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後，由於受全國性飢荒所困，一大批江蘇、浙江孤兒被無奈的父母遺棄於上海，隨後又被轉送到內蒙古、山東、河北等地。據保守估計，其人數至少有五萬之巨。今天，他們被通稱為「上海孤兒」。
1980年代後，漸漸得知身世的他們，開始了艱難的尋親之旅劉正峽拉著兩耳站在學校門口，見人就喊：「誰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孩子......」 一直喊啞了嗓子。 這是2007年五一，無錫宜興官林小學操場。由尋親大姐呂順芳組織的第八次孤兒尋親會在此舉行。與去年的情形相同，往來者匆匆，沒人領他回家。
47年前，不足兩歲的他被人從上海育嬰堂抱走，轉至河南三門峽的養父家中。成年後尋找親人，他唯一的線索是雙耳的疤痕。那是他記憶的源頭。就在他被棄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沒剪透，他喊疼死了媽媽不要剪啊！有鄰居勸媽媽住手。左耳鮮血淋漓，但沒剪透。母親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哢的一聲，右耳剪透了。 踏上尋親路時他才幡悟母親的良苦用心。因為他找遍全身，發現自己除了這雙耳的疤痕，再無其它標記。
1960年4月14日，安徽無為縣中醫楊健安握著毛筆寫下一張字條，淚珠隨即打了上去。字條干了，他折好塞進 5個月大的八女兒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開，抱出瘦弱的女兒擔在腿上。他握一根縫被長針，往孩子右大腿內側柔嫩的皮膚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聲哭了，小腿掙紮起來。父親緊咬嘴唇，還是完成了生平僅有的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個楊字。他原打算刺繁體的「木易」，筆劃太多，又改了簡寫。血水未盡之際，他塗了層墨水上去。
這項工作完成，孩子的哭聲已嘶啞。他泣不成聲抱住女兒親了又親：「你不要怪爸爸，以後爸爸一定會把你找回來！ 」兩天後，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嬰兒帶著疤痕，揣著父親泣血而就的字條，躺在上海市靜安區的一個角落，在哭聲中等著她人生命運的一次大轉折。
安徽和縣烏江鎮，宮秀英家的絕境來得更早些。1958年春，37歲的宮秀英將四個孩子一一看過，拉走了5歲的三女兒楊宜翠。上面兩個都大了，能記事的，肯定沒人要，最小的兒子剛幾個月，如果必須送一個，她只能送三女兒。 她把三女兒丟到南京碑亭巷與一枝園交界處的路口，塞塊餅子給她：「小翠兒，你在這等著，媽去買點好吃的東西給你。」女兒大口吞著燒餅，直點頭。她走了。幾個小時後，她發現自己又轉回了那個十字路口。女兒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難以支撐，幾個月後，她抱著小兒子又趕往南京江浦的一個小村。一路上，她一直讓兒子含著咬著她乾癟的乳房，兒子乳牙已經長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來，就放開血跡斑斑的乳頭對著她哭。她手裡還有一小丁糟麵餅，看他哭得厲害，就摳一塊放他嘴裡，繼而再將乳頭塞進去。她看見孩子滿嘴殷紅，卻已感覺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穩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後一塊餅塞到他嘴裡，又餵了他一口血。然後轉身離去。
兩年後，她42歲的丈夫楊岐昆活活餓死。
尋親路上，54歲的王海庚行程最遠。1958年，6歲的他是一個六口之家的長子。靠著父親在鐵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並不豐裕，因此當年6月2日，三妹剛生下來，就有人想來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幾個月後，父親遭人誣告入獄，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輕的母親二臂傷殘，無工作能力，陪她終日落淚的，是4個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讓他們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遭遇雙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雙眼。1959年春夏之際，7歲的王海庚放學回家，發現三妹沒了。再問母親，說趁著還沒餓死，送到上海鐵路 醫院了。痛哭並不能阻擋接下來的厄運。他和兩個妹妹被寄養到淮北、上海的兩處親戚家，曾經一個溫暖的家，就這樣支離破碎。至1960年初，飢荒席捲城鄉，親戚家也沒有餘糧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貧如洗的盲母身邊。
在屈辱與歧視中掙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沒有停止對父親與小妹的思念。有時，王海庚甚至要為小妹慶幸，他一廂情願地認為，被送出的小妹從此有了個好成分，摘掉黑五類的帽子，肯定過得比他們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決心，總有一天要熬出頭來，一家人團圓。
1966年文革開始，14歲的王海庚借紅衛兵大串聯之機取道蘭州，隻身前往青海尋找父親，幾經輾轉八千里雲月，一無所獲。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聽到了父親在青海曾經的勞改單位。他寄信過去，父親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長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親一路找到家裡來了。分別21年的夫妻相擁而泣後，父親問：「我還有一個孩子呢？」
王海庚一邊奔走為父親洗冤，一邊到處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親要難找多了，登報尋人，看別的孤兒在上海報紙登的尋親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無功而返。一籌莫展之際，他就跑到當年丟妹妹的那家醫院，一個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過去，三妹始終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辭世，臨終時雙眼緊盯著王海庚，不住流淚，只等著他說，我保證會把妹妹找回來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