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大陸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應該記得，五十年以前，M因為急於奪得斯大林死後「社會主義陣營」 中一把手的皇冠，便把有可能仗義直言者都打成右派份子，將他們的聲帶掐斷，異想天開地發動了一場「大躍進」運動。號令全黨、強令全國人民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似乎是誰統治的國家率先進入了共產主義，誰就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是當仁不讓的地球「球長」。
1958 年搞所謂「大兵團作戰」的「全民煉鋼」，讓成熟的農作物沒人收割爛在地裡，緊接著第二年農業 「放高產衛星」，吹噓糧食畝產萬斤甚至十幾萬斤，實際上違犯農業生產常規，胡作非為地移栽密植，幾乎使糧食顆粒無收，最後造成震驚世界的大飢荒，全國餓死的平民百姓在四千萬人以上。
那時，我早已是一名右派勞教分子了，四川省將右派勞教分子中的年輕力壯者約六千人，押送到一個名叫公安廳勞動教養筑路二支隊的新單位，像這類能將右派份子改造得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地方，無論如何也得把我弄去。就這樣我到了內江至昆明的鐵路工地，地點在與四川接壤的雲南省鹽津縣。我所在的是一個隧道中隊，具體的勞動就是在隧道裡打炮眼、放炮和出渣。當時這個重體力工種的糧食標準也許是全國最高的，每人每月六十斤。可惜好景不長，自1959年開始，突然降為五十二斤，然後四十二斤，更可怕的是伴之而來的糖、油之類副食品從市場上消失，我們便開始接受飢餓的煎熬。某日，在我們下班後排隊打飯時，我聽見排在我身後的一位來自中江縣的丁姓小學校長，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唉！活了四十歲才第一次聞到飯香！」這便是剛剛被踩破了膽的知識份子在飢餓熬煎中的一聲微弱的呻吟。
隨著工程進展的需要，支隊部辦了一個安砌工培訓班，其實只是從各中隊抽調些勞動力去突擊修建一個大型橋墩。在這裡，我碰到一個和我一樣也是來自南充的老熟人，他是駐軍預備師的一個中尉軍官，在南充時，我倆同為文學愛好者有點交往。見面時他一改以往那種玩世不恭的樂天作派，而是苦笑著說：「這輩子我作過挨槍斃的準備，就沒作過挨餓的準備」。我盯著他身高一米八三的大塊頭，只好用解嘲的口吻安慰他說：「當了右派，你反倒連升兩級，從中尉直接晉升到大胃（尉）了」，回答我這個苦澀的詼諧的依然是一臉苦笑。幾天以後，安砌培訓班結束，我倆便各自回到原來的中隊。
突然間，內昆鐵路下馬停建，筑路支隊將全部遷往大涼山去修成昆鐵路。按對付被專政者的慣用手段，絕對不會宣布這類調動的來龍去脈，以防階級敵人乘機逃跑或搞其他破壞。直到出發前夕，監管幹部像騙幼兒園的小孩似的對我們這群「狡猾的敵人」 說：「我們將去的地方物資供應特別好，豬肉都不定量……」一年多的勞教生涯，特別是近年來吹得離譜的「高產衛星」，加上右派們剛剛領教過D在反右運動中搞陽謀的自我暴露，認清了他那副「騙你沒商量」的蠻橫嘴臉，付之一笑而已。
此前，炊事房忙了幾天，烤製出一批特大型的燒餅，每個勞教分子發了六個並宣布說：「這是你們途中三天的早餐和午餐。」按勞教隊轉移工地的常規，爬上大卡車以後，「分子」們用各自的背包充著坐椅，列成四排一個緊挨著一個擁擠在車上。最前面是一個手持衝鋒槍的武警士兵，他虎視耽眈地注視著這一群飢腸轆轆的勞教分子，他們盯著前面那陰森的槍口納悶：「不是口口聲聲說我們還有公民權嗎，槍口對準的公民還能叫公民嗎？」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只有「湖南痞子」的那一句無恥讕言，他說：「我這個人就是無法無天」。
三天的旅途結束，我們便來到大涼山裡的喜德縣工地，等待著我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壞消息，那位經常苦笑的（大胃）軍官死了，他在旅途中一頓就吃完了六個大燒餅活活脹死了，那年他才二十四歲。
不到一年，成昆鐵路又下馬停建，再次扔下一個半成品，我們又被押解到旺蒼縣，去修建一條廣元到旺蒼的鐵路支線。經過此番大飢荒的掃蕩，農村裡已是十室九空，餓死的人多，空房子也多，勞教分子們被安排住進那些十室九空的大四合院，它替代了以往自己搭建的簡陋工棚。
鄰居們便是熬過了飢荒的倖存者，在聽過他們講述的各種餓死人的往事裡，一則脹死人的離奇更令我終生難忘：
住地的對面有一條公路，公路前方的拐彎處，有一段陡峭的上坡，汽車上行到這裡都得氣喘吁吁地爬坡，飢荒年代，汽車裡裝著的一袋袋大米更容易刺傷飢民的眼球。某夜，被飢餓逼上樑山的四個有心人協同配合弄了一袋回來，此刻他們最迫切的願望是飽餐一頓，便七手八腳的用一口大沙鍋煮了滿滿一鍋，就在即將生米煮成熟飯的那一刻，傳來了敲門聲，敲門者在門外晃著電筒自稱民兵前來查夜，這四個氣急敗壞的「有心人」只好從後門倉惶逃出。破門而入的兩個民兵聞出屋內似有異味，而這股異味正是久違的飯香。那年頭的凡夫俗子沒人能抗拒飯香的誘惑，在爐火的引導下，他倆很快地找到了沙鍋的所在。說時遲那時快，這鍋夾生飯作為戰利品把他倆脹得東倒西歪苦不堪言。上世紀所修的老式房屋，房門的下方都鑲嵌有一塊長形木板充作門檻，堂屋的大門下更嵌有一塊高達三十多公分的木板，可能為防止雞鴨等家禽竄入屋內影響衛生。其中一個民兵甚至俯臥在門檻上將脹得難受的腹部在上面壓揉，直到他呼媽喊娘的叫聲變成低聲呻吟，到最後一聲不吭了；另一個經過一番嘔吐，捂著肚子哼了半個多小時似乎有了轉機，他以為他的同夥已經睡著，一邊叫他的名字一邊向他走近，來到身邊用電筒一照，那張瞪眼歪嘴的畸形面孔讓他著實嚇了一大跳，一摸他的鼻孔，斷氣了……
說完這則往事，講述者硬拉著我去看那塊俯臥過死者的門檻，距我們說話的地點還不到十米遠。
兩個月後，我從勞教隊逃跑，抓回來便以叛國投敵罪判刑十八年，押解到地處大涼山的雷馬屏勞改農場服刑，這是個關押了近萬人的大型農場。1956年左右，涼山彞族七百餘人曾經被關押在這座監獄裡，他們在這個暗無天日的地方度過了可怕的三年大飢荒年代。1962年這批彞族犯人遷往西昌監獄，離開這座監獄時只剩下七十多人，不足十分之一。我到這個農場後，老犯們也常常講述前幾年餓死人的慘狀：
1960 年冬，農場開始播種小麥，便派了犯人到場部去挑運麥種。飢荒年代的犯人，還能挑五十斤左右的絕對靠偷吃生產成品才保有這個體力，這個挑麥種的彞族犯人以往生包谷、生洋芋、生南瓜曾經吃過，這些麥粒似乎更為可口，加上他獨自一人除卻相互監督的壓力，吃起來精神放鬆毫無後顧之憂，左一把右一把地大飽口福。回到中隊以後，為避免嫌疑他照常吃下自己那份不多的口糧。睡覺以後，他口渴難忍，不斷地喝水止渴，顯然肚子裡的麥種吸收水分以後膨脹，肚子明顯鼓脹起來，他也痛得得呼媽喊娘滿地打滾。犯人衛生員要求隊部允許將他送進醫院，但崎嶇的山路和四肢無力的犯人阻止了這個搶救機會，次日凌晨就死了，死時他的肚子已大得像一個臨盆的產婦。
我作為那場飢荒的見證人，知道那千千萬萬死難者，在臨終前絮絮叨叨的呻吟著說的一句話是讓我吃一頓飽飯，比起那些連吃頓飽飯再死的願望都無法實現的不幸同胞，這些被脹死的人也許可算是「幸運兒」，但他們的這種幸運的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