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路揚帆採訪報導】02年赴美，從事金屬材料工程現年近五十歲的徐先生，早年留學德國獲博士學位後即返國服務，在國內著名大學擔任教師，1996年他閱讀了法輪功著作《轉法輪》一書後，成為法輪功修煉者。1999年7月，當時擔任副教授的徐先生以法輪功修煉者的身份走向北京信訪辦上訪，22日下午他與一同上訪的妻子返抵家門。在挨餓30小時後，他們煮了水餃。徐先生清晰的記得，就在他們吃完水餃的下午3點，電視臺開始對法輪功進行了各種負面的報導。作為親身經歷者的徐先生，在接受記者的訪談後，還原了當時歷史的面貌，以下是徐先生的回憶。
4.25之後（註：4月25日法輪功學員萬人上訪之事），在北京就經常有警察到各個煉功點來，當然一般我們也不會特別理會，我們就是照常煉功，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該上班的上班，當時就是這麼個情況。
1999年7月20日早上，也許是7月19號晚上，中共當局抓捕了各地方的輔導員，人數可能有幾千人。我們在7月20日早上知道了這個消息，十分震驚。我記得很清楚，6月14日人民日報上刊登著「我們不反對煉功」，也就是說不會禁止煉法輪功。但現在竟發生了抓捕輔導員這樣的事情，我們幾個功友互相討論一下，覺得應該去信訪局。因為我們是修真、善、忍，我們不去做違法的事情，我們通過合法的管道，去上訪，告訴他們法輪功是什麼；同時向他們反應一下情況，告訴他們抓人是不對的，因為沒有任何抓人的理由，這些煉功人沒有做任何違反法律的事情。
當天就有人去信訪局上訪，要求釋放那些被抓捕的輔導員。我與妻子是7月21號、就是第二天去了信訪局，在中南海的北面。我們大約早上8、9點到，但是根本進不了信訪局，我們在信訪局外西四附近的街邊靜靜地站著，沒有影響交通。陸陸續續來了許多人，大概有幾千人。大家的想法大概都差不多吧，就是希望信訪局有人出來，聽聽我們的想法，接受我們的意見，並把人放了。
大約11點來了武警，來了大公共汽車，接著就要我們上車。上車就上車，上車也不知道要去那裡。有的人不願上車，就三或五個人來拉你或打你。而我們煉功人是不會使用暴力的，最後大家都上車了。
上了車發現車上有2、3個便衣，我才知道剛才在信訪局外就有許多便衣在看著。我乘坐的那輛大公共汽車把我們拉到豐臺體育場。當時豐臺體育場內有兩、三千個法輪功學員，那兒也有許多武警。起初他們不知道我們這群煉功人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很緊張，體育場又很大。武警把我們隔成一塊一塊的，不讓我們走動。在某一區塊的學員不准走到其他的區塊，而且每隔2、3米他們就排成一堵人牆。
這時我們就對武警講我們為什麼要到信訪局上訪的原因，並告訴武警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我記得當天天氣很悶熱，下午還下了雨。當時站成人牆的武警沒有雨具，很多法輪功學員就自發地幫武警撐傘以免他們被雨淋濕。慢慢地，他們態度緩和了，我們也可來回走動了。
下午4、5點時，他們要我們登記，就是把我們工作單位、個人信息都登記起來。當時大家都認為我們是堂堂正正，沒有什麼可隱瞞的，一切都是公開的，因此要我們登記我們就登記。
到了晚上，他們說你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居住所在地，但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因為我們是希望要把那些輔導員放出來。隨後，我們又被脅迫地上了車。我是最後一批被拉走的，大約有三輛汽車，也就是說有三、四百人。
晚上11點左右，把我們拉到一個地方，進去後由門牌才知道是北京大興監獄，接著又叫我們登記，之後就對我們不聞不問了。大家在又累又餓又渴的情況下度過了這一天。
第二天我們被拉回海淀區一個他們叫會場地方，在又一次的登記後，就把我們拉到當地派出所。在派出所登記後我們回到家時已是7月22號下午一、兩點了。
為什麼我記得這個時間？因為我與妻子在回家途中是先到商店買餃子，當時我們已經三十幾個小時沒吃東西了。回到家就是煮餃子吃，吃完之後，大約是下午三點電視就開始對法輪功做負面的報導。從那時候起，中共當局就發動所有的宣傳媒體、國家機器開始鎮壓法輪功。實際上真正開始或者是公開宣布迫害鎮壓法輪功的日期應該是7月22號下午三點。那個時候電視就有對法輪功負面的報導了，接下來的幾天電視都是同一個東西，中共的宣傳就是這樣的，沒有別的節目。
在修煉的路上堅定地走過14個春秋的徐先生最後感慨地說：「中共是個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它的法律是當權者說了算。人民在信息受管制，也就是說無法自由獲取信息的情況下，使他們無法瞭解法輪功受迫害的事實真相。我相信，當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在中國大陸被揭開時，所有的中國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會知道中共是個什麼樣的政權，它是如何的殘害善良的中國人，它是如何破壞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與道德。」
