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躍進」為何成了「大躍退」？
人類社會總會有一些貪婪而又急功近利之徒，好用殺雞取蛋、竭澤而漁的辦法謀求利益。比如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鑿運河，不惜人力物力，強迫人民服苦役，最後總算完成了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很難完成的宏偉工程。可是，毛澤東與這兩位皇帝不同，他發動的「大躍進」不過是經濟狂想，因此收穫的也是苦果，毫無成就可言。如前所述，毛為各省定出高指標，目的是造成巨大的壓力，迫使人民多勞動，從而實現高產出。在毛的壓力之下，「大躍進」期間，國人投入的勞力之多、消耗的資源之巨實在駭人聽聞，但取得的建設成就卻少得可憐，更多的後果是破壞，非但沒有達到增產的效果，反而導致嚴重的減產。在耗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之後，「大躍進」反而成了「大躍退」，大建設反而成了大破壞。這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絕無僅有。
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後果？借用官方的說法，這是因為「瞎指揮」與「強迫命令」。譬如在收割季節，全體青壯男勞力都被派去「大煉鋼鐵」，致使成熟的莊稼大片大片地爛在地裡；過度深耕，把熟土翻到了下面，把生土翻到上面；密植密到不透氣，秧苗都給悶死了，……如此等等怎能不減產？不少人事後總結教訓說，不能用群眾運動的辦法，靠「大轟大嗡」來搞經濟搞生產。這話說得也不錯。不過我以為，這都還講得不夠深入或不夠清楚。我認為，在「大躍進」期間，流行一種特殊的競爭，曰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正是這種特殊的競爭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性後果。
現在我們都知道，毛時代的計畫經濟體制有一根本弊端，由於人們付出的勞動和個人收益沒有相關性，勞動者缺少努力勞動的誘因。為了讓人們努力幹活，共產黨採取了兩種辦法，一是加強對勞動者的管制，實行嚴格的勞動紀律，包括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對所謂不好好幹活的人進行懲罰。這種辦法在「大躍進」期間被大量採用，對勞動者常常如同對待奴隸。但是，20世紀的勞動者畢竟不是奴隸，因此強迫手段總有它的可應用限度。所以共產黨還要靠其它辦法刺激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便應運而生。這種競賽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不是給努力工作的人物質刺激，而是利用人的榮譽感和羞恥感，以及爭強好勝、不甘落後的心理，刺激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把生產勞動變得像體育競賽。乍一看去，在生產勞動中引入競賽機制並無不妥，偶一為之也常有正面功效。但問題是，如果把生產勞動搞得如同體育競賽，那就會造成極大的弊端。必須看到，生產勞動和體育競賽畢竟不是一回事。體育競賽不只是為了促進人們的身體健康，而且它還具有獨立的價值和意義。在體育競賽中，人們通過對力量、技巧、耐力和勇猛的展示，使自己的活動成為一種藝術品，並藉助激烈的競爭表現出不屈不撓、奪取勝利的英雄氣概。體育競賽本身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生產勞動卻不然，人們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生產勞動只是為了製造出人們需要的物質產品，從而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生產勞動沒有獨立的價值和意義。體育競賽本來就是給人看的，如果它讓人們看得興奮，看得激動，賞心悅目，那就是它的成功。為達此目的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必須的，值得的。生產勞動則不然。生產勞動的目的並非展示，而是要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大躍進」中的勞動競賽只是一味地營造熱氣騰騰、幹勁衝天的宏偉場面，大家爭相為營造這樣的場面而你追我趕，既不計成本（人力和資源成本），也不管收益。這就把事情整個搞反了。這就有可能比奴隸勞動還糟糕。因為奴隸主迫使奴隸勞動，圖的是奴隸生產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那樣不計後果地圖個熱鬧好看。
搞「大躍進」，動用全部行政力量和宣傳機器在各行各業大力推行勞動競賽，誰幹勁越大越積極，誰就受到表彰，戴紅花、上紅榜，評先進、評模範，登報紙、上廣播、發照片，風光一時；誰幹勁不大、積極性不高，誰就挨批評、受羞辱，說他是落後分子，「插白旗」，譏諷他是「烏龜蝸牛」，「老牛破車」，連小孩子都瞧不起，有的「落後分子」還要受處罰。於是，很多幹部和積極份子們就帶領或強迫大家在「比幹勁」上競爭起來︰你那裡白天干一整天不休息，我這裡就白天干完了晚上接著干、挑燈夜戰；你那裡奮戰3晝夜，我這裡就奮戰5晝夜7晝夜；你耕得深我耕得更深，你栽得密我栽得更密；你砍了1千棵樹去煉鋼，我就砍2千棵，直到砍光為止。楊繼繩在《墓碑》裡寫道：有的縣委負責人晚上站在山頂上看各個公社的幹勁，看到哪裡火把最多，就認為哪裡幹勁大，不問勞動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縣廣播上表揚。[7]於是幹勁本身成了競爭的目的與評價的標準，而經濟效益和最終成果則被置之腦後，以至於被犧牲被舍棄。經濟變成了政治，所以它自然就不經濟了。當億萬人民被鼓動或被強迫從事這種不計成本、不管收益的幹勁比賽時，「大躍進」自身就變成了經濟「大躍退」，大建設也就演變成大破壞了。
三、民眾為何會熱情參與「荒誕劇」的演出？
那麼，那些帶頭的幹部和積極份子又是圖的什麼呢？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出於自願地積極表現呢？這裡可能有一點物質利益的作用，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四川省郫縣「 紅光社」「放衛星」，宣稱早稻畝產3,752斤，省委馬上表彰，縣委則宣布，給放3,000斤以上衛星的社發獎金80元。雖說80元不是小數目，在當時可以買大米1千斤，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榮譽。當時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爭上游、奪紅旗是壓倒一切的榮譽。當然，也有不少人表現積極是為了當官陞官，但這種人數量有限。在當時，更多的民眾積極表現只能換來諸如「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一類榮譽性的頭餃。再說，當官陞官又是圖什麼呢？在「大躍進」初期，當幹部，尤其是當農村幹部，也是很辛苦的，物質報酬並不高多少（到了大飢荒時期，幹部可以利用職權少挨餓，其物質上的優越性變得更大）。在更大程度上，當官陞官可以讓人有更大的成就感，這裡的誘惑主要還是在精神層面。
在《反思大躍進》座談中，杜鋼建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更值得研究的是整個20世紀中國人的參與願望與實際參與狀況之間的巨大反差中所反映出來的參與心態，也就是說，只要有參與的機會，不論參與的後果如何，不論參與對於提高群體的道德水平是否有利，只要有一定的自我的表現就行。」他指出︰「這樣一種參與意識在當時乃至在今天都是很普遍的。」[8]
經歷過「大躍進」的人想必都還記得「大躍進」初期全民參與的熱烈景象。實際上，「大躍進」是由多種形式、接二連三發生的運動系列組成的，例如「除四害」運動、「講衛生」運動、「掃盲」運動、群眾性詩歌運動與美術運動、宣傳「三面紅旗」的文藝活動、「大煉鋼鐵」運動、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運動等等。那時真做到了全民總動員，男女老少齊上陣。當時的中國人為什麼要熱烈參與大躍進呢？根源在於群眾運動誘發了人的表現欲。人往往願意通過語言和其它活動展示自己的才能與特性，從而獲得社會承認，這是最深刻的人性。極權社會壁壘森嚴、僵硬死板，人們的表現欲都被嚴格地限制在政府規定的極狹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 群眾運動」打破了生活常規，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表演的大舞臺；儘管表演的主題和方式都被嚴格規定，不可越雷池一步，但對於億萬民眾來說，那畢竟是一個可以自發參與和表現自我的大好機會。對很多人而言，只要有自我表現的機會就行，至於表現的方式和主題倒是次要的。因為他們本來就少有屬於自己的見解，更少有堅持己見而甘於寂寞的勇氣。
由於黨控制了一切，它通過多年的思想教育與思想改造，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大多數民眾。它藉助於廣播、報紙、各類標語等宣傳工具，再借用大會小會等儀式、紅旗彩旗等道具與歌曲音樂等，把全中國變成一座大劇院，營造出一種吸引人參與各種集體活動的社會氛圍，並將「階級敵人」排斥在這些活動之外。這樣一來，所有社會成員都會感到自己倘若不能參加這些活動，就會成為被社會拋棄的另類。我們切不可低估人的表現欲，別以為只有精英與自命不凡之輩才有此慾望，芸芸眾生就沒有表現自我、爭取承認的追求。毛澤東搞群眾運動的一大特點是，他總是有意識地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群眾正因為歷來缺少機會出名露臉，一旦獲得這種機會更覺得新鮮刺激，格外來勁。由於當時的中國是高度封閉與價值一元化的社會，一點小小的出名都能使人感到大大的得意。例如前面講過的「放」假「衛星」的例子，「紅光社」「放」假「衛星」出了名，在當時那種氛圍中，「和平社」 的人就沉不住氣了。當時清醒和比較清醒的人自然也有，但是他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也有人對自我表現表示淡漠。不過中國那麼大，人那麼多，你不上臺唱自有別人上臺唱。共產黨搭了檯子，不發愁沒人上來表演，也不發愁沒有觀眾。進入改革年代之後，人們才省悟到當年那種種「積極表現」，縱然不是害人害己，起碼也是枉費精神。但我們若因此而去批評人的表現欲卻沒有意義，因為那是人之為人的一個基本特性。
【註釋】
[7]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5月出版，下篇，第706頁。
[8]秦暉、杜鋼建、王東成、黃鐘、楊支柱，「反思大躍進」，中國學術論壇網站，2003年11月24日（www.frchina.net/data /personArticle.php? id=159）。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