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者是卞仲耘血案的目擊者之一，本篇證詞提出當年實況和她的看法。當年師大女附中學生名單已全部上網，那些手執皮鞭抽人的紅五類，今天多是得意人物，她們的良知在哪裡？
胡傑記述卞仲耘在文革初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記錄片《我雖死去》中卞仲耘遺容。（Youtube）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女學生群毆致死，是空前啟後的案件，事發四十四年後，仍是熱議話題。那場凶殺的凶手是誰？尚未定論。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直保存著妻子的遺物和相關證據，多年追究卞仲耘案真凶。他致信該校負責人，抗議校方所為，要求撤銷宋彬彬「榮譽校友」資格，並表示「佇侯回音」。到現在，沒有任何回音。
師大女附中全體學生名單上網
研究這文革血腥「紅八月」第一大案的網友將卞仲耘副校長（當時該校沒有正校長）被打死那天，全體在校學生名單公布在網上，是一件有利於尋凶問責的好事。我身為名單中人，受到震撼。我是名單裡「初中一九六七四班」學生張鴻敏，一九六六年十五歲。我的校友馮敬蘭在〈我為什麼要為宋彬彬說話〉文中提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去北京站為赴北大荒的同學送行，我就是被送行九人中唯一被稱為「初二小孩兒」的那人。（此文署筆名，因在美國媒體工作，以現名張敏發稿，凡署筆名之作，是與工作無關的個人言說。）
《記憶》雜誌先後發表《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對於尋求卞仲耘之死真相、深入研究文革史非常有益。當然，我對文中觀點不盡認同。例如，校友葉維麗在〈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說「我想，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我當然同意要面對自己良知，但說出真相，追究直接責任者、凶手以至元凶，正是良知的真正表現。延綿六十年以上的群體凶殺，正是以「革命」的名義一再藏匿真凶，才吞噬掉高達八千萬人的性命。
追究真凶的第一步是調查、還原真相。卞仲耘校長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在學校鍋爐房高臺北側大操場被群毆時，我是現場目擊者。毆打卞仲耘是自發還是有人組織、宋彬彬是不是凶手、她對卞仲耘之死是否負有責任我可以就我所知，略談一二。
文革初期的1966年八月，毛澤東在北京多次檢閱紅衛兵。
8月18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宋彬彬上天安門向毛獻紅衛兵袖章。
全校有統一組織指揮、不是權力真空
目前爭論焦點之一是七月底工作組撤走後到八月五日，學校是否權力真空？這關係到卞仲耘之死是學生在「無政府狀態下」自發衝動之舉，還是有組織有準備的凶殺，也關係到宋彬彬是否負有責任。
師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學，聚集了很多中國政要、統戰對象和高級知識份子之女。毛澤東的兩個女兒，劉少奇、鄧小平之女分別在校畢業和就讀。文革工作組，由鄧小平直接過問。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晚，天已全黑，悶熱，大約九點多，突然有三、四個「紅五類」同學進了我家門。非常嚴厲地說：「你明天早晨必須到學校，如果不去，格殺勿論！」說完轉身離去。「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貼在大操場邊宿舍樓門口已經好幾天，恐怖氣氛使「黑五類」人人自危。
八月四日上午，我心懷恐懼走進教室。課桌靠邊，當中擺著幾排椅子，全班四十多個同學，被分成涇渭分明的三類。「紅五類」坐在椅子上。九個「黑五類」面對大家，背向黑板，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幾個出身不紅不黑的「灰色」同學被指定坐在地上，讓她們看批鬥「黑五類」，她們可以發言，不能動手。
批鬥會開始，教室門被砰然推開。董××被幾個「紅五類」推搡著進來，被喝斥「你什麼出身？」「革軍」，董說。「革軍？騙人！你生父是反革命！」董的母親是俄語教授，父親是解放軍軍醫，原來那不是她的生父。董分辨不清，站進我們這排。隨後，「紅五類」頭頭的鄭重宣布，讓我們知道全班同學都被查清了三代。
我們仍被命令繼續低頭。聽到齊唱響起「對聯」歌。接著，二十個正牌「紅五類」圍上來，扯下我們的「紅領巾」，警告『永遠不許再戴！』。於是毆打開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腳踢，刷大字報的漿糊、紫色墨汁從頭上澆下來，要我們揭發父母的反動言行，承認自己是「狗崽子」。
大約兩、三小時後，教室門再次被推開。高三學生黃××一腳裡一腳外，與我們班「紅五類」頭頭低聲嘀咕了一會兒。我站在離門不遠處，能聽清幾句，大意是時間差不多了，可以結束了。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宣布散會前，「紅五類」頭頭特別要求全班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類」必須來。
八月四日這天，師大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我們班這樣的批鬥會。黃××的出現，表明班級的行動是有包括高年級學生在內的校級組織指揮。否則，十五歲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學的檔案資料？從哪裡得到「格殺勿論」的許可？更重要的是，誰有權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
卞仲耘蒙難日的親眼所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和許多「黑五類」同學一起被押到操場上看校領導挨批鬥，說是「斗黑幫」。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畫面，永遠定格在我記憶中。
鍋爐房高臺（常常是批鬥會主持者和發言人站的地方）北側的大操場邊上，塵土飛揚。卞仲耘校長被同學團團圍住，你推我搡，拳腳相加，棍棒揮動。一向倔強的胡志濤副校長（女）頭髮被揪亂，有同學往她頭上澆紫墨汁、扣字紙簍，她嘟囔著什麼，哭喪的臉上仍透著不服。
我們這些被押著來看的，因擁擠推攘，漸漸亂了隊。只見有同學掄著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離她最近時，大約兩米。看到鐵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著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稱象牙黃）色柞蠶絲短袖衫，鐵釘扎進皮肉，再拔出來，留下一個紫黑點，不是想像中的鮮血淋漓。
關於帶釘桌椅腿的記憶，從校友王友琴的記述中得到證實，那是同學從木工房拿來的。誰提示或組織同學去拿的？誰決定這樣打校長？
四十一年後，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他保存卞校長血衣至今，確認我記憶中卞校長那天所穿衣服顏色樣式質地都沒記錯。根據幾位校友的文字回憶，後來卞仲耘被押到後邊小操場干重活，我當時沒跟過去。再後來她又被押到宿舍樓裡受到各種折磨，因為樓道狹窄，從旁目擊者不多。
在大操場上批鬥毆打校領導之後，她被帶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漸漸散去，原來押著我們「黑五類」的「紅五類」們也不見了。我和同班「黑五類」同學魏××、崔××和孫××趕快像往常一樣，躲到後院堆放生物課用的動物和人體骨骼模型的小屋，捧著《毛選》「避難」去了。
第二天，從學校廣播（教室小喇叭）裡得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進郵電醫院，宣告死亡。後來又得知，其實送進醫院前，已經死了。
打死卞仲耘校長的是不是紅衛兵？
卞案爭議的又一焦點，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時，學校裡是否已經成立紅衛兵？卞校長是不是被紅衛兵打死的？這關乎後來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與卞仲耘之死有沒有關係。我可以肯定，師大女附中在七月三十一日前就有了紅衛兵。
師大女附中因為學生「通天」，文革中事事聞風而動，不會落後。清華附中五月二十九日有了紅衛兵後，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七日的三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都一一抄錄，在校園張貼。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支持的信，寫於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之間。八月一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當天，會議印發了毛的信及清華附中紅衛兵所寫的兩篇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
如果說清華附中紅衛兵明確得到毛支持後，師大女附中直到卞仲耘蒙難的八月五日，還沒有紅衛兵，不是掩人耳目，就是女附中局外人。再看另一方面，現已確認，師大女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七月三十一日已成立。該組織之所以這樣命名，是為了區別主流紅衛兵。僅以上述順序論，說八月五日師大女附中還沒成立紅衛兵，肯定與事實不符。
至於現在想以「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門前還沒有現成的紅衛兵袖章為理由，證明八月五日師大女附中還沒有紅衛兵，打死卞仲耘與紅衛兵無關，更是牽強到完全站不住腳。當時物質匱乏，買布要布票，布票都在家長手裡把著過日子，學生一時半會兒弄不到布毫不奇怪。從事實看，八月四日我們班誰能動手打人，誰該被打，涇渭分明，與袖章毫無關係。
一天之後的八月五日，誰有資格鬥黑幫，誰被帶到木工房拿桌椅腿，誰被押到操場上看以儆傚尤，都有一定之規。一如十三天之後，那五十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紅衛兵代表，既不憑袖章，也絕不會靠抽籤或自願報名而定。
早在六月二日停課之後，最初班文革核心小組成立，全由出身而定。最初的紅衛兵就是紅五類，紅五類是當然的紅衛兵，自然不過。到七月底八月初「對聯」一夜間貼遍北京城，出身決定一切，不是紅五類敢冒充紅衛兵的，輕則批鬥毆打，重則格殺勿論，與袖章毫無關係。
紅衛兵宋彬彬與八一八毛澤東
當然，說是紅黑涇渭分明，也不盡然。時有革乾子女，一夜變色，父母被揪出來，遂淪為黑五類，「好漢」變「混蛋」，成了狗崽子。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蒙難這天，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提出黨中央還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當時國人並不知情，劉少奇鄧小平還是國家領導人。師大女附中開批判會，有人上臺發言，劉女、鄧女都在場，她們一如既往高喊「開會發言報出身！」直到八月十八日，劉少奇還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上午，毛澤東正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百萬紅衛兵。當看見螢屏上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我一時完全反應不過來——天上的毛澤東和我們學校的宋彬彬面對面說話？隨後，電視臺解說員說「毛主席問『你叫什麼名字？』她說『宋彬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這是「最高統帥」對毆打和殺戮表示認可的確鑿證明。毛澤東無疑是紅八月殺戮的元凶。
毛與宋這段著名對話，迅速傳遍全國。此後，在北京，在全國各地，又有許許多多教育工作者，死在學生的拳腳棍棒之下，更多黑五類死於毒打。校友王友琴以歷史義工身份，用二十多年業餘時間，記錄包括卞仲耘校長在內的中國五百位以上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喪生經過。對王友琴所做的工作，我深懷欽敬之意。王友琴在為一九六六年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挽回榮譽。
宋彬彬應該走出毛的陰影
綜上所述，並參看各方證詞與研究報告，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一、直接動手殺死卞仲耘的是師大女附中的一群學生，而不是哪一個人，當然也不是宋彬彬一個人。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有極大嫌疑。
二、直接動手導致卞仲耘死亡的一群人裡，紅五類佔絕大多數。讓當時所有學生平攤直接動手殺人責任，或有意無意空談良知，僅僅為宋彬彬一人鳴冤，都與公義原則不符。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三位學生黨員劉進、宋彬彬、馬德秀共同貼出全校第一張大字報，全校以她們馬首是瞻，八月五日她們三位仍是學校裡具有令行禁止能力的人。她們是否參與群毆卞仲耘的組織和準備？尚無足夠證據。
四、最近看到宋彬彬說卞仲耘被群毆時她在現場，沒有參與，還作了勸阻，對此說法，我作部分存疑。因為如果劉進、宋彬彬、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當時大喝一聲「不要打了！」以她們標誌性的地位和影響力，一定有很多同學會跟著制止打人，卞仲耘當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當時沒有人出來喝阻。
五、師大女附中九十年校慶，專題是「光榮與夢想」。經中共中央判定文革是「十年浩劫」之後，宋彬彬與毛澤東的蒙太奇，竟被奉為「光榮」，是歷史大倒退。宋彬彬分享光榮不辭，分享恥辱就叫屈，是什麼邏輯？
六、毋庸置疑，如果毛澤東不發動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師大女附中所有學生都會照常坐在教室上課，卞仲耘會在她的校長室辦公。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導致包括卞仲耘在內的兩百萬也許高達三百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每一個案，都有直接責任者，應該不懈追究。毛澤東是這場殺戮的元凶和真凶，應首先追究。
因此，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凶，不能不從毛澤東開始。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沾上毛澤東的邊，成為在全中國呼喚「要武」的符號，導致千萬人命喪黃泉。如果宋彬彬因此蒙受了什麼「冤屈」，理應先訴毛澤東，切斷與毛綁縛在一起的「光榮」紐帶，參與將毛請下天安門、請出紀念堂的義舉，宋彬彬才有望走出那張據說曾「讓她揹黑鍋」，也曾「讓她無上榮光」的著名照片帶給她的一切陰影。
（作者現任北美記者，本文為原稿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