾獻身的「偉大目標」，而且還要有足以令民眾驕傲的偉大成就，否則就無法證明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無法維持自己的絕對權力。因此，一種幻像和高潮破滅了，就必須迅速地用另一種去填充。大飢荒後的中國現實是，要在經濟上、物質上創造奇蹟已全然無望，所以共產黨急切地需要轉移目標、轉移視線。「玩」經濟「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質「玩」不轉了就「玩」精神。在這一點上，毛和他的黨息息相通，他的同僚及下屬也有同樣的焦慮，因此也有著同樣的需要。所以上下一拍即合，全黨仍然緊跟毛澤東。就這樣，一種具有原教旨主義特徵的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它遠比原教旨主義更偏狹，更色厲內荏，更富於攻擊性；不論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對西方的文明都更帶敵意、更不寬容。有識之士無疑會對此感到不安和憂慮。黨內高層比較清醒、比較務實的人也試圖抵制，但為時已晚。毛的個人權威在黨內高層中或許打了折扣，但在全黨、全軍、全民的範圍內卻達到了頂峰，而最為毛的這套思想瘋魔的，就是「兩眼一抹黑」卻自以為可以參與決定世界命運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裡的大學生、中學生。於是，毛澤東終於握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本錢了。
在關鍵的1962年，劉少奇等人出於維護黨的利益和權威，維護了毛，依從了毛。精明一世的劉少奇可能以為他這樣做是與毛同舟共濟，當時他萬萬猜想不到，就在那時，毛澤東已打定主意，一俟時機成熟，就要把劉少奇打下那條「船」。不久之後，「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中國被「偉大統帥」引領著從一個災難走向了另一個災難。
【註釋】
[16] 李力康，「我的舅舅李銳（下）」，《領導者》（雙月刊），2008年4月號，總第21期。
[17]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3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